76句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比较精选好句

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1、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论文

(1)、(③)路内：《慈悲·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2)、古典主义：十七世纪源于法国影响欧洲的文学思潮，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抗衡的产物。理论基础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创作上以专制王权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为准则，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故称古典主义。特点是拥护王权、崇尚理性，注重艺术形式的典雅规范。古典主义继承发展古代文学的现实传统，对统一发展法兰西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摹拟古典的教条化限制了艺术的发展。

(3)、席勒式的戏剧注重抽象观念的传达，往往成为思想的传声筒，莎士比亚化的写作则在他的反面。比如谈到哈代的《苔丝》“忠诚、罪恶、宽恕，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是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分内的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4)、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堂吉诃德》陪伴了曼的整个航程。最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三月二十九日：我梦见了堂吉诃德。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数日里和我促膝长谈……他和我一样谦恭友善，而且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热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阅读：‘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了，我现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诺，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见人爱。’于是，无限的悲痛和怜悯、崇敬和思恋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种传统，它非常欧洲，那就是怀旧……然而，透过晨雾，眼前渐渐浮现出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风景，耸立着一座高塔入云的伟大城市。”

(5)、拜伦式英雄：指拜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类艺术典型。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当时的社会反感、蔑视，性格郁郁孤傲，追求自由，具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叛精神，但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斗争目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如《海盗》中的康德拉。

(6)、中文系开学，通常会有老教授引用那句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开启的是求知的渴望、规范的写作训练、学术的探究等路程，与作家是背道而驰的。尽管这一说法饱受批评，可也不得不承认，很多著名作家都非中文系出身。

(7)、由此及彼，我始终认为阅读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而文学阅读无疑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门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形象性或生动性、趣味性或审美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现实理由。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艺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二〇一六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8)、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想到了奥维德及其经典的变形与背反。

(9)、这是我等的命运、我等的幸福，也是我等的悲壮、我等的无如；我等无怨无悔。

(10)、但是，近一个时期巴尔扎克被悄无声息地边缘化了。和巴尔扎克一样，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向资本投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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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13)、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集体的、民族的、世界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致使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文学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

(14)、骑士文学：11—12世纪表现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思想感情和愿望的文学，欧洲骑士制度的产物。分为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两种体裁，多写英雄的爱情和游侠冒险故事。肯定世俗爱情，具有反禁欲主义的进步意义。

(15)、(12)王万顺：《无处安放的灵魂——评贾平凹长篇新作》，《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7期。

(16)、荷马史诗：古希腊流传最早的叙事文学作品，由盲诗人荷马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包括《伊利昂纪》、《奥德修纪》两部。前者写特洛伊战争，后者写海上历险故事。描绘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的理想。         

(17)、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值得单独进行讨论，那就是《极花》与《王城如海》。相较于其他文本，这两部作品介入社会现实的广度、力度与深度都尤为显著。但是，在社会现实面前，这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却迥然有别，得到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极花》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延续了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余华《兄弟》《第七天》、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和阎连科《炸裂志》等作品的争议模式，许多争论甚至上升到小说的本体观念、叙事美学等理论层面，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解读范围。与前几年备受争议的那些作品一样，这两部小说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采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搬移到文本中，虽然文本形态与社会接受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可以称作新的“问题小说”。《极花》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拐卖妇女现象及其社会危害，《王城如海》则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与精神雾霾。如果说前述作品在审美建构与现实反思之中偏向建构的话，那么《极花》与《王城如海》则相对更偏向反思。

(18)、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

(19)、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文学？答案可有多种，用时下年轻人的话说或有N种也未可知；但任何一种也许只是我们所能想见的关乎文学的冰山一角。

(20)、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2、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比较

(1)、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2)、真有特殊见解的三言两语，较之不痛不痒的长篇大论要可贵得多。

(3)、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4)、同年秋天，席勒随朋友一起迁往德累斯顿，并在那里完成了《唐・卡洛斯》这部以西班牙宫闱斗争为题材的政治悲剧。这是他青年时代最后一个剧本，标志着他的创作正从狂飙突进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

(5)、对当下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反思，是长篇小说的核心主题，这种态势自新世纪以来已经十分明显，也是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这些长篇小说在呈现城乡生活的荒诞性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王安忆《匿名》采用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并置的结构，路内《慈悲》则聚焦于化工厂里的生活形态，张忌《出家》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社会视角与叙事模式，赵德发《人类世》直面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病态与人类将自我灭绝的悲观命运。这些小说面对相关社会问题时的处理方式与主体态度更是有着许多差异——有的尖锐批判，有的温情呈现，有的深沉思考，有的矛盾犹疑。这些“忧愤深广”的诗学反思切中了时代生活的命脉和本质，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时代使命，既是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传统的进一步继承，也是新的叙事形态和主体立场的再度创造。

