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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1-20 09:02:59 admin 阅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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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天，在北京工作的姑娘旁立把妈妈从南方老家接到北京务工。她陪妈妈找工作、讨薪、在圆明园唱山歌……
她妈妈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示了北京零工市场的另一面：高劳动强度、高技能要求、年龄歧视等等。
但母女俩性格中最欢乐的那部分，常常让我们忘记现实的残酷。
你很难不被这巨大蓬勃的生命力感染，然后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以下由旁立讲述
我的母亲，我可爱的妈妈，一个55岁的农村女人，她从没坐过飞机。所以我打算买一张到北京的机票，让她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
但她准备带几块腊肉和一些苞谷粑粑，我只好转订了一张火车票。票是硬卧，她也没坐过。1996年她第一次从农村去温州打工时坐的是长途卧铺车。后来，她开始坐绿皮火车，要么硬座要么站票。火车站附近有塑料凳卖，只要五到十元，即使是这样，她也舍不得买，她总强调自己精力旺盛，在那张完全垂直毫无舒适度的座椅上撑25个小时也不觉得有什么。
她睡在硬卧的上铺，55岁的手脚还算灵便，力气也大，她更喜欢上铺，因为不会有人看到她的睡姿。有两个老乡坐在下铺吃泡面，我妈拿出腊肉粽，一次吃了三个，又剥了一个水煮鸡蛋。这些都是她自己做的，两瓶水也是灌的白开水。
我给她充了五十元，并让她说明附近的标志建筑。
“我在一个桥边。”她说。
“什么桥？”
“一座石头桥。”
我妈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赚钱。
弟弟大学的学费由她承担，家里的房子也已破败。这几年村里的石头房子从东南西北突然窜起，俯视着我家那栋小小的木房。我妈觉得木房倒没什么，如果只有她自己，怎么过都行。但她总担心我和弟弟将来结婚，家里这么破会让我们丢面子。她算了算修栋一层楼的毛坯房至少要10万，她手里存款只有4万，也不能指靠我爸。所以，这次她来北京的目标就是多赚点钱。
北京很大，我妈能做很多事，不愁找不到工作，我有信心她能实现赚几万块的目标。
比如做保姆。几年前她在老家县城带过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很黏她。分别那天，孩子哭得不行。
比如做饭。十多年前她在温州一家工厂里做后勤，负责买菜做饭。除了做得好吃，她还有一大优点是能为雇主省钱：总能买到最便宜实惠的菜；没用完的葱和蒜就种起来，种的葱和蒜都长得茂盛。此刻我的阳台边就摆着一盆她种的葱，葱花都开了。
要是有一种专门逗人开心的工作就好了，类似于街头卖艺（可惜北京不能）。她太快乐了，除了我忘记关闭某个房间的灯她会惊叫之外，其余时候她总是很高兴。她喜欢唱歌（总是跑调）。她喜欢跳舞（毫无节奏）。两只手前后左右四处挥舞，像在施法。
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她便感叹北京的风真大。风大也好，她把带来的腊肉挂在窗户外，让风吹成风干腊肉。但她没料到北京鸟也多，两天后几块腊肉被鸟啄出几个巨大的坑。后来她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是她找工作不顺利的开端。
来到北京三天后，她问我是不是可以出去找工作了。我说不急。次日她又忍不住念叨，再闲一天都受不了了，明天必须去找工作。
在农村时，家里的几亩茶园是她维生的工具。二月底开始茶叶采摘直至九月采茶结束，她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夏天会突然下很大的雨，天都黑了，村里其他人都从山上赶回来，但她仍然穿着雨衣围个塑料袋继续采摘。九月底她会去隔壁县刮烟、选烟，120元一天，工作13小时。实在没有挣钱的活了，她就去菜园里挖土，也去山上砍柴。她不喜欢待在家里做细微的事，比如收拾、缝纫、打扫房屋。她总说山上的活更实在，能挣钱，人在里面也会觉得舒展很多。
北京的公交车和地铁对她而言难度很大，密密麻麻的地名，还要刷几次卡，得尽量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附近找工作。我们希望在附近的街道能发现一些招工信息，她留意每一张粘贴在玻璃上的纸条，会兴奋地凑上前看，又夸张地摆摆头说自己干不了。那些纸条上写满了她达不到的要求：50岁以下，面容姣好。
纸条上的工资：一家酒店保洁员3200块每月，一个餐馆洗碗工4000块一个月。
