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3个字母缩写网名(中国国足球衣上的名字是怎么印的？)

中国国足球衣上的名字是怎么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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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了一艘科幻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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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凌晨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罗洪斌。信的大意是，我们北京有几个科幻迷，人不多，但发自肺腑热爱科幻，我们建了一艘科幻飞船，即将启航，现邀你加入。信写得热情洋溢。

那是1993年。陌生人相识，要么当面搭讪，要么经熟人介绍，要么写信交笔友。

凌晨也是科幻迷，十岁那年，翻开《飞碟探索》创刊号，便着了迷。那时还不知科幻为何物，只是惊讶，原来在课本以外，还有这么多神秘的事物，这么多人类没法解释的现象。那个年代，对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幻想，是很多人迷上科幻的主要原因。

上了中学，1980年代中期，武侠和言情在校园盛行。男生看金庸，女生追琼瑶。凌晨也看了不少。但打打杀杀卿卿我我，哪比得上科幻精彩。郑文光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看得她热血沸腾。郑文光是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中国科幻文学之父，这部小说讲述三个未经训练的年轻人，意外地被“东方号”飞船带往人马座，“前进号”飞船奉命前往救援的故事。字里行间，有一种昂扬的精神。

凌晨的父母在航天部工作，她自幼生长在航天部的家属大院里，耳濡目染，皆与太空相关。她从小有个愿望：二十世纪末，中国能够发射自己的载人飞船。后来，凌晨认识了杨平，聊起《飞向人马座》。杨平说，他读《飞向人马座》的时候，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因为这部小说，对太空充满遐想，对天文产生兴趣。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可以打开读者的想象，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甚至改变他们的人生。

1989年，凌晨入读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分院在白广路，很小，1993年与其它几所北京市属师范院校合并为首都师范大学，凌晨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分院周边是居民区，没什么地方可以走动。凌晨课余就泡在图书馆，把图书馆里的小说看了个遍，尤其是科幻小说。大三时，她自己动笔写了一篇，标题是《多了一个》。满满几页稿纸，塞进信封，寄给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参加当年的“银河奖”征文比赛。等了几个月，石沉大海。

凌晨寄给《科幻世界》的第二封信，是一篇阅读评论。这次有了回音，评论的部分内容被刊登在杂志上。那时她刚工作，在中学教物理。她认为物理是建造人类社会的基石，所有人都该学点儿物理。而科幻不仅仅是爱好，更是一味解药：“对于麻木与冷漠这两样让心灵封闭、使人类似于行尸走肉的毒剂，只有科幻才能解救。”

罗洪斌在那期杂志上看到了凌晨的地址，抄下来，给她写了封信。收到信，凌晨很惊讶。她从未想过主动结识同道中人。以前在学校，身边的同学看她，总觉得怪兮兮的。女孩子家，净读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满脑袋不着边际的幻想。凌晨有时候甚至会想象，自己是生活在千百万光年以外的某个异世界，周围全是些没法沟通的外星生物。

凌晨好奇，不知道北京的这几个科幻迷都长得什么样。既然大家在同一座城市，那就找时间碰个头吧。

罗洪斌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念书。1993第5期《科幻世界》，他读到王逢振的一篇文章《阿克曼和他的博物馆》。王逢振是1979年版《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者，主持编辑过国内最早的外国科幻小说集《魔鬼三角与UFO》。他的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科幻迷阿克曼和他的科幻藏品。

罗洪斌因此萌生一个念头：成为中国的科幻收藏家，阿克曼式的人物。但后来发现，这个梦想不容易实现。困难很多。首先，收藏是一件很烧钱的事，你得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次，得有足够的储物空间，否则买回来，家里没地方堆。科幻收藏更难，你首先得弄清楚，哪些作品值得收藏。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也没什么科幻出版物，只有每月一期的《科幻世界》，以及吴岩在北师大开设的科幻公开课。而且，你就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淘。

罗洪斌从小喜爱科幻。四年级，找同学借了本小说《沙漠碟影》，飞碟的“碟”，不知道是谁写的，看得津津有味。五年级，读了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又在学校的阅读课上看了苏联科幻作家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没来得及看完，就下课了。

他的母亲是中学教师，假期值班时，把他放在学校的图书馆。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了饶忠华主编的《科学神话》，看了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看了《大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封面上的大海妈妈画得很美。他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金涛写的。他读过金涛的科幻小说《月光岛》，印象深刻。

高中，区里举办征文比赛，语文老师组织大家投稿，他写了篇科幻小说交上去。潜艇遭遇海难，沉在海底，外星人驾驶飞碟，把潜艇捞了上来。小说得了个鼓励奖，奖品是一杆钢笔。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罗洪斌独自骑车去魏公村的科普出版社，想见见金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金涛在科普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

金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曾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两次赴南极考察，写过多部科幻作品。他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力促下，成立了科幻创作研究会。《月光岛》构思于1978年，那年初冬，金涛在厦门鼓浪屿参加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会议。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聊到文革时期一位女子的坎坷经历，她遭受的苦难以及悲惨的爱情故事。金涛想把它写下来，又难以落笔。中国文坛当时流行“伤痕文学”，但金涛不想凑这个热闹，他想把故事放入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于是写了篇科幻小说，取名《月光岛》。最初连载于金涛的朋友刘沙主编的《科学时代》杂志1980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后被四川省歌舞团改编为科幻歌剧，搬上舞台。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被改编为歌剧的科幻小说。

去邮局寄信，罗洪斌发现柜台里多了一本叫做《科幻世界》的杂志，喜出望外，立刻掏钱买了下来。刊名里直接写有“科幻”这两个字的，他知道的只有一本《科幻海洋》，那还是他上小学时，八十年代初，在新华书店看到的，没过多久，那本杂志就销声匿迹了。

