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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间的50个昵称英文(有谁可以提供急需情侣昵称？)

发布时间：2023-11-22 10:29:53 admin 阅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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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可以提供急需情侣昵称？

[毕竟深情不及久伴][我愿久伴深情为你]

情人间的英语爱称？

Darling:亲爱的Dear:亲爱的.Sweetheartsweety:甜心.Baby:宝贝.Lover:情人.Sugar:原意是蔗糖的意思.这里做称呼用表甜蜜之意.Honey:原意是蜂蜜的意思.这里做称呼用表甜蜜之意.

旧文重发|“领行者”耿乐：一位中国同志和他的blued王国

“领行者”耿乐：一位中国同志和他的blued王国

采：蔡川一鱼

文：蔡川

编：桌子山鬼

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下称“《通则》”）——它对人民网、腾讯、爱奇艺、光线传媒等604家会员单位做了条条款款禁播内容的规定。

《通则》中一笔带过的“同性恋”三个字，却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展示同性恋等内容须删除。”

这是2017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通则》和早些时候的“毒舌被封”“北电侯亮平”一道奏响了舆论的高潮。网民无奈、不解、愤怒、悲哀，情绪如同开闸一刻的潮水，在找到泄口之后涌动奔腾开来。

此刻，正如网络上参与声讨的大多数网民一样，刚参加完“纽约同志骄傲月”巡游的耿乐也是网上情绪高涨的质疑者之一。

此时，这位中国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Blued的创始人，他也和网民一样，就此事发了几条微博。

九天之后，耿乐这样向常识记者形容《通则》带给他的感受：“特别生气，也很伤心，不能理解，有一种被这个社会抛弃和歧视的感觉。”

整个城市都瘫痪了

6月26日，耿乐受邀作为领行者（GrandMarshals）之一参与纽约同志骄傲月巡游（2017NYCGayPrideMarch）。48年前的6月，纽约的数名警察进入了一家名为“石墙”的同性恋酒吧进行搜捕，像以往一样带走了几名未带任何身份证明的男女同志。而这一次同志却不像过去一样选择忍受，400多名同性恋者在酒吧外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数十年来积累起的不满都爆发了。为了纪念“石墙运动”，6月成了世界范围内同志自豪庆典的一个月份。

耿乐不是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巡游。2014年阿姆斯特丹骄傲运河大巡游也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纽约的巡游让耿乐更加兴奋。“纽约很大，比阿姆斯特丹大很多，人口密度很大，建筑都很高。我印象很深的是，整个城市都是彩虹旗，整个都是。支持巡游的商家都挂着彩虹旗、大海报，每个来参加巡游的人也带着彩虹旗、穿彩虹的衣服。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巡游从第五大道36街开始，四万余名参与者从这里出发，去往石墙酒吧。队伍途径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车都开不过去，全城大堵车，整个城市都瘫痪了。”

早在4月，耿乐就收到了活动方的邮件邀请。今年“骄傲月”组委会恰有一名华人志愿者，他向组委会建议“今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华人领行者？让美国的社会也能看到亚洲的面孔和同性恋的进步、斗争以及面临的问题。”后来，在组委会的投票中，耿乐票数排名第一，成功地被提名为今年的巡游领行者。领行者的作用就是走在巡游方阵之前，启动队伍。

惊喜之余，耿乐对于是否参加巡游仍然有所顾虑。“我也询问了相关的部门，问能不能去这个活动，他们告诉我说去啊，一定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展现中国形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临行前，《纽约时报》采访了耿乐，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警察现在还会抓捕同性恋吗？

这个问题让耿乐更加坚定了率领巡游的信心。他说，“外国对于中国认识的视角不全面。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警察抓捕同性恋的现象——即使有，也是小范围的偶然事件，不是普遍的。”

纽约同志骄傲节游行图源：中国城市快报

其实，偶发事件也此起彼伏。2009年8月，广州人民公园的50余名同性恋者被值守人员要求离开；同年9月，深圳警方以涉嫌参与组织同性卖淫等活动抓捕了会所里的十名男性人员，真相纷纭。2013年11月，湖南省民政厅更以“同性恋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不道德”拒绝了民间同性恋NGO的申请。

海外的声音习惯于将同性恋与平等、人权等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于中国同志现状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无独有偶，两年前，Blued和淘宝合作送7对同志情侣到美国结婚。在美国海关，警察对这7对情侣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在美国结了婚，回到中国是会被抓起来的。

巡游现场也有华裔认出了耿乐，他们向耿乐挥手，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还拍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里穿着蓝色格子衬衫的耿乐站在红色敞篷车上，向道路边的观众看去。巡游气氛轻松而欢乐，置身在这样的氛围中，耿乐说：“那一刻，作为同志真的感觉特别骄傲。”

淡蓝色的回忆

事实上，耿乐最开始创建的淡蓝网是个人性质的网站。2000年，耿乐才从警校毕业，入职警察没几年，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当时中国大的门户网站和一些传统媒体都说同性恋是病，是错的，所以我也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病了。”后来，他通过海外网站了解到“同性恋其实是正常的，是性少数人群。”但是，交友依然是个麻烦，在生活中找到同类实属不易。

耿乐补充说：“虽然当时也有网上聊天室，但是不知道哪个聊天室里的人和你一样。”他想通过一个网站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科普相关的知识。