在离家五百米的一个店铺门口，她发现了一个招工信息。一张白色的纸条上简单地写着：招穿串串工，工资面议。
这是一个串串店，店名旁边写着川味特色店。店长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很热情，把我们叫到店外后，先点了一支烟，然后把右脚撇开，头往后缩了缩说，你妈肯定能行，这个事特简单，一会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妈回应也热情，好像终于抓到救命稻草，她连忙说，这个我会，之前也做过。
活确实不难。切好的菜用一根竹签串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资4000元一个月，月休一天，早上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但离家很近，活又简单，我们找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店长说，成，那就你了。随后他说，我们店马上要装修，预计十天，你能等吗？
我妈答应了。她打算找个零工先撑过这十天。
在离家两公里的地方，她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也是一个川菜馆，不过这家真的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
店主梳着大辫子，非常忙，拿着笔记录客人的点单，还在回答我妈的问题。她说可以管我妈一顿午餐，25元一小时，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共50元。但是工资不能日结，不干了再给。大辫子店主继续列出了很多要求：不能迟到，洗碗要快点，中午最忙时还得成为一名服务员去收拾残羹剩饭。
原先负责洗碗的是一个很瘦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他要回老家了。他从后厨区走过来，又走到用餐区，一直对我们强调这份工作的好处：不累，洗碗都是热水，伙食很好，老板吃什么你吃什么。
川菜馆的盘子很油腻，她戴着手套，系上围裙，把盘子放进一个红色的大盆，像她当保姆时给孩子洗澡那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搓一遍。中午收拾桌子时，一个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的女人慢慢走上前，细声说能不能把隔壁桌的剩菜递给她。女人只买了一盒饭，两块钱，来北京没多久，找工作不顺，开销大，钱不多了，要省着点。我妈把剩菜给了她。那个女人每天中午都会来，她和我妈达成了默契，无需她开口，我妈会主动收拾好邻桌的剩菜端给她。川菜辣，很下饭，那个女人每次都会吃得精光。
从住处走到餐馆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住处外的街道最好，树很多，很多老头老太太拉着买菜的小车，把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中途的一条街最乱，又脏，我妈说北京什么都好，就是狗屎太多。最后一公里的街道最宽，但显然不是给人走的，车都开得很快，她过马路时总是非常紧张。
有一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店里，但她无法理解北京的公交车上车得刷卡下车也得刷，她更无法理解公交车上还有个管理员，在她眼里那是无比轻松的活，她认为一般人肯定得不到那个工作。她最害怕坐过站，她会提前盯着路过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她一遍一遍想着路线，一个大转角，一座很大的桥，一个楼房有奇怪的尖角，一个公交车站，一个卖大饼的小店，最后是一个医院，它提醒我妈快到了。
我妈失去了川菜店的工作，串串店又迟迟不开门，这么一来我妈又有了空档期。我得想个办法让她找到一个新的临时工作。我做了一张海报，选了一张她正在笑的照片，那张照片拍摄于颐和园。她来北京没几天我就带她去了。颐和园风景很好，她穿着大红色卫衣，背后是北京特有的色彩，橙黄的树叶绛红的墙，她一笑，牙齿就占据了整张脸。不知道雇主是否喜欢这种笑容。
我在海报上写着她的个人信息：
林志秀，53岁。会做很好吃的菜，偏南方，可根据雇主口味调整。
性格好，真的很好。
有自己住的地方，不需住家。
前来打招呼的都是一些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他们的需求都很临时。有人需要一位临时保洁员，有人需要临时保姆。但有一个共同的难题，他们离得都很远，都在五公里外，我怀疑我妈会迷路，也许等她适应了北京这个大城市再说。
轮到我妈着急了。没有合适的工作，她只能一直坐在我们的出租房里。她从来没这么闲过。她的解决办法是拖地。早上等我起床后，她会把家里上上下下拖一次，中午再拖一次，晚上还拖一次。她给阳台上的植物浇水，把垃圾桶的垃圾捡在一个口袋里扔掉，垃圾桶每天都是空的。