罗洪斌是热心肠，爱交朋友。有一期《科幻世界》，他看见一位福建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找一本叫做《一万个世界之谜：宇宙分册》的书。这本书的主编是天文科普作家、北京天文馆的创始人之一卞德培。罗洪斌特地去书店买了这本书，寄给对方。

《科幻世界》和《星云》成为罗洪斌的联络中转站。他把这两本杂志上出现的所有姓名和地址抄下来，还特地准备了两个本子，北京的科幻迷抄在一个本子上，其它省市的科幻迷抄在另一个本子上。去邮局买一沓信封邮票，一封封地写信：您好，我是北京的一名科幻迷，在《科幻世界》上看见您的联络方式，希望同您交流。有人回信，就接着聊。

罗洪斌的这两个科幻迷联络本，一度成为北京科幻迷传说中的宝物。他常去北师大听吴岩的公开课，星河每次见到他，都会把他的联络本抢过去翻看，看有没有北京的女科幻迷。这两个本子，也登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科幻作家和编辑的联系方式。后来，报刊或电视台的记者寻找采访对象时，吴岩都会让他们联系罗洪斌。

罗洪斌在《科幻世界》上看到凌晨的地址，一看是北京的，提笔给她写了封信，邀请她加入。凌晨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大家约了个周末，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物馆门口见面。

3

北航是星河的根据地。他的父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他从小生活在北航的家属院里。

星河比罗洪斌大四岁，1967年出生。星河上小学时，文革结束，科学热在国内兴起。小学三年级，老师写了满满一黑板书名，推荐大家购买，几角钱一本。星河挑了本《生命进行曲》，翻完后，找同学换着读。这套书出版于1978年，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少年百科丛书。星河选的那本《生命进行曲》，是遗传学家方宗熙和他的夫人江乃萼编写的一本科普读物。

1978年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一年。这一年，全国科普大会召开，科普出版的气氛骤然浓郁，科幻创作随之复苏。郑文光在北京，童恩正、刘兴诗在四川，肖建亨在苏州，老一辈科幻作家重新执笔，叶永烈、王晓达、金涛等人也投入创作。1978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第八期发表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被改编为电影。同年，叶永烈写于1961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是当年的畅销书。1979年，郑文光的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问世。《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也在这一年创刊。其后两三年，《科幻海洋》《智慧树》《少年科学画报》《飞碟探索》《奥秘》相继创办，成为科幻小说的发表园地。

八十年代初，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中国原创科幻作品，已有两三百篇。一次，星河借了几本《少年科学》，对连载在上面的一篇科幻小说爱不释手，找了个本子，想在归还杂志前把它抄下来收藏。但那篇小说实在太长，没能抄完。

初中，星河每个周末骑车十五公里，去王府井书店搜寻国外的科幻小说，一呆就是一天。没有零花钱，家里也不给买书的钱，只有一块钱的午餐费。中午饿一顿，拿这一块钱买书。

星河最喜欢的是《星球大战》，来来回回读了几十遍，很多段落和对话都能背下来。初二，他写了一篇题为《归位》的小说。欧比旺找到星河，宣称他就是卢克，告诉他准备归位。归位后，他的意识将返回卢克身上。星河问了欧比旺一些有关宇宙意义的问题。欧比旺告诉他，等你归位后，就不会再想这些问题了。小说最后，卢克准备出征，脑海深处隐约记得有个地球之类的东西，但摇摇头就甩掉了。

他觉得这故事写得不错。父亲发现后，却给了他一记耳光，把本子撕得粉碎。父亲以为，这是校园流行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手抄本。

星河大学读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的两年，做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工作，电脑公司业务、建筑工程监理、医疗仪器推销，还在国企呆过一个月。他那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科幻作家，以写科幻为生。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北京师范大学开了门“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的公共课，他很好奇，脑海中浮现的景象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给学生们讲些空洞无趣的理论。不过，听听也无妨。

等老师走进教室，星河才发现，自己想错了。老师很年轻，看起来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对国内外科幻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了如指掌，对科幻理论也有系统研究。听了他的课，星河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科幻的了解有多么肤浅。

老师的名字是“吴岩”，星河依稀有印象。回家后，在他的那堆旧书里翻找，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这个名字。

吴岩比星河大五岁，小学时迷上科幻。他就读的灯市口小学，有一位名叫宝惜珍的自然常识课老师，是他的自然科学启蒙者之一。在宝老师的办公室，吴岩读了很多科普书籍，还把叶永烈的《燃烧以后》全文抄录在自己的本子上。吴岩的母亲在朝阳区少年宫工作，与管理图书的老师关系不错。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读物被划为禁书，吴岩却有机会取出来阅读，包括五六十年代发行的《我们爱科学》杂志，因此记住了肖建亨、李永铮等作家的名字。

吴岩有记忆作家名字的习惯。一次，在自家大院的收发室里，看到一封寄给郭以实的信件，他抄下收信人地址，写了封信过去，询问对方是否是自己喜爱的那位作家。他以前读过郭以实的《在科学世界里》，很喜欢。不久便收到回信，郭以实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在郭以实家，吴岩读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科幻小说《在地球之外》，读了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假想的未来”那期，模拟苏联宇航员和科学家第一次登上月球后的系列报道。

1978年读高中时，吴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千多字的读后感《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次年又发表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一场中学生与科学家面对面活动上，吴岩见到科普作家高士其。回家后，写信给高士其，提及自己喜爱叶永烈的作品。高士其回信，把叶永烈的通信地址告诉了他，鼓励他与叶永烈、郑文光等人联系。郑文光在北京，吴岩多次登门拜访，两人结成忘年交。1979年，《飞向人马座》出版时，郑文光与吴岩一起骑自行车，从和平里骑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样书。对年少的吴岩来说，那是莫大的荣光。