(6)、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

(7)、然而，我想说的是，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试想，我等自小吃泡饭、菜蔬，鲜有荤腥入口，长大后对西餐，尤其是奶酪之类的抗拒就非常顽固。留学期间，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记忆使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谁稀罕动他们的奶酪呢？！同样，孩时家国贫困，咱新鲜豆腐都吃不上，又怎会让它发酵变臭？！于是，目下遍地开花的臭豆腐我也从来不碰。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人之不同，犹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还有习之相远、尚之相异。

(8)、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是长篇小说塑造人物的两种模式，现代中国长篇小说则在两者之间反复选择，但无论怎么强调长篇小说对时代的责任、对现实的敏感，人物性格的完整真实、叙事结构的新颖独特、主题蕴含的多义繁复，应该是长篇小说文体观念最广泛的共识。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总体上较好处理了现实反思与审美建构的关系。较之前几年那些备受争议的小说，这些小说合理地设置了叙事立场，不急不缓地建构完整而深刻的生活世界，耐心地进行时空铺展。《匿名》的叙事节奏较为缓慢，甚至有些拖沓，对人物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勾画；《慈悲》同样将水生、玉生们的生活历史放置在苯酚厂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环境中，详尽而冷静地讲述着，他们属于普通的工人阶层，并不具有多少隐喻性，而典型性却更强了；《人类世》虽然采用了整体隐喻，但在孙参等具体人物的刻画上也极具复杂性，用悲悯的笔调塑造了立体生动的性格。可以认为，这些作品在现实反思与审美品质的平衡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能够将反思触角引向更大的深度，也能够将叙事结构的审美意蕴进行最大程度的扩展。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书写一直存在重反思轻审美、重主题轻叙事、重思想轻性格的普遍特征，而近年来的长篇在这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

(9)、亮相本期“重点推介”的是一位来自福建南平的小说新人魏冶，1989年出生，探索小说写作多年，他的小说有一种粗粝的思考力，渴望在故事的边缘触摸苦闷生活中的暖意，中篇《归途》即是如此。这是他在《福建文学》的处女作，初试啼音便惹人注目。“新实力”刊发文学评论家李美皆的散文《我周围的园子们》，文章语言清晰，开合自然，理性的评论家写起散文也是别有风情。“一线诗人”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汤养宗的新作，并在“文艺探索”推出“汤养宗诗歌评论小辑”，诗评家伍明春、陈卫等带来精彩论述。

(10)、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11)、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2期

(12)、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13)、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

(14)、(18)方方：《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15)、(15)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16)、而我，为了回答这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不仅想起了曼想起的问题，并且勾起了童年的记忆，因为它也非常文学。

(17)、《尤利西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跳房子》

(18)、且说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19)、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20)、我当时趁势借用了塞万提斯的一句名言：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认为没有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更有效的了。除却前面提到的两大特性，它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也是任何其他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电子游戏和网络快餐其实非常不利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且不说前者所赋予的感官刺激妨碍儿童亲近相对“枯燥”(有时还比较“冗长”)的文字，即使比较严肃的影视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单向度定格特征而对阅读(文字)的巨大张力产生制约作用。这里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先入为主。比方说，《红楼梦》中人林黛玉，影视作品给出的只能是陈晓旭或张晓旭、李晓旭，而绛珠仙子在我等蠹书虫的心目中却是说不尽的。恰如后结构主义所夸张的意义延宕或延异。这是语言文学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经典，其想象空间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语)。

3、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名词解释

(1)、要求文艺创作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描写，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

(2)、再则，文学的确又是“无用之用”，它一不能吃，二不能穿，三不能住，唯一的好处是茶余饭后聊可平衡道器。该出手时学堂吉诃德，该犹疑时学哈姆雷特。诚然，说到平衡道器，又不免有一个用字，或者拿悲剧医治哀伤、用喜剧自嘲嘲人；又或者陶熔诱掖、熏浸刺提，却难以立竿见影。至于能否兴观群怨，则更要看才华、积累和(话语)力量。再说得功利一点，文学还是民族文字的土壤和硕果，而文字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传统。其对人类的贡献，大是脱蒙，小谓脱盲。而民族的所有经典，譬如我们的经史子集，皆应中文而在，皆应文学而美。