那个好心的女人只好下楼来接她。她先生晚上6点半下班，我妈需要在先生下班之前把饭做好，一个星期去三次。她领着我妈进了厨房，把食材和调料指给我妈看，然后就进屋去了。
雇主很讲规则，我妈还没走多久就收到了她发来的70元红包。我妈觉得还是大城市好，两个小时，只要做做饭就能得到这么多钱。
雇主又发信息来问她的拿手菜是什么，我妈说红烧排骨，她不会打“烧”字，手写了一个“红火排骨”发了过去。后来得到了评价：果然是拿手菜，真的太好吃了。我妈通常会做三菜一汤，一个大菜，两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每天做完后，她都会紧张地问对方，饭菜口味如何，咸不咸，油腻吗？回到家后她一直琢磨后面要给雇主做什么菜吃，生怕失去这份工作。一个下午，雇主发信息说她就要搬家了，到时候再来找我妈。
我妈又失去了工作。
我妈对于住我的用我的吃我的感到歉疚，她提议把她住的那间屋子租出去，她睡在阳台就好了。她构想了那个局面，在阳台打一个地铺，晚上轻手轻脚去睡，早上轻手轻脚地起来，绝不打扰我。我安慰她，你来北京就算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做，我也能负担得起。但她坐立不安，她喜欢用手指的关节敲击墙面，来缓解或是配合她的忧虑，但她敲着敲着就敲起了节奏，越敲越快，她突然哼起调子来，又开始摆头，最后哈哈大笑。
朋友介绍了一家家政公司，对方说北京现在用工难，很缺人，要我妈赶紧去报到。家政公司一上来就问我妈会不会做包子和馒头，他们认定我妈做保姆绝对不合适：一个南方人不会做北方人吃的食物，在北京是不可能有任何市场的。更多雇主喜欢年轻的保姆，一个大老板开着奔驰过来，开价一万，要求保姆40岁以下以及会开车。还有单身的大龄男性来到公司，要求寻找单身保姆，我妈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开着玩笑说，这个工资可高了，可惜我年纪太大了，长得也不漂亮。
家政公司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做保洁，要么照顾老人。
这时刚好有人来找切肉师傅，我妈连忙说她切肉切得非常好，从小就切，切了几十年。但她没有想到是去切羊肉。我妈属羊，她觉得切羊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道理”也是她从家政公司听来的。
卖肉的菜市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也是走路半个小时，开门早，早上五点半就得赶过去。对方给十五块钱算午饭钱，我妈在菜市场买两个饼能管一天。剩下十块钱买点打折蔬菜，切肉后余下的羊下水有时候老板也送给她。
第二天下午她哭丧着脸回来了，她又辞职了。她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老板总在末尾要加一个儿化音，他让我妈拿什么，我妈没听懂多问一句，他就提高声音，哎哎哎！我说啊！这这这！我妈觉得这是在凶她，肉摊上还有很多砍刀，她越想越害怕。最后她总结说，家政老师的讲法还是有道理，的确不能去切自己属相的肉。
我们在附近找到了另一个家政公司，里面有个大沙发，自称李姐的家政主管说，这个沙发可以出租，住一晚30元。地铁公司来这里招保洁员，家政让我妈给了500元中介费后把她介绍给了地铁公司。李姐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找到工作就要抽成工资的百分之十，地铁公司开5000，就应该给我500，但这时我妈还未与地铁公司签署任何劳动合同。随后，地铁公司派了一个年轻女性来“认领”我妈，她提出让我妈把头发染一染，别显老。
第一天去上班时她五点多就起床了，她担心迟到，整夜都没怎么睡。晚上九点多她回到家后，看起来却不太高兴。原来她工作的地方并不是在地铁站内，而是那个地铁公司。但她首先还是说自己又长了见识，她说从没见过有那么多关卡的地方，进了大门有小门，一路都要刷卡，地板像镜子，所有人穿着一种颜色的衣服。不过也正是这些让我妈十分沮丧，每打扫完一个地方就需要填表，几点钟，谁做的，无数的表格，我妈的眼睛看不清，她觉得自己的脑子也理不清。
几天后，地铁公司的一个主管告诉她不用在这里工作了。如果她愿意，可以去打扫地下车库，工资没那么高，只有3800元。我妈拒绝了。她说能否把这几天的工资发给她，对方说可以，不过后来一直没有收到。最让她烦恼的还是被家政公司抽走的500元，她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并不介意交钱，只是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明明没有5000元的工资为何要收取500元。她说要把钱要回来。李姐很不高兴，她说再给你介绍新的工作好了，但我妈已经不相信她了，她只想要回200元。李姐说那可不行。我妈说，那我去报警。最后她收到了退回的200元。