1980年，在郭以实的推荐下，十八岁的吴岩受邀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暨少儿科普研究年会。年会上，他认识了不少科普界与科幻界的老前辈。那次会议也是科普与科幻正式分裂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没人能想到，短短三年后，科幻在中国会被扫地出门。

1986年，吴岩从北师大心理学系毕业后，留校教书。1991年，北师大鼓励老师开设公共选修课，吴岩在北师大中文系王富仁教授的支持下，向学校申请开设“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公开课，鉴赏科幻佳作，辅导科幻写作。四十学时，两个学分，结业要求是做论文作业或翻译文稿。这并非国内第一个科幻相关的课程。吴岩之前，上海外语学院的吴定柏教授开设有类似课程。吴定柏是《科幻世界》杂志的特约作者，主持“科幻百科”栏目，介绍国外的科幻作家及科幻理论。

吴岩的公开课后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约一百三十多人报名，时间在晚上。不巧的是，吴岩骑车摔伤了腿。所以，第一期公开课，他亲自上课的次数不多，去的几次，也都拄着拐杖。第二期公开课的时间是下午，很多学生下午有课，难以分身，所以，只有十五人报名，星河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名来自外校的学员。

星河每周骑车去北师大听吴岩主讲的科幻课，听了一学期，每次都坐在8排32号这个座位上。北京科幻迷中间流传一个故事：一次，吴岩上了讲台，说，今天咱们不讲理论，给大家放一部二十多年前的科幻电影。大家一听看电影，都挺高兴。电影放完，教室里只剩三个人，一是星河，一是杨鹏，还有一位趴在桌上睡着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2001太空漫游》。故事应是有误，吴岩当时手头并没有这部电影，他是在后来的一堂课上，从一位前南斯拉夫女留学生那里借到了《2001太空漫游》的光盘。

杨鹏是福建龙岩人，比星河小五岁，1990年以长汀县文史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中文系。那年秋天，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名为《奇谈》的杂志，抄下编辑部地址，把自己的一篇习作寄了过去。半个月后，收到回信，告诉他“作品不错，拟发表”。又过了两个月，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永恒》被刊登在杂志上。杂志那年由《奇谈》改名为《科幻世界》。

杨鹏是从北师大的北校赶来听吴岩的课，认识星河后，两人互留了地址。一次，星河去北师大的宿舍找他，看见他的床头写着一行字——“我要用‘力’与达斯·瓦德战斗”，才知道杨鹏也是《星球大战》爱好者。

吴岩的科幻公开课起初在北师大的“五百座”讲堂，后来搬到面积较小的新2教室。听众以本校学生为主，但有一堂课，教室里却多出了一位名叫严蓬的高中生。

4

高三，读完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严蓬写了首《沁园春》的词：

“雪夜来敌，突施破坏，巨龙倏翔。痛中华儿女，天波逐浪，神州骄子，去国离乡。徒使亲人，肝肠寸断，万唤千呼泪眼茫。凝悲愤，作向前动力，再造重装。

“乘槎星海飞航，未虚度，八年岁月光。自人间劫尽，腾空前进，几经探索，相会成双。柔情赤胆，青春理想，万里天涯两不忘。立宏愿，为雄狮奋起，长啸东方。”

严蓬是科幻爱好者，也是文学爱好者。中学时，他在国子监附近的首都图书馆办了借阅证，周末泡在那里。从诗词到小说，从伤痕文学到当代文学，都会找来读。图书馆没有专门的科幻书架，想找科幻小说，得自己翻目录。书名看上去带点科幻气息的，比如星空宇宙恐龙什么的，就抽出来翻翻。

九十年代初，图书馆里能够找得到的科幻小说，大多还是七八年前出版的。其中有两套丛书，严蓬记忆深刻。一是《科学神话》，一是《科幻海洋》。

《科学神话》由上海《科学画报》主编饶忠华和林耀琛负责编辑，总共出了三辑。每一辑都很厚，五百多页，相当于科幻作品集，收录的是中国作家的原创科幻小说。前半部分是全文选入的短篇，约二十来篇。后半部分是故事梗概，几百字的简介。第一辑出版于1979年，收录1976年至1979年的科幻作品。第二辑出版于1980年，第三辑出版于1983年，分别收录1980年至1981年的科幻作品。

饶忠华当时还与林耀琛一同，带领编辑，将自清末以来直至七十年代末散见于各类出版物的科幻小说整理出来，摸清了中国科幻近百年的发展脉络，并对古代典籍中涉及科学幻想的有关文献作了发掘整理。然后将每一篇小说浓缩改编，精炼至数百字或数千字，按年代顺序和内容分类加以编排，于1982年出版《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以现在的眼光看，其中有些并不算科幻，只是科普故事。但那个年代，科幻与科普并不分家。

第三辑《科学神话》的序言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一年（一九八一年）发表的作品有三百多篇，约为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零年这五年的总和，是我国科幻小说发展最快的一年；科幻作者的队伍也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二百多人，写作的力量有了可观的发展。”