警校时期，耿乐暗恋过一个男生，因为那所警校就在海滨城市秦皇岛，所以他给自己的网站取名“淡蓝色的回忆”。那时他刚看了演员耿乐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第二起跑线》，觉得耿乐挺帅，就把自己的名字从大名马保力改成了现在广为人知的“耿乐”。

耿乐一边帮公安局领导写材料，一边学习怎么建网站。超乎他预料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站的留言板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的人利用这个平台开出条件公开“征友”。此时恰逢同志网络文学走红，《蓝宇》的原著小说《北京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个时候淡蓝上大家的故事都是写自己的恋爱啊，写自己的悲惨啊，写自己的压抑啊，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在淡蓝上面也分享大家的文章。”渐渐地，淡蓝网的功能越来越多，交友频道，故事分享……淡蓝变成了一个社区，完成了早期的用户积累。

耿乐买了第二天早上回秦皇岛的火车票。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你要是想做警察，就把那个网站关了；要是想继续做网站，那警察这个工作你就做不了了，这个太敏感了，你不能两边都做。”当时的耿乐非常犹豫，他甚至想过骗领导放弃淡蓝网，然后瞒着公安局自己偷偷地运营淡蓝。“但是肯定也不可能嘛。”

从家人到朋友，支持耿乐辞职的只有一两个人，而最终使得耿乐决定辞职的原因是捉摸不定的理想和同样迷茫的责任。“有个同事的男朋友问我，你要是不做了，和你一起做淡蓝网的那群朋友怎么办？我一想也是，所以就决定辞职了。”现在，在耿乐位于北京的1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央仍然摆着一张淡蓝创始成员的合影。照片里，耿乐站在中央，每个人都笑着，他们赤裸上身，两面彩虹旗横遮住下半身。

图片来源：blued

2012年3月，耿乐正式辞职。因为这场偶然的出柜，耿乐一下子走出了体制内，成为了一名自由创业者。回忆起当年，他说：“其实当时特别难过，感觉头上的光环一下子都没了。”——没了稳定的工资，没了医疗保险，穿了十几年的警服也不能穿了，“什么东西都没了，心理落差特别大。”

而当时，淡蓝网的商业化运营进程也并不成功，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广告，然而广告盈利仍然微薄。身边的人都歧视、嘲笑耿乐做的东西，公安局同事觉得淡蓝是“色情网站、流氓网站”，朋友也不再跟他一起吃饭，家人也不太接受。采访开始时，耿乐还没来得及吃午饭。他这次来到成都，是要参加一家和Blued有合作关系的酒吧的店庆。采访结束后，他还要参加当晚的仪式。耿乐一边吃着方便面吸溜吸溜，一边回忆当时的情境。“真的挺难的，我那时候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好几次想从楼上跳下去。”

耿乐试图传递给外界的是阳光、正面、充满希望的形象，他的微博“从来报喜不报忧”。耿乐说：“我不会把那些写出来……人家要是看到了就会说，耿乐都要放弃了，那我们更看不到希望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同样流动在十人的团队之中。“我们当时在北京租了两间房子，一个住、一个办公，互相交流、鼓励，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现在，淡蓝的成员已经是当年的二十倍，耿乐依然会在团队中发挥引导士气的作用。《通则》公布过后，“公司的气氛一落千丈，整个都不行了，我还是要安慰他们。”耿乐说，虽然淡蓝以前也受到过类似的影响，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公开地说同性恋是变态”。

正因此，对于《通则》的质疑成了他微博中少有的涉及同志的负面情绪体现。后来，这几条微博因转发数量过高而被新浪删除。耿乐认为《通则》的危险性在于“给全社会传递了一种负面的评价，就是说，很多的部门和机构会认为这是国家传递出的一个信号。”

但紧接着他也换了一个正面角度理解《通则》释放的意义。耿乐语速很快，说话的时候总是会挑起右眉：“为什么今天大众对于这个规定中的这三个字会讨论得那么充分那么激烈呢？因为今天大家已经认为同性恋是政治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错的了。——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整个社会还是有进步的。”

但半年来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上海为同志子女征婚的11位家长志愿者被驱逐、提及“同性恋不是病”的性教育教材被下架，而根据百度地图的搜索结果，北京还有几十家“扭转治疗诊所”存在。

晃动的钟摆

耿乐认为自己并不像直接为同志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激进者，也不是处于社会边缘难以发声的弱势同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使用的是“温柔的手段”——商业。然而正如《通则》掀起的舆论浪潮所昭示的那样，事实上，公众对他和淡蓝恰有超出商业之外的期待：耿乐在微博中发了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的图片，评论里有人说耿乐也是“中国同志的总统”。

2012年11月26日，时任副总理李克强接见了防艾的社会组织，耿乐作为推荐的代表得以列席会议。当时的微博评论里有人问他：“耿乐，你跟没跟总理说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啊？”

耿乐直言，“那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地方，可以交给其他的社会组织去做。”划分禁区和边界，这是中国的每一个同志社交App都要探索的工作。如果哪个App直接提起平等、权利的字眼，那么很有可能招来麻烦。”因此，在娱乐社交之外的同志政治诉求便成了少有机构主动触碰的灰色地带，Blued也并非例外。而这正是同志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其实，Blued诞生于同志的交友需求。5年前的一天，耿乐的同事向他展示了一款英文软件，“他跟我说，‘你看，这个软件多好玩，可以看到你身边有多少gay’，我说真的吗？这么神奇，怎么一个个我都不知道？”