秋天即将结束，窗前的树叶早就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当我和我妈都在家里时，她越来越小心翼翼，她推开一个门缝问我吃不吃饭，到了晚上又把脚盆放到我面前，里面是艾草熬的水。白天她就出去，我不想关心她去了哪里，但她一回来我又忍不住问她。中午她会刷一会儿抖音，偶尔声音大了，看到我的脸色一变她立马调小，后来她干脆跑到她的屋子放在被窝边看。她又开始拖地了，从早到晚从里到外连拖三遍。我不希望她在这个家像一个保姆，像一个寄人篱下的人。可她不听。我丢弃的咖啡外卖杯被她用作漱口杯，她把自己的牙刷放在里面。这个她自制的漱口杯没有放在洗漱台，而是放在暖气片上。暖气片在洗漱台下方，隐蔽，没人会注意。那像一个她心里认定的等级，像她对自己的定位。
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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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需要把一盆盆藕片、土豆片、虾、火腿肠、牛肉、金针菇、大白菜用一根根竹签全部串起来。她数过，从早到晚可以串一千多串。店里管早饭和午饭，但吃得不好，连续十天吃的都是咸菜加鸡蛋。她工作期间，我朋友去这家店吃过一次饭，她已经下班了，朋友拿来很多串串摆在桌上，这些可能都是我妈串的。
她也逐渐熟悉了附近的便宜菜市场。我喜欢吃橘子，她总能买到很多打折的。有时她会带上我的相机到处拍，相机里的照片很多是我，其次是外卖员、快递员和遛狗的人。她吹口哨吹得很好，每次遇到狗，她就会对着狗吹起哨子，有些狗直接跟进了屋。她把家里的快递盒和塑料瓶都压平放在她的床底，也会在外面捡一些回来，存到放不下了就去卖，卖了4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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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个工人都被那个女人气跑了。我妈也受不了，她对店长提过几次要走，店长不放人，一直说等新的人来了你才能走。其中一个合伙人还跑到了我家里，劝我妈忍一忍。我妈答应了。但一个新人来了三天也走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妈离开。我妈坚持要走。那个店长可能是喝了酒，他说，要是你年轻点，我就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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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日到了。她提前说了什么都不要买，要省钱，炖一只猪脚就好。我还是给她买了一个蛋糕、两个气球和一个“王冠”。我拿出来时她特别高兴，连客套的“不要浪费钱”都没说。她是真高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
元旦之后，我在一个超市里寻找打折食物时发现了一张招工信息，上面没有写年龄要求。我把她带去超市，找到了店长。那是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孩。我想如果运气好，能和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我妈的日子应该会好些。他就问了一句年龄，我说五十四岁，他只是回了一句“没办法交社保了”，我有些惊讶，怎么可能祈求这么好的待遇，对于大多数年纪大的体力劳动者，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按时收到工资，就算是非常幸运了。
我妈面试成功了。全家再次变得很高兴，但这次我们不敢再放开胆子高兴了。我给她泼冷水说，先忍一忍，从很多方面来说，前面那些工作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但这次的工作稍微显现出不同，这种不同好像能让你期待点什么。超市通知我妈去办理入职手续，我高兴又惊讶，就好像那个地铁公司一样，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依靠？我帮她对接了HR，帮她下载了钉钉，给她办理了工资卡。最后，她自己去签了合同还谈好了工资。
回到家，她真的很想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你猜工资多少钱？”
“5500？”
“再往上！”
“6000？”
“对头！元旦还有三薪，还有还有，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也可以不休息，但有加班费。”
晚上我买了两块牛排和两瓶啤酒为她庆祝。说真的，我此刻不想再担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了，我只想在这一刻好好祝贺她。