从这一辑开始，《科学神话》丛书定名为《中国科幻小说年鉴：科学神话》，计划每年出版。然而，这也是它的最后一辑。

与《科学神话》相比，《科幻海洋》更像杂志，设置有不同的栏目。除科幻小说，还有科幻评论、科幻理论、国外科幻发展史及科幻产业的介绍，有广度有深度，学术味浓厚。小说方面，既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有国外小说的翻译。第二辑《科幻海洋》介绍了阿西莫夫、雷·布雷德伯里两位美国科幻作家，布雷德伯里的经典小说《霜与火》首次出现在国内的正式出版物上。第二辑还刊登了当时罕见的科幻话剧，名为《遥远的迭达罗斯》，讲述的是人类因地球污染而移居太空的故事。作者陈健秋是湖南省话剧团的编剧，创作这部五幕话剧，耗费了他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一幕，地球上唯一的老者在河边钓鱼的场景，诗意盎然。

出版《科学神话》与《科幻海洋》这两套丛书的是海洋出版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洋出版社是国内科幻出版的重镇。为了办好《科幻海洋》，社领导特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来熟悉科幻的编辑叶冰如至科普室。叶冰如是中国科幻文学的积极推动者，曾担任《飞向人马座》《月光岛》《珊瑚岛上的死光》等科幻小说的责任编辑。

1981年至1983年，《科幻海洋》以丛书形式出版了六辑，最后一辑的出版时间是1983年3月15日。这之后，《科幻海洋》与《科学神话》一同消失。个中原因，严蓬多年以后才知晓。

国内的科幻小说当时鲜有长篇，除了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高三那年，严蓬还读到另一部出版于1982年的长篇科幻《祸匣打开之后》。这部小说的叙事更为宏大。数十万年前，一对寻找殖民地的外星人驾飞船来到地球，死前留下十多个冷冻胚胎。二十三世纪，一场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飞船，冷冻胚胎迅速发育成个体，操纵先进武器，发动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投入抗战，最后在外星盟军的帮助下，打败入侵者。

作者构思的很多科幻设定，当时看来颇为前卫。例如质能转换，外星人拥有威力强大的能量武器，人类研制出能够吸收能量并将其转化为质量的防御武器。外星人在地球上散播针对农作物的生物病毒，有点像越战时美军在越南使用的落叶剂，令粮食产地颗粒无收，人类出现大饥荒。外星人使用生化武器，让人体的免疫系统自我攻击，且病毒具有传染性，导致人类大量死亡。小说中还出现DNA编辑、思维波等概念，甚至有金融方面的设定——社会的货币体系崩溃后，出现囤积居奇的商人、地下交易的黑市，政府使用艺术品作为官方认可的硬通货。

《祸匣打开之后》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星际战争画卷，严蓬读完后，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宋宜昌。

宋宜昌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宋平之子，年轻时在农村插队务农，后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自控系，担任过甘肃科技情报所外文资料员，八十年代成为科普出版社的编辑。除了《祸匣打开之后》《V的贬值》等科幻小说，他还是军事作家，1987年写过一部很有名的战史小说《燃烧的岛群》。最近这些年，宋宜昌经常出现在央视的军事节目里。

严蓬当时只知道，这位名叫宋宜昌的作者在科普出版社工作。查到地址后，他给宋宜昌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祸匣打开之后》的一些看法。书中描写的某个技术是否可行，有没有其它对抗外星人的策略，严蓬的想法很多，但找不到可以聊的人，只能写信给作者。

信寄出没多久，一个周末，一位四十多岁的陌生人推着自行车，出现在严蓬家门口。多年以后，严蓬问宋宜昌，你怎么想到骑自行车跑去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中学生家里找他。宋宜昌说，我也是心血来潮。宋宜昌这人不怎么爱交际，有点闷。严蓬想，他可能是一个人写东西写累了，想找人聊聊天。那个年代，不管是科幻迷还是科幻作家，其实都挺孤独的。

在严蓬家，两人没怎么聊科幻。宋宜昌对严蓬说，有两点，你要记住：第一，你现在读高三，一定要争取考上大学，你喜欢科幻，挺好，但你的很多想法还很空洞，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第二，一定要学好英语。宋宜昌自己总结过一套英语单词速记法，还出了书。宋宜昌又说，北师大有一位叫吴岩的老师，最近开了一门科幻的公开课，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

那天，严蓬骑着自行车去北师大旁听，他是教室里唯一的高中生。在那里，他认识了星河和杨鹏，彼此聊得投机。几个月后，严蓬考入北师大中文系，正式加入“黄埔军校”。吴岩的科幻课这时也已开到北校，星河去讲过两次。那是星河第一次登上讲台。

1983年，郑文光写完长篇科幻小说《战神的后裔》，准备发表在《科幻海洋》上。杂志已经制好版，编辑部突然接到通知，《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被勒令整顿。四月底，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请他来办公室取回文稿。但郑文光未能赴约。那天早晨，他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虽能站立，歪歪斜斜地走路，但右手无法活动，也难以正常交流，科幻创作生涯就此终结。

这一年，科幻在中国大陆被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中。11月3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中央决策十分重要，科学工作者也应自觉抵制、清除精神污染》一文，引用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的讲话：“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正是《科幻海洋》与《科学神话》戛然而止，九十年代初人们在图书馆能够找得到的科幻出版物大多仍是七八年前的旧作的原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幻创作借科学热的东风回暖，但围绕科幻的质疑始终存在。一方面，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科幻的概念不容易被理解。叶冰如回忆，1978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她约到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很多地方看不懂。为书稿配插图的画家也犯愁，小说里的宇航员该穿什么衣服，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是什么样的，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另一方面，科学幻想难免存在与科学认知相悖的地方。1977年，叶永烈在《少年科学》杂志上连载一万多字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讲述科学考察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成功孵化出恐龙的故事。这篇小说被《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的文章，批评为“伪科学”，作者是古生物学家甄朔南。站在科学的角度，甄朔南说得并没有错：“恐龙蛋，距今至少已经有七千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高度钙化后，蛋壳上的气孔早已不能呼吸，作为一个卵细胞，已经失掉了所有的生命特征，怎么能与古莲子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幻想只能是魔术师手下的戏法，与科学幻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性了。”