(3)、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4)、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看，恩格斯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后者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想既适用于认识人类社会，也适用于观察文艺的情节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恩格斯进而提出了“典型论”。屈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结伴而生，缺一不可，并相互作用。马克思设或赞同席勒的观点，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却并不赞赏其成为时代的“单纯的传声筒”。相反，在莎士比亚那里，情节是作品的自然条件。这是由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设若文学放弃美学追求，那么它也就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叙事或政治、宗教、道德说教了。退一万步说，纵使后者，高明处也往往藉文学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即潜移默化或不动声色地使思想如盐入水、化于无形。正因为有此魅力，且颇得受众欢迎，莎氏反遭同时代作家的轻视。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其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情节和主题的最佳交汇点：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的文学经典。具体说来，情节和主题在莎氏笔下水乳交融，即清新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故事与英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艺术。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夹在中间的巴尔扎克们则明显越过了父辈、投向了祖辈。这也是文学的规律之一：托古。他们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无产者)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至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否达到了“莎士比亚化”的高度则是另一个话题，值得探讨。也许，情节由高走低、主题由低走高，恰好在莎士比亚时代形成了最美妙的交叉，是谓人文主义现实主义。而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文学在情节和主题之间似乎皆有侧重、皆有偏废。

(5)、“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标识性概念。盖因文艺批评所关切的始终是内容和方法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表现、再现、反映等不同提法或取法中每每有所规约、有所偏侧。对此，前辈同人已有不少阐述，但如何结合当下、结合实际、有的放矢、由表及里，却始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所周知，“莎士比亚化”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而“席勒式”则是主题先行的代名词。这里先说情节。

(6)、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7)、——〔保加利亚〕伊莱亚斯·卡内蒂《人类的心境》

(8)、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9)、——〔波斯〕萨迪《蔷薇园》你若不说话，不会有麻烦。你若开了口，就得有才干。

(10)、说出拒绝的理由时，别忘了为未来的索要留下某种余地。

(11)、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

(12)、最后，其实没有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篇可以无限延续的散文。说到散文，我又不能不感佩中文的美妙和丰饶。譬如这么一个简单的词汇，不仅西洋文字中找不到贴切的译法，而且连中文词典的释义也罕有贴切的。说体裁固可，谓风格亦然，却都有歧义。《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诠释：有别于韵文；有别于诗歌、戏剧和小说。不能说词典没有道理，却道不尽然，理尤可辨；顺便说说罢了，有意者不妨读读冯至先生主编、冯至和季羡林先生作序的《世界散文精华》。在此，我姑且将散文称之为文之文，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得明、说得白；一如《世界文学》是永远鲜活、永远说不尽的书之书。

(13)、话最多的人是最不聪明的人，在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拍卖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14)、——〔美〕本·琼森《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

(15)、实话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节省着使用它吧。

(16)、当然，文学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曾几何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无数中华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问题是时移世易，如今连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据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抽样调查)：《红楼梦》位列榜首。《西游记》被大话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再何况，摒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轻忽了《北宋杨家将》和《说岳全传》等等，中华民族还要不要血性呢？屈原、杜甫、岳飞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急剧下降。呜呼！还剩下什么？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吗？后者并非一无是处，但若置于彼时彼地、历史语境，那么孰重孰轻不言自明。而目前剥离历史情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似乎渐成时尚。呜呼哀哉！

(17)、说到经典。我知道这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课题。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说了经典的许多好处，却始终没有明确指认何为经典。自然，反过来说，经典的好处本身成就了经典，譬如它可资反复阅读，它具有多重乃至无限的阐释空间，它可能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等等。而我想补充的是：经典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但主要是现时的；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

(18)、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19)、(19)方方：《软埋·后记：我们不要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20)、发言须句句有着落方好。人于忙处，畜或妄发，所以有悔。

4、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概念两种比较

(1)、在微时代，在“二次元审美”时代，我的这篇文章够古板。但是，没法子啊！迄今为止，我人生的大多数时光都与书为伴、与文学为伴：幼时被迫背书，其中多半是一知半解的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儿时照例上学读书，少年则因“文革”失学而不得不窃书……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世界终于使文学和书变成了老古董。我自己又何尝不是？