新工作的第一个任务是卖鸡蛋。这个工作特别适合她，她嗓门大，不需要扩音器和录音器，你在超市门口就能听见她在叫卖，“原价30的鸡蛋现在优惠卖只需要25了！来来来！”除了我，能听懂的人估计不多。最后她干脆用方言喊，也没有人管她。超市需要的可能只是那种气势。
她又被安排去卖海鲜：“鱼，都打折了！虾也便宜卖！”
这份工作真好啊，哪里能找到只用动嘴不动手的工作呢？她从来没有想到只需站在那里喊几声就能挣到钱。她越喊越起劲，越喊越大声，就像她在山里的时候一样，对着深山中所有的树和动物大声唱歌一样。
卖海鲜的人经常会给我妈一些不要的鱼籽和鱼泡，卖包子的人会给我妈一些报损的包子，卖水果的人会把不新鲜的水果低价卖给我妈。她回家时就像一个带着精美礼品的人，兴冲冲地把所有东西摊开给我看。她终于觉得她也可以为我做点什么了。
不过，没多久她就被调到超市的“小厨”去了，负责卖熟食，包子、饼、面条、饺子和酸辣粉。上午7点和晚上9点。我妈记不住各种包子口味，不会操作外卖单。店长安慰我妈说，大姐你要坚持一下，再学习两天就会了。她在一个本子上记着包子的识别方式：包装上有一个订书针的是酸菜牛肉包，两个的是香辣粉丝包。她还学会了钉钉打卡，每天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己的考勤记录。
总之，到那个月末时，她已经克服了困难，一切进展良好。过新年了，我妈收到了超市送的一箱橘子、一箱牛奶和一箱鸡蛋，她又发了抖音，还设计了一个剧情，她很高兴。
我和弟弟都不叫她为“妈”，我们叫她“秀儿”，后面那个儿字通常可以省略。秀儿，儿化音，你念念看，念快一点，听起来就像一种鸟叫。我妈答应得很自然，反倒是家里的几个男人，比如我爸我叔，数落我们不懂尊卑。我妈和我们一样不理解这个家里的秩序和规则。在北京，我们可以畅快地叫她的名字。
她上班时需要一副老花镜，主要用来看外卖平台发来的信息。上午10点到11点最忙，肯定是附近的年轻人集中饿了。我妈同时煮面、饺子和酸辣粉。她在订单上看见有人留言：“大哥大姐求多煮点面，我吃不饱。”我妈叹气，分量可都是固定的。但她觉得年轻人很可怜，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早上的拉面还剩一点，就加进去吧。那碗面又大又满。
2月初，我妈收到了工资。那是目前为止她收到过的最高月工资。她很激动，表示要请客庆贺一下，在超市里她买了最便宜的排骨和打折的蔬菜，还买了小瓶白酒喝了些。喝到有点醉了，她又感叹工资如此之高，让她舍不得走了。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了北京，她也是必然要离开的。她又说：“如果那些钱都是纸币就更好了，数都要数很久！”
她只是后悔没有早点辞去串串店的工作。她在超市工作后，串串店的工资发到她的银行卡，比她预计的少了300元。她很愤怒，在那个店倍受欺负，现在连钱都要克扣。她给店长发信息询问，店长没有回复。她打算直接去店里要个说法。
由于那个店长之前说要打她，我决定陪她一起去。我带了一台相机，倒不是想以此威慑，而是我经常拿着相机记录我妈的生活，她很少和别人发生冲突，她的人生就是逆来顺受，我想拍下她发火的样子。
她去了后厨，很明显，她一开始的架子就不对劲，她又开始笑，是那种商议和讨好的笑。我有些失望，我以为她会发火的。店长态度冷淡，他的冷淡让我采取旁观的姿态。只要店长不动手，我就不上前。店长高过我妈一个头，他正在指挥另一个人切菜，他给出的理由无懈可击：我妈上到第二个月的第二十八天时就离开了，哪怕这二十八天里没有休息，也不能按照全勤算。
“可是这二十八天我没有休息过啊。”我妈说。
“但你没有工作完这一个月呀！这也不能算全勤。”店长说。
我妈只好说，那好吧，说清楚了就好。
店长这时突然转向我，他质问我拿着相机在干嘛，我说拍我妈呢，他说可以拍没问题。但当我们走到店外正要离去时，他冲了出来，打算抢我的相机。
他要强行删除我拍摄的片段。我把相机抱在胸前，他叉住腰，又把那只右脚撇了出来。几个月前，他也是这样的姿势，也站在同一个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妈看着我们。在某一个瞬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希望我们能打起来。
春节长假来了，我带着我妈和弟弟去了天安门。她曾说，她来北京的心愿是去看天安门。
但在进去前，我的健康宝弹窗了。我被拦在外面，弟弟带着我妈走了进去。我看着他们的身影在广场上越来越小。
阳光很好，天很蓝，云都没有。天安门附近的街道干净宽阔，你能见到很多警察和军人。我妈对他们充满好奇。她走到了广场中央，一个警察穿着大衣威严地站在那里。她打开了软件，选了一首喜庆的歌对着他拍了起来，在音乐的高潮她竟然跳起了舞，她什么也不在乎，在警察的面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她边唱边跳。
我站在外面等，但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阳光变得越来越黄，每个人都在光线里，警察和军队从我身边走过，有小孩的笑声。他们出来时阳光已经快没了，她还是有些兴奋。我说北京怎么样。她说，像做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