2014年的10月末，经过数轮融资的Blued估值高达3亿美元，而如今它的用户已经超过2500万。一名英国议员曾经发问：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可以有一家如此大型的同性恋公司存在？

这个问题很容易遮蔽另一个事实：淡蓝一直在和政府部门寻求合作。早在2009年，淡蓝就与北京市昌平区疾控中心开展防艾合作，后来合作的级别越来越高，从北京市到国家卫生部，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到世界卫生组织。半年前，副总理刘延东又会见了淡蓝的负责人。现在，淡蓝网的首页最上方有三行这样的文字：“李克强总理接见淡蓝网创始人耿乐”、“刘延东副总理会见淡蓝公益负责人”、“国家疾控中心领导为Blued点亮红丝带”。

和政府共同防艾成了淡蓝和Blued得以不受攻击的重要因素，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这家性质特殊的公司？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回答。有趣的是，耿乐说：“（李克强）总理接见完了之后我们的网站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骚扰。所以我洗了很多我跟总理的握手照片，我就想谁要欺负我们，我就给他寄一张我们的合影。”

照片里他一套黑白正装，这显然和他平时的装束不同：在给LinkedIn拍摄的广告片里，他穿着一件黑色POLO衫，采访当天是另一件款式相同的深蓝色POLO衫。

议员之问让人想起影视领域的事例。2008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中，明确将同性恋内容列进需要删减或修改的名单，但在2010年，广电总局又废止了这一文件。2015年，含有少量同性恋因素的电影《模仿游戏》和《烈日灼心》在大陆公映，后者还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但是次年1月播出的《上瘾》却没这样的好运，这部同志题材的网剧在删减了敏感镜头后依然被全网下线。

此前官方对待同志的政策一度被认为是“三不”——不支持、不反对、不鼓励。然而，在复杂事实中展现出的官方态度更像是一台老式座钟的钟摆，它总是左右晃动，在触到边界时又回拨。它时快时慢，让人难以精确计算它摇晃的摆幅和来回的周期。

Blued,不撸弟？

“不撸弟”是后来网友们给Blued的谐音戏称——Blued所倡导的“便利高效的交流”却成了其最饱受诟病的源头。

“不撸弟”这个外号极易让人将Blued、同志和性联系在一起。虽然上线6个月后，耿乐就“觉得必须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定位，大家不要把它跟性有太多的关联”，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它的质疑仍然持续不停。

问答社区“知乎”的“Blued软件”话题下有一个热门问题：Blued这款软件现今是否在男同性恋群体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问题描述里这样写到：“这款软件提供的定位功能相当精确，为部分心术不正者持续骚扰甚至恐吓别人提供了便利，也大大方便了约炮。个人认为成本过低的约炮会导致约炮泛滥化。”而这也是社会抛给Blued的最大问题。

外部公众认为，淡蓝既然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同志权益网站”，那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同志的权益——而Blued的开发设计却被认为和此相悖：可以看见对方距离的定位功能使得“约炮”更加泛滥，而个人信息的完全展示也让“约炮”的门槛更低。有用户现身说法：当他在医院门诊挂号时，身边人通过Blued发现了他的身份。

另一争端在于，人们认为，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中高发。更激烈的论调认为，Blued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

耿乐用同志面貌改变的进程驳斥这些批评的声音。“以前同性恋人群找朋友是去公厕、浴池、公园，现在都在网上找朋友。”他把同性恋的改变分为三个阶段：思想解放—身体解放—精神解放。现在，同性恋已经能够正视自我，进入了身体和性解放的阶段。“现在中国的同性恋可能还是我会和你谈恋爱，会在外面偷偷地玩，但是我不会和你结婚，可能还是找个异性恋结婚，或者结了婚过后还会出来偷偷地玩。”耿乐认为，中国的同志过了这一阶段，就会开始追求爱情、平等、权利等精神方面的诉求。

Blued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批评者质疑和攻讦的所在。

因此，“技术是否无罪”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摆在了台前。在这个辩题面前，耿乐站在了正方，“当然，技术肯定是无罪的。但是技术一定要用好”，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在Blued上提到了性啊、约炮啊、做爱啊之类的，我们都会提醒你要注意安全、佩戴安全套。”

Blued将对同志的权益保护投入到防艾、公众教育和社群服务三个部分。现在的Blued有两百余名成员，其中有七十多人隶属审核部门。这三分之一的员工24小时轮班盯着电脑屏幕，人工审核删除Blued上的违规内容。当然，也有误删的情况。比如，一名跨性别者在微博上十分不满自己的女装照片被删——这和Blued不能上传女性照片（明星、漫画除外）的规定相冲突。如果动态中有“约炮”等字眼，机器就会自动删除。

甚至有一段时间，每个Blued用户的昵称后还会出现红丝带的标志，以提醒注意预防艾滋病。但是，公众对此并不买账。还有人给Blued和同性恋戴上了“乱”的帽子。“异性恋就不乱吗？你看外面街上的洗头房、按摩房，哪个是给同性恋准备的？异性恋的离婚率高不高？”耿乐反问到，“艾滋病与性取向无关，与人们的性观念有关系。”