放在今天，不过是“硬科幻”与“软科幻”的争论。而那个年代，科幻并无独立身份，只是科普的婢女，科学文艺的分支。科学文艺，顾名思义，是以文艺的形式传播科学。其首要职责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否则，再精彩的故事再优美的文字也被视为毫无意义。

当时的科幻作品主要发表在科普刊物上，科普刊物由各地科协主管，主编由科协任命。1979年，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虽然姓“文”，却归“科”管，它是中国科协管辖的中国科普作协下面的分支机构。部分科幻作家曾经写信建议，将科学文艺委员会转至作协门下，以摆脱身份的尴尬，但没有结果。

1979年夏天，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转载童恩正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六期上的文章《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童恩正认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区分开来，不必非得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

但部分科学界人士坚持，科幻小说应当承担科普义务。1980年，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学森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

正因为存在争议，1981年《科幻海洋》第一辑出版时，高士其在贺文中特别提到：“科学幻想小说的内容是以科学为主，还是以文学为主呢？有的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应以小说为主，主要是文艺性的，主要成分是文学，不是科学，一些文艺性刊物，通常是这样要求作者的；还有的人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应以科学为主，主要的成分是科学，应该包含较多的科学知识，其中的文学只是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一些科普刊物，也常常这样要求作者。我认为：这两种要求都可以兼蓄并存，不必强求一律，允许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作新的探索和尝试。”

《科幻海洋》的出版，意味着科幻在国内第一次作为独立而专业的领域，被严肃认真地对待。但情况并未有所好转。1982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被推至白热化。是年4月，《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科普小议”发表鲁兵《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一文，措辞激烈，矛头指向叶永烈的科幻小说《自食其果》，批评叶永烈“无须研究科学，不必研究社会，信手拈来，便成文章”，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应用玄而又玄的‘素’以保证资本家贪婪凶狠的本质得以世代相传”，抨击中国的科幻小说是“荒诞之作”，“要恭维的话，只有两个字：污染”，讽刺科幻作家“姓‘科’不成，姓‘文’不是，大概只好去姓‘幻’”，是“走了火，入了魔”，“灵魂出窍”，“鬼魂附体”。

次月，以童恩正为首，刘兴诗、王晓达、贾万超、刘佳寿、董仁威、谭楷等十二位科幻作家联名，发表《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声援叶永烈。但无济于事。科幻小说最终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成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目标之一。

1983年的这场运动虽未持续很久，却对科幻造成致命打击。《科幻海洋》等一批刊物“关停并转”，报刊不再发表科幻小说，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图书。叶永烈改写传记文学，童恩正出国。老一辈科幻作家封笔，年轻作家找不到发表作品的地方。刚刚活跃起来的科幻创作，再次跌入谷底。

中国科幻再次复苏，是在1991年，以《科幻世界》举办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为起点。这本杂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历，颇为曲折。1982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尚未开始前，《科学文艺》的印数已从二十多万册跌至七万册。运动开始后，1984年，杂志与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脱钩，自负盈亏。杨潇通过内部民主选举，被选为主编，后出任社长。

杨潇接手时，《科学文艺》的发行量已跌至三万余册，账户上只有六万三千块钱。她带领谭楷、向际纯、莫树清等几位编辑部元老，以书养刊，出版幼儿看图识字卡片，编写儿童图书《晚安故事365》，补贴杂志。当时的杂志社，位于成都人民南路4段11号的省科协大楼里，办公条件艰苦。托运书最紧张时，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脱下高跟鞋，亲自蹬着三轮车，搬书运书。

在这群人的努力下，中国科幻保住了一粒种子。1985年，《科学文艺》与天津《智慧树》杂志合办首届“银河奖”征文大赛，取“群星汇聚”之意，旨在培养作者。次年5月，银河奖颁奖仪式在成都举行，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温济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鲍昌出席会议，为科幻撑腰。但未及颁奖，《智慧树》即已停刊，国内的科幻刊物仅余《科学文艺》一家。

没人愿意报道科幻，只能自己替自己发声。1987年，谭楷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发表《“灰姑娘”为何隐退》一文，总结中国科幻自七十年代末的高潮步入低潮的原因时称，“灰姑娘”不应该承担，也承担不了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任务。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一旦知识过时，小说也过时了。这和过去某些图解政策的文学作品一样，政策一转变，作品就过时了。

以书养刊解决了生存问题，而稿源枯竭的问题依然难解。编辑部不得不用纪实文学、惊险小说、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非科幻作品，填充版面。1989年，《科学文艺》改名《奇谈》，定位是“与科学有关的标新立异”。

转机也在这一年出现。1989年，杂志社受邀参加在圣马力诺举办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杨潇独自前往，为成都争取到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举办权。之后经历了一些波折，例如被人写诬告信上告，称杂志社勾结境外不明组织举办非法活动。四川省科协领导带着杨潇和谭楷进京申诉，才将此事摆平，国家科委下达批文，同意成都举办此次会议。随后，受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影响，世界科幻协会准备更换主办国，将年会移至波兰举行。四川省再次组团，由杨潇任团长，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年会。为节约经费，杨潇等三人从中国坐火车经俄罗斯去海牙。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杨潇双腿肿胀着步入海牙会场，最终拿回主办权。