(2)、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3)、我生于紧邻“三味书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间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鲁迅的缘故，那老宅几易其主、几经改造，早已人是物非，没了过去的模样。加之从百草园至大禹陵，绍兴虽小，却出过无数名士骚客，其中既有铮铮铁骨，也不乏圆滑师爷。子曰“见贤思齐”，面对古来圣贤，我等难免自惭形秽。但好处也是明摆着的。作为绍兴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无意间化作精神之氧，汇入血脉，真善美、假恶丑不厢杂厕。勾践卧薪尝胆，范蠡功成而退，文种视死如归，西施忍辱负重，再加上子胥的刚正不阿、夫差的贪色忘义、伯嚭的奸宄叛国，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啊！还有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情缘，兀自于沈园化作美丽的神话。“错，错，错”，“莫，莫，莫”，多么哀婉动人！又或者徐渭的故事：且说怪才徐文长桀骜不驯，茕茕孑立，其所言所行无不被京剧脸谱似的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最终远离了本真，成为传奇。它们活像时下的许多网络段子，谐中有黠，黠中有义，堪称民间文学的一个微缩。倘使将其同《笑林》或《笑林广记》或广义的喜剧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学对道统的某种颠覆性便难免令人敬畏。与此同时，从王充、谢安、嵇康、谢道韫到王羲之、王阳明、秋瑾、蔡元培，可谓故事多多，难以尽述。

(4)、“莎士比亚化”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创作规律的形象化表述，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世界观对莎士比亚创作经验和创作特点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针对人物塑造的席勒化而言，席勒人物性格单主题概念先行，具有教育意义，但艺术价值不高。莎士比亚化人物塑造性格丰满，既具有逻辑性、又有戏剧性性格复杂多样，充满发展变化。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

(5)、他对当时的专制统治有着深切的体会，178O年写成反抗封建暴政、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剧本《强盗》，1782年1月13日于曼海姆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的剧院就如同疯人院一样，人们潮水般的涌入狭窄的礼堂观赏戏剧，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席勒就是德国的莎士比亚。

(6)、(17)徐则臣：《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5期。

(7)、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人物内心由行动来彰显，譬如延续至今的京剧表演，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还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做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

(8)、在国外，较之《红楼梦》，《聊斋志异》无疑拥有更多读者。在这些读者中，青少年大多将女鬼的故事视为恐怖小说。也许正因为如此，博尔赫斯等人遴选的《幻想小说》中，并没有《聊斋志异》的任何篇什，倒是攫取了《风月宝鉴》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问题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女鬼总是爱上书生？哈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写书说书的大都是书生。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若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围绕这个做几篇博士论文也未尝不可。

(9)、(14)吴义勤：《贾平凹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6期。

(10)、一方面，人物形象是否完整、性格是否充分。余华《第七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乔叶《认罪书》等小说在反思现实时都采用故事覆盖人物的方式，将人物视为叙事者揭示现实荒诞的手段，人物性格本身的特征被抽空，变成某种现实状况的符码，甚至成了作者叙事立场的传声筒。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处理人物形象塑造与现实反思的关系时相对较为成功，但也有不少遗憾。《匿名》里的主人公显然就是作者铺展城乡生活的一个引导者而已，本身的性格被淹没在了命运里，而他的命运遭际则构成这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人物形象不具有本体意义，他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遭际也就无法具有典型性，而只是他的“个人悲伤”。因此，他的命运遭际更多地被偶然性所主宰，看不出更多的时代因素。也可以说，在生活层面，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城乡之间的“外在流浪汉”；在精神层面，他是苦苦寻找自己身份而不可得的“内在流浪汉”。由于作者并没有刻意经营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世界，反而大量采用议论性的笔致，所以单薄的人物形象落在了外在和内在之间的夹缝里，没有能够鲜活起来，不够立体、不够典型。因而，小说借助其所进行的现实反思也就变得抽象、不可解，某种意义上，也是未完成和不及物的。此外，小说中“那种事无巨细追溯来龙去脉的描写，对民风民俗、寻常物件的癖恋，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为小说增加了负担，而不是沉重感。”(⑥)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小说所着力进行的现实反思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人物性格的被淹没也是来自于作者全面展示社会现实的初衷，可以视作过于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过于明显的主题意识造成的结果。

(11)、毕飞宇着眼于一个作家的阅读语感，采取的是实践分析，而不是学院常见的美学分析、史学分析和诗学分析。作品是作家写作的，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需要哪些要素，毕飞宇从“国际”标准认为是：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他讲解小说所围绕的就是这四点。相比从学院派从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角度拿望远镜看小说，他自信自己的讲解更接近小说。学院化的小说课，除了符号修辞，更注重讲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毕飞宇看来，思想性的传递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两个概念。

(12)、——〔英〕吉斯特菲尔伯爵《给儿子的两封家书》

(13)、在一切言语甚至最普通的言语之中，都有着某种歌唱的韵味。

(14)、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15)、(16)徐则臣：《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5期。

(16)、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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