性观念是私人领域的话题，但和作为社会问题的同志结合起来，就对冲成了矛盾。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同性恋面临的考验不仅来源于上层来回摆动的钟摆，也来源于外部的质疑和这个人群本身的“浮躁”——这源于一些网友对于Blued里同志用户的形容。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Blued带给用户的是浅尝辄止的交友体验，不能深入，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而Blued的直播平台也加剧了“看脸”“看肉”成为同志评价他人的一把量尺。

十年后的Blued会变成什么样子？耿乐回答说：“十年之后可能就没有Blued了，或者有更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家公司，不是只有Blued这一个产品。”事实上，当Blued这个产品选择与电商合作、与线下场所合作、推出直播平台让流量变现时，已经蕴含了遭受批评的基因。

运用流量变现的模式，规避政治诉求的风险，这种耿乐口中的“温柔”策略既带给了Blued在商业上的成功，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这使得这个社交王国没能在中国的同志运动中发挥公众期待的作用。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此时的成都正是三十六度高温，耿乐不停擦汗。当谈到两个月前台湾同性恋婚姻平权时，他说：“我觉得大陆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他把手中擦过汗的卫生纸撕成了三块，“但前提是得有很多舆论和民意的铺垫，以及大家意识的转变。”

乐观派更愿意将胶着的问题理解成时间的问题、早晚的问题，那么是早还是晚呢？

除了耿乐之外，也有120多位华人作为方阵参与了纽约骄傲月巡游，他们选择了《彩虹》《小苹果》这样的中文歌曲，游行队伍一路奏乐喧腾前进。道路两侧是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参与者，女同志打开了两侧建筑的窗户，她们探出头来，举着“LOVEWINS”的牌子向巡游队伍呼喊致意；男同志吹着口哨，舞动着彩虹的飘带，他们手上举着的也是彩虹的字牌——“IFGODHATESGAYS,WHYAREWESOCUTE”。

CRN的六名男同志脱掉了上衣，他们的背后各写着一个毛笔书法汉字，连起来是这个组织的中文名字：“华人彩虹联盟”。先头方阵里还有抬着棺材的、举着牌子“反川普”的人群，同志之外的诉求一样在巡游中发声。

CRN的六名男同志图源：北京青年报深一度

更具戏剧性的是，和“石墙运动”中驱逐同志的警察不同，半世纪后的美国同志警察也参与了“纽约同志骄傲月”游行方阵。他们身着白色礼宾服，奏着军鼓乐，街边值守的警察也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一群黑人堵住了警察的方阵，质问警察：“你们既然尊重LGBT人群，那你们怎么不尊重黑人里的LGBT人群呢？”队伍僵持了一小时，这群同志警察最后继续向前走去。

耿乐想起，当时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在他的微博下对“骄傲月”表达了质疑：你们是同性恋就是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像比异性恋高尚似的。

我们是情侣，我们互相称对方什么呢，还有能帮我想一对较短但是精悍的情侣昵称吗?

叫小名，就像我吧。。。我喜欢别人叫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最好是一个专属的名字。现在人人都老婆长，亲爱的短。偶尔叫叫觉得很温暖，你们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叫名字里的字更好一些。呵呵，经供参考。(*^__^*)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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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XXX…L号的人决定去切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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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部，病人互相结识，一起等待手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鲁冲/摄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景烁

编辑| 从玉华

丁蕊用10年时间，从160斤长到280斤。

她一顿能吃4个汉堡，用盆吃意大利面，一个人吃过7小时的自助餐。她出门要开两扇门，去上海金茂大厦88层的室外玻璃栈道，刚挪到门口就被保安叫住。在欢乐谷，她玩过山车，系不上安全扣，被劝退，她气不过，转头去买棉花糖安抚自己，最后只能一圈圈坐旋转木马。

她当过导游，可多数时间只在车上“解说”长城，她爬不动长城。

她从小有哮喘，以前换季时才会发病，超过250斤后，她的发病频率增长到每月一次。一回，她的哮喘又犯了，在医院，标准大小的轮椅对她太小，她卡在轮椅里喘得更厉害了。被推到ICU时，她的血氧饱和度已降到70%多，属于极度危险，可还得等——医院凑齐6个男性医护人员，才将她抬上床。

她糖尿病严重，肚子、胳膊、脖子的肉太多，胰岛素针头全都推不进去，只能吃降糖药。

她甚至设想过，如果自己突然去世，场面会同样难堪——没人抬得动她。

最终，丁蕊选择切掉自己三分之二的胃。

走进减重中心的诊室时，贾宇用了“救命”两个字。

他的体重突破了400斤，几乎走不动路了，但他决定走一趟对他来说最远的路：从内蒙古前往北京看诊。

在北京，他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步行去门诊的路上停了四五次，他走5分钟歇5分钟，在马路上就靠着墙，在楼梯间里直接席地而坐，喘得“和别人100米冲刺完差不多”。

他一路读书都是班里“吨位最大的”。在大学，每次课前，他骑着电动车从人群中轰轰而过。穿鞋他得弯着腰，用双手把脚搬到椅子上系鞋带。就连刷牙、洗脸，他也会累得出汗，站5分钟就腰疼。