1991年，《奇谈》更名为《科幻世界》，确定以科幻为发展方向。同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举行。这次会议的规格颇高，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以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出席并致辞，相当于为科幻正名。国内外两百多位作家受邀到场，郑文光来了，叶永烈来了，吴岩来了，韩松来了。童恩正移居美国，未能到场，但发来了贺信。会后，长长的车队载着中外代表，由警车开道，奔赴卧龙自然保护区，在夜空下点燃象征亚欧美团结的三堆篝火。韩松回忆：“保护区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供我们近距离接触。大熊猫长得白白胖胖，科幻作家却大都很瘦，有的面色蜡黄，像大病初愈。”

也就是在这一年，吴岩在北师大开设科幻公开课。以北师大为中心，一群六零后七零后的年轻科幻迷渐渐聚拢起来，彼此找到了对方。

6

1993年深秋的一个周末，凌晨、罗洪斌、星河、严蓬、苏学军，五个人在北航博物馆门口碰了头。边走边聊，聊到中午，去苏学军家吃午饭，接着聊，下午四五点才各自散去。聊了些什么，凌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和你想法如此接近的人，你看过的书，他们都看过，你喜欢的电影，他们也都喜欢。这么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竟然在茫茫人海中被我遇见了。

那时候，北京科幻迷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小群体，七八个人，有些是大学生，有些已经工作。主要是通过吴岩的科幻公开课，以及罗洪斌的小本子，联系上的。很松散，没什么目标，也没想过非得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是爱好相同的人抱团取暖。

北师大有一家叫做“金达莱”的朝鲜冷面馆，下课后，大家经常去那里，点碗面，继续刚才的话题。这个小馆子是星河的最爱，后来，校园改造，这间老式平房被推掉，星河很是失望了一阵。

除了在北师大讲课，吴岩也会在家组织一些科幻迷的小聚会，一般在晚上。他那时一个人住马甸，一室户，房间不大。一整面墙做成了书柜，摆满各种书，教育的、心理学的、科幻的。吴岩亲自做三明治，招待大家。没有主题，随意闲谈。后来，郑文光也从和平里搬到吴岩家附近。老先生行动不便，所以，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的例会经常在他家召开。宋宜昌说，主要是来看看郑老师。

通过吴岩，北京的科幻迷与郑文光见了面。每次去郑文光或吴岩家，大家都有一种朝圣的心情。吴岩与郑文光感情深厚，两人多次共事，还合写过一部名为《心灵探险》的科幻小说。吴岩编纂的《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郑文光自己掏钱买了一本。

吴岩自费印了一千本《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作为科幻课的教材。星河和杨鹏协助校对，他俩的名字被列在书前，杨鹏还请来班上的两位女生帮忙。编者说明中有一位李翔，是北师大1990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黄埔一期”的学员。1993年春天，星河和李翔在吴岩家筹办五月科幻讲座，李翔穿着西装，戴着一副独腿的黑框眼镜。

吴岩是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委员。科幻的复兴，与这个委员会在体制内的努力密不可分。科学文艺委员会的第一届主任委员是郑公盾，郑文光是第二届和第三届主任委员。郑文光在任的多数时间，因脑血栓瘫痪无法主持工作，金涛接替他挑起大梁。吴岩带领学员，协助金涛组织各项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系列讲座，为《科普创作辞典》编写科幻词条。李翔捧走一摞词条，交稿时，大家发现，大部分笔迹不是他的。后来才知道，他找了一位同样喜爱科幻的女生帮忙誊抄。大家开玩笑地称这位女生为“李翔秘书”。

吴岩被视作中国科幻的承上启下者，不仅仅是因为他进入科幻领域的时间介于七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的两次复兴之间，更是因为他的纽带作用。他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拧成合力，推动中国科幻的发展。他作了大量科幻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国内外科幻的交流。对年轻作者来说，他更像是一座桥梁，或者说领路人。组织大家参加笔会座谈会，出席科普作协的会议，举办讲座，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老一辈的作家和领导，以及媒体和出版社的编辑。

北京的科幻作者第一次同《科幻世界》编辑见面，就是在吴岩的介绍下。那是1993年的春天，谭楷来北京。在北师大门口的一家小饭馆，他请吴岩、星河、杨鹏、李翔等人吃了顿饭。结果闹了个小笑话。谭楷说，他带了一千元的招待费。那家饭馆菜量极小，吃完饭，掏钱结账时，谭楷的手有点哆嗦。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千元是北京各部门的招待费总和。那时的《科幻世界》还不怎么景气，编辑部也没多少钱。谭楷说，你们这次没吃饱吧，下次你们去四川，我再请你们吃。

停办多年的《科幻世界》笔会，重新启动。星河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是1993年第2期的《星际战争中的间谍》。那年夏天，他和杨鹏去了趟四川，《科幻世界》组织他们同成都的作者何宏伟（何夕）、李凯军和任志斌等人见面，在都江堰举办了一场小型笔会。何宏伟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在自贡保险公司工作。李凯军是成都军区俱乐部主任，任志斌是成都军区军医学校宣传科的。这是星河第一次到长江以南的地方，也是他第一次在火车上呆了三十多个小时。

《科幻世界》当时刚改版，急需作者，很愿意推新面孔。星河之后，裴晓庆、苏学军相继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编辑部对这些北京作者寄予厚望，视他们为中国科幻未来的希望。杂志社在北京有什么活动，这些年轻人也会帮忙张罗。有一年，中山公园举办春季图书展，《科幻世界》参加了，但从成都赶去北京布展，开销太大，于是将任务委托给这群年轻人。严蓬的父亲帮忙做展板，还弄伤了手。严蓬骑着三轮车把展板运到中山公园，立在图书展现场。大家站在摊位前，替杂志社宣传征订。

