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句韩非子五蠹的寓言故事精选好句

韩非子五蠹

1、韩非子五蠹是谁写的

(1)、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2)、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

(3)、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4)、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5)、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

(6)、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上百镒的滚烫熔化了的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伸手去拿。

(7)、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8)、   回到现在，就变成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摇摆，社会三十年一变，当发展到头，就往保守主义倾斜，把资源分给中产底层，鼓励勤劳自律积蓄的劳动价值观，他们是工作当兵生孩子的主力，等到积蓄的差不多，就开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竞争，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一切向钱看，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给有能力赚钱的，切更多的蛋糕，鼓励消费主义，放出牛鬼蛇神，运用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巧取豪夺。

(9)、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10)、隆冬到来时，百花亦已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1)、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割地予徐而朝见徐偃王的国家有三十六个。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12)、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依托仁义道德来宣扬先王之道，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

(13)、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

(14)、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治理得安定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15)、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16)、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17)、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搭窝棚居住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有腥臊腐臭的气味又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除掉腥臊臭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疏通河道作为要务的话，那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了。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汤、武王、禹的政治措施的人，一定会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它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宋国有个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放下手中的农具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自己倒成了宋国的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都是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18)、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19)、韩非子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20)、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

2、韩非子五蠹的寓言故事

(1)、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

(2)、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着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4)、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

(5)、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6)、(1)茅茨：用茅草盖的房屋。(2)翦：同“剪”，修剪。(3)采椽：柞木做的椽子。采，通“棌”，柞木。(4)斫：砍削。(5)粝粢：粗劣的食物。(6)藜藿：泛指野菜。(7)麑：小鹿。麑裘，泛指裘皮。(8)葛：粗布麻衣。(9)服养：指吃穿。(10)臿：锹。(11)胈：腿上的毛。(12)离：通“罹”，遭遇。(13)古：通“故”。(14)絜驾：套马驾车。(15)媵腊：皆祭祀节日。(16)买庸：雇佣劳力。(17)决窦：开沟排水。(18)饷：供给食物。(19)穰：丰收。(20)实：实际情况。(21)易：看淡。(22)土：当做“士”，通“仕”。(23)橐：通“托”，依附权贵。(24)称：相称。

(7)、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8)、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

(9)、《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

(10)、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

(11)、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12)、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13)、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14)、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15)、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

(16)、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17)、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反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能感化一切，治理国家不需要刑罚)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18)、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19)、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刮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20)、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

3、韩非子五蠹什么意思

(1)、载于《韩非子》。文中以学者(战国末的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侠客)、患御者(依附权贵逃避战争或劳役的人)、工商之民为“五蠹”，认为必须将其清除，国家才能免于衰落、灭亡，并提出了重视耕战之士以富国强兵的观点。体现了法家的治国原则。

(2)、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

(3)、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

(4)、以上引子的意思是：儒家利用文章扰乱法纪，狡辩颠倒黑白，游侠使用武力欺人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

(5)、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

(6)、在韩非子所著的《韩非子·五蠹篇》中，韩非子提到了五种威胁到君王法治的人士。所谓“五蠹”，就是五种害虫的意思。

(7)、韩非说的“五蠧”就是五种社会蛀虫，而蠧就是蛀虫的意思。在这五蠧里头一种社会蛀虫就是“儒生”！

(8)、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9)、特别说明：老师、毕业生和外校同学都可以投稿作品，但没有活动证明。礼品需到校领取或请人代领。

(10)、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d，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11)、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12)、   相比较来说，社会变革的时候，财富不是决定性力量，那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国家的战略实力，只有两点一是武器装备，二是价值观，而且价值观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13)、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14)、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5)、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

(16)、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17)、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18)、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都不经修整，栋木做的椽子都不曾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着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即使现在的看门奴仆的衣食，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的奴隶的劳役，也不会比这更苦了。这样说来，古代让出天子位置的人，是脱离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般的劳苦罢了，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在节日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苦于水患的人，雇人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供饭；在丰年的秋天，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不是疏远自己的骨肉兄弟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义，是因为财物多；今人的互相争夺，不是因为狭隘，是因为财物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位置，不是因为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不是因为品德低下，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刑罚轻不是仁慈，刑罚重不是残暴，适合社会习俗来行事。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适合社会情况。

(19)、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20)、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4、韩非子五蠹中的度怎么写

(1)、《汉书·艺文志》谓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阴阳家，曰法家，曰墨家，曰名家，曰纵横家，曰农家，曰杂家，曰小说家。《韩非子》谓：“世之显学，儒、墨也。”嗣后道、法亦盛。后世或有损益，要之不出九流；迄《四库全书》次十四类，入释、道之别教。各家立宗坚密，辟犹水火，而不受外熏，然皆起于救世，故能相反相成，《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逮后世学说，则以皮相援引，不能矜已自贵。故子学必尚九流及二别教，俱主观之学焉。然之与否，诵而无伤，况乎活泼灵动，辨才成识。而以六经主常，端重严正，久则困于教条，不有诸子感发攻错，焉能与古为新？

(2)、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

(3)、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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