每天躺下，他会有种“被人掐着上不来气”的感觉，一晚上憋醒好几次。夜晚，他要跑六七次厕所，学校宿舍是统一的上床下桌，爬上爬下让他筋疲力竭。

每天起床逼近中午12点，常错过早课，他整天在“半昏迷状态”。

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孟化越来越忙。3年间，等待切胃床位的患者从300人上升到1000人。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肥胖患者，当体重上升到一定数值后，并发症会接连而来。

有人出差背着呼吸机；有人一进诊室门就瘫倒在墙角；一位患者出过3次交通事故，原因都是开车时睡着了。有女性因肥胖患多囊卵巢综合征，有的20年里，只有服药才能来月经，也有的很久不来月经，一来就持续50多天。

世卫组织曾警告，超重和肥胖已是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验，全球每年有至少280万人因胖致死。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权威杂志《柳叶刀》发文，15年的体重调查数据发现，BMI体重指数大于40的肥胖者比正常体重的人平均少活10年。

“肥胖是万病的上游”，孟化强调。它会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一位并发症严重的患者形容：“肥胖就是身体的零件本来是轿车的配置，但非得强开辆卡车，能不坏吗？”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患者意识不到肥胖的风险。不少人走进门诊时坚信自己没病，所有的不舒服“只是因为胖”。可术前一检查，报告单一堆上上下下的箭头。

可不是每一个“胖子”都需要做切胃手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发布《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达到28以上为肥胖。

孟化“刀下留胃”有严格的指标，BMI值达到27.5伴有糖尿病的患者能实施切胃手术；BMI值高于32.5且有糖尿病的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案是切胃手术。而BMI37.5以上的患者，有没有糖尿病，都可以切胃干预体重。

中国的腰围正在变粗。早在2016年，《柳叶刀》就已发表研究报告，中国一共有约9000万肥胖者，其中1200万属于重度肥胖，位居全球榜首。

孟化的短视频科普平台，每天收到上百条私信。他的门诊结束比别的科室晚一两个小时。据统计，2019年，中国有超1万人选择切胃手术。现在，约有100多家医院开展切胃手术。

孟化接触过最极端的患者，是一位近400斤的34岁男子，他犹豫好几年，住了院又溜走，寄希望于“自己再减减”。只过了半年，他再次来到医院，直接被拉去急诊，因为重度心衰死在了手术前。

减重中心算是中日友好医院最特殊的一个科室了。

这里的硬件都比较“豪放”，最初，门诊的秤只能称上限400斤，后来，又搬来一台上限700斤的。运送患者的移动床最高载重630斤。病号服、血压计的气囊和袖带、弹力袜都是定制的加大号。

大家分享着胖的囧和痛。有人去朋友家里，一不小心坐碎了马桶垫圈。有人做CT时两手不举高并拢，就有被卡住的风险。

有人说一次出差，站进浴缸，咕咚一声，浴缸沉下去了。她下蹲困难，坐不了柔软的沙发。她说，一次做阑尾手术，开刀医生找不到阑尾，只得再开腹。因为肥胖，她的阑尾藏在胃的后面，手术在她腹部留下20多厘米的疤痕。

那些细微的痛，只有在这里才能被理解。比如，坐火车，得买下铺。买机票，得看飞机型号。开车，方向盘会顶到肚子，踩油门和刹车总慢半拍——两条腿会擦到。好不容易看到带着一长串X的大码衣服，想还价，对方呛他：“舍得吃不舍得穿！”

脂肪把他们一点点困住。

章梓诚做IT，他负责的工程要登高，勘查楼里的网线、电线。他没法爬梯子，只能麻烦别人。越来越胖之后，他的活动空间越缩越小，工作的范围也收窄了。后来，他只能向软件方向靠拢，从零学起。

丁蕊曾在北京西直门工作，那3座标志性的子弹型高楼是她的噩梦，公司在20层，她必须在早晨5时30分出发，才能保证不迟到。

一次，电梯维修，只到16层。她扶着扶手慢慢爬4层，一次次被人甩在身后。一贯提前30分钟到的她，进门时只剩几分钟就要迟到了。

她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也在快速衰退，脾气变差了。“身体改变了心理，心理又改变了生理，进入恶性循环。”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乘飞机。她把安全带抻到最长，还是系不上。丁蕊只能叫来空姐，对方拿来延长带接上，问题解决了，但她心里打了结。

她的座位在飞机的最后一排。几乎全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那是第一次，“我终于知道了很多事情的缘由，都是因为胖”。

严格来讲，这不是一台复杂的手术。孟化会在患者的腹部打3个孔，在腹腔镜下，沿着胃的小弯侧，比量出袖子的形状，画线定点，切掉大弯侧70%的胃，再进行缝合。简单地说，近乎半圆的胃变成了细长的香蕉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手术没有风险。事实是，给越胖的人切胃越危险：肥胖带来血压、血氧异常，患者随时有呼吸暂停的风险，一旦出血，很可能直接死亡。

经孟化手最重的一位患者，500多斤。他腹压高，脂肪流动性强，孟化用纱布分开他的脏器和脂肪，可他的脏器都被脂肪挤压着，留给手术的操作空间很小。

这也是他切过最大的胃。普通患者只要在肚脐开15毫米的刀，那天，他把刀口延长了四分之一，才把男子切掉的胃揪出来。胃撑大了，胃壁相应地也会增厚。探进去的器械握在手里，“像根棍儿，动不了”，器械有被“撅折”的风险。一场“重量级”的手术下来，他会累得满头大汗。