除了北师大这个据点，北京科幻迷自己也会定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起初没什么主题。聚在一起，聊聊各自看过哪些书哪些电影，你看过的，我没看过，能不能把书或录像带借我看看。聊最近的科学发现，它们的原理是什么，今后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发展。聊杂志上刊登的科幻小说，这篇文章创意如何，那个点子能不能换个角度发挥。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话题，比如，你觉得外星人长什么样，可能是什么形态。

科幻这东西，一聊起来就没边没际，时间过得很快。从上午聊到夜幕降临，午饭在附近的小馆子随便吃点。结束得早就各回各家，如果意犹未尽，吃完晚饭接着聊。有时候聊了一晚上，感觉没聊透，出了门，走在路上，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说得口干舌燥，找个地方坐下，吃点夜宵，继续聊。在外面一直走到深夜，不知道走到了哪儿，也没想过该往哪儿去，反正就这样一直走着。到最后，困得脑袋转不动了，才打车或搭车，各奔东西。

聚会一般是在苏学军家。白塔寺附近的一条老街，锦什坊街。苏学军那时已经工作，住一间小平房，带个小院，里外屋。外屋相当于客厅，上几步台阶，就是里屋。在苏学军家聚会，不必担心吵到别人。大家凑钱买来大饼和一堆零食，在屋里边吃边聊。星河喜欢喝点啤酒。罗洪斌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要么胡闹要么睡觉，被禁止饮酒。一次，凌晨拎来一瓶香槟，大家轮流品尝。

罗洪斌家离苏学军家不远。一次，父母去了外地，他招呼大家来自己家过夜。众人先去饭馆胡吃海塞了一顿，然后涌进罗洪斌家，打开电视玩红白机，你争我抢，闹了个通宵。后半夜，罗洪斌实在熬不住，把手柄丢给他们，自己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几个人在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像满屋子伤员。

星河是这群科幻迷中间的老大哥，他年龄最大，名气也最响，但还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靠科幻养活自己。那时，可发表科幻作品的地方少之又少。整个九十年代，短篇科幻小说的发表阵地，只有《科幻世界》以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少数科普刊物，比如《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潮》等，也会零零星星刊登一些，数量有限。长篇科幻小说的出版机会更少，主要是几家少儿出版社。写了五年，星河才完全靠稿费维持住生活，也仅限温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国内唯一的专业科幻作家。

1993年左右，吴岩让星河送一份材料给郑文光。那是星河第一次拜会郑文光，在和平里的一套狭小的两居室里。老先生当时还能蹒跚行走，说话不清楚，但思路清晰。星河说，自己专业创作科幻。老先生问，那你靠什么谋生呢。

7

杨平是1994年暑假回北京时，认识了星河。

杨平从小喜欢胡思乱想。放学的路上，给同学讲自己编的故事，快到家门口时，故意卖个关子，第二天接着讲。在学校图书馆的杂志上，他读到一篇科幻故事的简介，短短几百字，看得心潮澎湃。后来才知道，那是电影《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的剧情梗概。学校家属楼安装闭路电视，调试用的电影是《星球大战：新希望》。图像歪歪扭扭，黑白的，噪点很大。父亲说，别看了，伤眼睛。他不肯，非得把它从头到尾看完。

为了开阔杨平的视野，父母给了他一本《科学神话》，封面是仰望星空的男孩，收录的是1976年至1979年的中国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冥王星的人》《雪山魔笛》《丢了鼻子以后》，还有郑文光的《太平洋人》。

《太平洋人》写于1978年，最初发表于天津《新港》杂志，后收入《鲨鱼侦察兵》一书。故事讲述未来某年，一颗小行星即将与地球相遇。根据计算机得出的结果，该小行星是将近两百万年前从地球上分裂出的一块碎片。于是三名宇航员乘飞船出发，把小行星抓回地球研究。当打通小行星的内部空洞时，人们发现了原始人生活的洞穴和两个窒息了的原始人。最后，原始人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苏醒过来，研究工作还将继续。

小说中，宇航员在缀满繁星的虚空下抚摸小行星表面的场景，给杨平留下深刻印象。参观北京天文馆时，他流连于那些巨幅的太空画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老师带大家到学校的操场上，指着天空说，那里有一颗不会闪烁的星星，是人造卫星。杨平抬起头，视线捕捉到卫星的那一刻，感觉自己与天上的卫星似乎有了某种呼应。

杨平的另一爱好是摇滚，在他的中学时代，甚至比科幻更重要。周一升旗仪式，轮到他去播音室值班，他悄悄往口袋里塞了盒磁带。升旗仪式结束后，邦·乔维的歌声响彻校园。进了大学，他留起长发，穿满是破洞的牛仔裤。晚上，和朋友们喝啤酒，边弹吉它，边冲着星空吼叫。

报考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因为喜欢天文。对科幻的兴趣被激发，也是在学了天文之后。对太空了解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宇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杨平的科幻偶像是阿瑟·克拉克，克拉克被誉为最伟大的太空预言家。多年以后，杨平做了个网站，“天堂的喷泉”，即取名自克拉克的小说。

杨平的两位大学室友也是科幻迷，1994年，他们三人在南京大学成立科幻协会，是国内最早的高校科幻社团之一。他们找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饭馆，希望对方出钱赞助，结果无功而返。那年头，普通百姓哪知道什么是科幻。有个笑话，北航科幻协会的学生偶然发现一家“科幻饭馆”，告知吴岩，吴岩转告了星河他们。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跑去聚餐，以为店里会摆满科幻小说、贴满科幻海报，菜单肯定也是充满科幻色彩。结果发现，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饭馆，没有任何科幻元素。问老板，为什么叫“科幻饭馆”。老板说，嗨，上面要求咱们这附近的店，名字必须以“科”开头，科海、科苑、科龙什么的，都被别的店占用了，我只能叫科幻了。