孟化（右一）在做切胃手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鲁冲/摄

肥胖是由综合因素导致的，比如遗传因素。有一家三口：女儿、妈妈、妈妈的妹妹都曾躺在孟化的刀下，还有表兄妹从两地约好一起入院。

不过，所有的患者几乎都爱吃。有人正餐吃得少，但零食一点没少。有人进食量不大，但都是高油高糖的“能量炸弹”。有人几乎不喝白开水，碳酸饮料论桶买。有人不爱油炸，也不点外卖，唯独对主食情有独钟。

减肥不是想减就能减。孟化团队的营养师王喆解释，一些初患糖尿病的人或糖尿病前期人群，胰岛素分泌量大，但身体没法正常利用，大脑总产生饥饿的错觉，食欲更旺盛。此外，肥胖的原因还有恶性减肥破坏了基础代谢、饮食不均衡、产能营养素比例不均等。

贾宇的饿“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的外卖从早饭订到夜宵，一天四到五次。早餐两笼包子、两碗粥，中午大盘鸡或鱼，配两碗米饭，晚上重复中午的配置，夜里再加一两份夜宵。有时候，一顿饭他会点两三家店铺的食品，五六十元打底。他几乎所有的花费都在吃上。上大学时，每月伙食费超过4000元。

贾宇说，一些时候，肚子里明明不空，自己还是很想订饭。“好像大脑发来一个消息，你该有欲望了，去订外卖吧。”

一位中年女士管不住嘴，担心切胃后要告别无限量的饮食，她向孟化寻求“既能吃又能瘦”的方法。孟化开玩笑，“可以给胃做个小拉链，两年切一段”。

“袖状胃切除手术是切掉70%的胃，减掉70%的额外体重。”孟化告诉患者，“如果还是不停地吃，胃也可能再一次被撑大，不能只想我们动，你不动。”

孟化门诊见过最大的BMI已逼近80。

在胖人的世界里，管住嘴是天大的难题。有患者入院时，背来一兜子水果。不少人会给自己安排术前大餐。来北京看诊的外地患者，背着行李的同时还揣着一份“必吃清单”，从涮羊肉到烤鸭挨个安排一遍。即使查房频繁，有人还是在住院期间偷吃，在病房里逛一圈能闻到麻辣香锅味儿。有人口口声声喊着减肥，但早餐还习惯性地订了油条。

按孟化的经验，空虚状态下，人的胃和拳头差不多大，但吃撑时能像气球一样吹起来。经过他手切下的那些胃，看上去与普通人的并没什么不同。

“肥胖者更是患者,不是简单的没有意志力。”孟化表示，想吃饭和体内的激素密切相关，肥胖人群的饥饿素分泌比普通人多，刺激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如果不吃，是要和自己的饥饿素一直斗争的，还会有低血糖、面色苍白、手抖、脾气暴躁等外在表达。

增厚不只是胃壁，还有无形的壁。

贾宇一路被人起外号离不开“猪”。高中时，《西游降魔篇》上映，他又被更新了称呼“猪刚鬣”。他没有反驳，“真的习惯了”。多数时候，没有太多人记住他的名字，但不少人都知道“这里有个胖子”。

每次出现新的绰号，他还是会跟着失落一回。别人冲着他说话，喊他外号，他偶尔也会应一声。他已经丢掉了自信，只能不断告诉自己，“最起码我很善良”。

一位390斤的男士不喜欢被人问衣服尺码，“我穿XXXX……XL”，语速飞快地说完一串儿后再补一句，“你自己数吧”。

丁蕊一路的昵称，从来没有“小”，只有“大”，大丁、大白。后来她安抚自己，被叫“大白”，未必是因为“大”，努力往“白”上拐。

小时候她想当模特，喜欢做主持、跳舞，但体重突破200斤后，体重与梦想成反比了。

机会来时，她只能看着它们一个个溜走。她参加过英文歌曲演唱、演讲比赛，每到几个水平相似的人一起角逐，她准会被率先淘汰，原因多半是胖，可没人明说。后来，她养成“自我审核”的习惯，入选可能性不大就干脆放弃报名。

她的朋友圈很寡淡，鲜见的自拍照里，她都拿东西挡住自己。

37岁之前，她只交过一个男朋友。他们曾是同班同学，是班里男女最胖的——在同学眼里，“胖子就该找胖子”，将他们“组了CP”。两人能共享一条裤子，穿一码鞋。男生事业小有所成后和她分手，下一任女朋友比丁蕊瘦，看起来更年轻。

跨过180斤以后，没男生追过她。她有过一见钟情，但和对方总止步于朋友。差不多10年，丁蕊没进入过情侣关系。

她清楚，没人会主动看上自己，“就算对方暂时答应了，以我当下的身材或是身体状况也没法承诺未来，进行不了健康的相处。”

她越发敏感，有人夸她脸小，她会想，深层的意思可能是说身体太胖。一次，她和人吵架，势均力敌甚至占了上风，对方蹦出一句“你就是个胖子”，丁蕊泄了气。她想打对方一顿，忍住了，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她做了教师，下属或学生对她的评价也总有个“但”字。比如，老师好胖但好可爱；老师好壮但好厉害。“形容你的词总和外表挂钩，而不是单纯用内涵去评判。”

因为胖，她在集体里也是搞笑人设，用于烘托气氛。玩游戏时，人们会自然地拿她的身材调侃。她选择先自黑，这是她找到的相对平衡的出口，既让自己有存在感，也不至于太难堪。

一起聚餐，她总吃得比别人多。她会多花一点钱，但挡不住同伴“无恶意”地吐槽，“和你一起吃，我们永远也吃不饱”。

跟朋友逛街买衣服，她坐在远处观望，反正买不着。

家人的表达是小心翼翼的，以前的四菜一汤换成一两个素菜。她冲父母发过不少脾气，一些小事常能激起她的愤怒。

和学生、家长的第一次见面，想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会在自己的体重上做文章。比如，“如果小朋友摔倒，我可以接得住你”“虽然我很胖，但我很柔软”。她的名字不容易被记住，总被称为“那位胖胖的老师”。

独处的时刻，无数个夜晚，她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体重引发的种种问题。这是没法公开分享的隐痛。

她发现自己的交际圈变窄，性格越来越暴躁，人也从积极向上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总是处在极端的状态，“不是黑就是白”。

她说，自己做过一个梦。她胖胖的身体被劈开，瘦小的她从皮囊中钻出，穿进门缝又钻过门底。她说，那是她对瘦感知最清晰的一次，尽管那是在梦里。

现实里，她沉浸在网络的世界里。在游戏中，她有很多关系不错的队友。语音连麦时，没人在意屏幕那头的人胖不胖。

在游戏里，她玩轻盈的角色，比如，玩电子游戏里的法师。那是一个瘦瘦的仙女，动作快的时候有飞的感觉，使用招数像在跳舞。

250斤之后，她的手指不够灵活，手速也慢，坐久了腰痛，要换个姿势躺下。后来，她的操作越来越差，被人喷过“猪队友”，她也扔下了游戏。

她说那时自己从不主动接触人，在人群中没扮演过他人想要认识的角色，没人凭空抛来橄榄枝，只和她在工作里就事论事。

贾宇也是，一直没有成为别人期望的那种人。因为胖，他从小一直自卑，出门“回头率比美女高”，一些指指点点在背地里，也有的直截了当。他没愤怒过，更多的感受是羞耻。

他会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必须出现的公共场合，就挪到角落。他习惯了抑郁、焦虑的情绪。最严重的时期，搁置掉大学的课业，他每天泡在网吧，饿了就点外卖，看到同学会闪开，尽量不迈进学校。

事实上，这些年来，孟化接触的肥胖患者不少伴有心理问题。

一位患者名叫“杨帆”，孟化夸她的名字有扬帆远航的意味，对方苦笑着回应，“早已起不动航了”。

后来，摸索出一套自我安慰的法子：我还会有别的工作，没事；我考过16个证书，没事。

大吃一顿是最简单的释放压力方式。她越吃越快，一顿饭的时间从半个小时，到10分钟、5分钟。她食欲越来越好，一餐麻辣香锅从四五十元钱吃到100元以上。后来，吃得更多，饿得更快。

仿佛一个恶性循环：越胖，人生越受挤压，会越想吃，之后越吃越胖，也就越不想动。“进入那个点之后，好像怎么做都一样。”

在减重中心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几乎都是半个减肥专家，试过很多热门的、冷门的方法，不过，很多人费尽全力减下的几十斤很快成倍反弹。比如，“减掉50斤又胖了50公斤”“花两个月瘦下40斤，弹回来只用了一个月”。

陈梦妮的膝盖负荷不了她的身体，跑步没几分钟膝盖就疼。她办过不少健身卡，最后基本只去洗了个澡。她想转向游泳，但几乎所有的泳池都只有窄窄的梯子，从水里起身人更重，更别提300多斤的她，她害怕一脚把梯子踩垮。

有患者打趣，“这些年花在减肥上的钱能在北京三环内买间一居室了”。“肉肉就跟海绵似的，我们费劲地把水挤出去了，只要再轻轻一吸水，嘭，弹回来了。”

很多男患者在医生面前都会说：“我以前，才110斤。”医生笑：哪一个胖子不是从110斤的瘦子长起来的呢。

不得已，才走到切胃这一步。

截至目前，孟化已做了约4000例切胃手术，连续3500多例没有切缘出血、梗阻和渗漏。“就像水桶原理，切胃是肥胖者减重的相关体系里相对最安全的”。

“肥胖其实是时代病。”孟化总结。如今，人们出门有车代步，工作能在家完成，零食和饮料随叫随到，职业也对身材多了宽容度。孟化记得，他的不少患者都是自由职业，有人还是卖大码女装的网店店主。

肥胖人群的观念正在悄然变化，前来减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22岁的女生，也有家长带着十六七岁的孩子前来。《大华北减重与代谢手术临床资料数据库2019年度报告》也指出，在接受减重手术的人群里，女性占比超过七成，年龄中位数为31岁。

有人改变不了生活方式，那就痛快改变自己的胃。前不久，前经纪人杨天真在其社交平台上分享做切胃手术的经历。在工作上，她可以自信地说出，没什么事情搞不定，但她也坦然承认减肥就是自己的短板。在做不到的事情上，她果断选择放弃。

也有类似的患者跨入孟化的诊室。一位微胖的女士工作紧凑，离不开应酬，没多余的时间分给锻炼，她对改变生活方式不抱期望，但她想瘦。

有时候，滋生身材焦虑的是整个社会。有网友表示，自己的BMI21.5，但体重秤的App里显示她“过于肥胖”。有人BMI22，但在商场的品牌女装里，越来越难买到合适的尺码。

这些年，孟化也目睹过不少体重挺标准的患者前来，最瘦的女孩只有90多斤，还想减掉二三十斤。他好说歹说推走了这些病人。

一些时候，诊室里的气氛是压抑而紧张的。90斤的母亲带着200斤的女儿；父母拉来400斤的儿子；有年轻人厌倦了肥胖，执意手术，但家人认为还远不到切胃那一步。

孟化很少做那种“父母让其减肥，但自己没有强烈意愿”的病人。他已经预料到结局——减重的效果会很差。

孟化和等待手术的患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鲁冲/摄

在中日友好医院，减重中心还很年轻。去年，他们才拥有了专科病房。

孟化第一次接触切胃手术，差不多是十年前。那时，国际、国内的减重代谢外科指南，表明切胃可以治疗糖尿病。

他想到自己的姑父，70多岁的老人做了胃癌手术，虽然切除范围不同，但消化道重建的原理类似。当时老人也曾逼近200斤，颈椎病严重，爬楼就喘，脑供血不足还有高血压，三天两头找他看病。手术六七年后，对方的体重掉了50斤，再没找过他。

后来，他公开从社会上招募第一批做切胃手术的患者，主要针对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没人报名，他只能“杀熟”，找来糖尿病严重还患有白内障的朋友，看到对方术后恢复良好，手里的病例才开始一例例叠加。

接触减重手术前，孟化主攻胃癌，沉重的故事太多了。

在减重中心，“病人是沉重地来，轻松地走。”

术后两年，丁蕊的体重稳定在130斤。她穿修身的米白色长裙，裹淡紫色围巾，很多人夸她瘦。

这是她没听过的词。逛街时，她穿得下所有衣服，服务员奉承她“穿什么都好看”。她知道是推销的套路，还是会暗喜。

她一个人冲到欢乐谷，把所有项目玩了一遍。第一个登上太阳神车，身边的游客闭着眼喊叫，她大笑着睁大眼睛。

她的肺活量增加了，成了健身房的常客，试过游泳，20年来第一次登上了长城。她和朋友约好去骑自行车。她又去蹦了一次极，花一个人的钱。有机会她还想跳伞。

花了两年时间，丁蕊适应了自己的新外表。某次在机场过安检，她用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后被卡住，那以后，她把所有软件里识别的照片都换了。她删除了曾经关注的那些大码女装店，逐渐在大数据推送上抹去旧时的痕迹。

那层竖在她和外界之间的围墙也逐渐裂开了缝隙。她还是喜欢活跃气氛，但不需要自黑。有男生追她了。

丁蕊总结，她重新认识了自己一次，也重新活了一回。

住院那天，是胡爽的30岁生日。她把手术当成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术后一年，她的月经正常了。她和母亲抱怨，每月花在卫生巾上的钱让她快破产了。母亲笑她，“以前你买粮食的钱不是更多？”

她从300斤瘦到了130斤，有了运动的习惯，和朋友计划着四处游玩，后来还加入了孟化的团队，负责和患者沟通的部分。

她知道胖人的敏感和脆弱，在大街上遇见他们，会跑去偷偷把名片塞到对方手里。

但孟化很清楚，切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手术只能让患者从肥胖的状态到回到轻度肥胖，不等于让人直接变成瘦子”，他强调，要想变成正常体重，还要自己改变生活方式。

他说，这些年来，术后的患者中出现过复胖的案例。尽管多数人能遵循医嘱，但令人无奈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有人无视运动的重要性，有患者还是馋。

他既气愤又无奈，“这还要怎么管呢？”

因为饮食上的放纵，有人把已切小的胃再次撑大，也一定程度上造成胃食管反流。

刻在孟化心里的遗憾是，几年前，他给一位400多斤的男士做了切胃手术。那时，还没有完善的术后管理。那场手术很成功，患者的多项高危指标被拉回平稳，他还把这个案例写进自己的PPT里。

那段时间，孟化正办理工作调动的手续，他只好让患者等一等，可噩耗还是先来了。由于各项指标过高，患者最终不治离世。

如今，减重成为多学科管理，营养科、内科、内分泌、呼吸科、中医针灸、心理学科等专家都需要介入，不能一刀切了完事。

不止一位患者家属问孟化，来减重能不能管终身。孟化回答，“我们能一直提供服务，但问题是患者愿意配合，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孙耀威正在孟化的科室实习，他开了门带患者线上运动的课。3个月里，他无数次前往病房，和一批又一批的患者讲运动的好处，但推广还是“挺难的”。

病房外的护士站，有一台划船机，方便患者运动。多数时候，使用者只有医护人员。

贾宇实在不想回到之前的生活了。

他形容自己是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他赶在大学毕业前做完手术，现在的工作做路桥工程，对体力有要求。他经常出去跑，遇上旺季，花一天下乡。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正常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