没钱，组织不起什么像样的活动。杨平他们的这个南京大学科幻协会，主要功能是交流科幻书籍。拿出各自的藏书，堆在一起，向全校学生开放借阅。

在学校，杨平读了星河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小说，知道他是北京的，找朋友要到了星河家的地址。星河住北航，杨平住语言大学，离得很近。1994年暑假回北京，杨平没打招呼，直接跑去星河家敲门。星河开门一看，挺纳闷，哪来的小混混，长发披肩，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不知道是干嘛的。杨平自我介绍，我是科幻迷，看了你写的小说，觉得挺棒的，有空的话咱们交流交流吧。

就这样，杨平入了伙。大家的知识结构各异，星河是学建筑的，杨平是学天文的，苏学军是学电子的，严蓬是搞文学的，罗洪斌是学中医的，凌晨是物理老师。各有所长，可聊的话题很多。混熟了，天南海北瞎聊，不只是聊科幻。谈哲学谈人生，开玩笑耍贫嘴，打扑克玩游戏，骑车出门郊游。就像一群普通的朋友，只要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都很开心。

聚了一阵，大家觉得，老这么瞎聊也没劲。聊完就完了，什么也留不下。咱们当初是因为喜欢科幻才走到一起的，既然是科幻迷，就该拿出点真材实料来。要不这样，咱们都试着写写科幻吧，把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全写下来。

1994年，杨平回北京，大家在杨平家开了一次全体动员大会。布置任务，每个人回去后必须写一篇科幻小说，下次聚会时交稿，互相点评。

提起笔，才发现，最缺的还是文字功底。有人写出来的东西，平铺直叙，像一杯白开水。有人不会表述，想得很多，就是倒不出来。这群人中间，除了星河和苏学军，其他人没多少写作经验。初学写作者，往往有强烈的表达欲，想到一个点子，不顾一切要把它表达出来，这时候需要有人在旁边敲打敲打。旁观者没有那么急切的表达欲望，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章的缺陷。有什么问题，给你指出来。有什么想法，帮你补充扩展。卡了壳，大家头脑风暴。一起交流，肯定比一个人瞎琢磨好。相互比较，才能看出各自的不足。

再次聚会，每个人如约拿出自己的稿件。全是手写，每页三百字的稿纸，厚厚一沓。唯独严蓬，只交了半篇。这件事一直被大家拿来调侃，碰到严蓬就问，你后半篇稿在哪儿呢，我们还等着看呢。

严蓬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他后来在这群作者中间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评论家。好的评论，在当时，比好的创作更缺乏。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已成历史，与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等老一辈科幻作家相比，年轻作者不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拘泥于普及科学知识。用吴岩的话说：“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入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

因此，他们的作品更追求文学性。当时，国内涌现出一批新兴作家，以池莉方方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以苏童余华马原格非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还有王小波，他们的写作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同为作者，虽然写的是科幻，肯定也有野心，希望知道自己的写作处于怎样的水平，希望有一个参考系。但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自己写的东西能不能上得了台面，大家心里都没底。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科幻小说既不同于严肃文学，也不能拿来和武侠言情这些通俗文学作比较。你没法拿它和任何东西作比较。在这方面，严蓬为大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聚会从此有了固定的内容，写稿读稿审稿。每个人的每一篇稿件，都会被仔细阅读，认真点评。你这段我没读懂，是你写得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问题。你这段关于新科技的描写是不是太生硬，读者能看得懂嘛。这段对话不合逻辑，普通人怎么会这么讲话。照你写的这个速度，能不能飞出太阳系，咱们来算算。杨平和陈勇最爱在技术细节上较真，动辄掏出纸笔，说，咱们来画个图列个公式计算一下，你这个假想合不合理。严蓬更多地是从文学角度作评判，小说里的人物能不能立得住，文章的结构是不是头重脚轻，怎么转折怎么收尾更好。严蓬和星河属于比较毒舌的那类，言辞犀利，批评起来不留情面，当然，对文不对人。星河爱开玩笑，刚才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突然就插科打诨起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工业文化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所有人都得发表意见，有一说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什么客套话，不会顾及彼此的面子。你这个我觉得哪儿不对哪儿有问题，你这段还不错但那段写得太差了狗屁不通。不会因为你是我朋友，就夸你。被批评的人，也很虚心。如果不同意，提出自己的想法，再讨论。大家都有一种被聆听被重视的感觉。聚会结束后，回家修改，改完下次带过来再审。

有点像互助式写作班，共同探讨，相互督促。北京的这群科幻作者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才华有个性，想玩也会玩。摊开稿纸，首先想到的是，我在这篇小说里玩个什么不一样的花样。当然，也有人以太忙为由，聚会时不带作品。于是，又多了一条规矩：不按时交稿者，必须请客吃饭。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论坛，讨论过程中产生的想法，觉得有价值的，整理成文，寄给姚海军，发表在他的同人刊《星云》上。几个月后，新一期《星云》出版时，就会看到其他人对这些观点的讨论。

8

1995年春节，凌晨借了别人的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父母出门走亲访友，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写稿。一气呵成，完成了科幻小说《信使》，灵感源自她的一个梦。聚会时，拿给大家看。众人赞不绝口，没想到科幻中的爱情也能写得那么热血激昂。星河推荐给《科幻世界》，这篇小说发表在1995年第7期上，获得当年银河奖的二等奖。这是凌晨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

杨平的稿件是从南京寄来的。1994年夏末，杨平写完《裂变的木偶》初稿，寄回北京。大家传阅讨论，一致意见是：看不懂。不知道小说里究竟写了几个人物。杨平那时刚翻完《尤利西斯》，虽然看得稀里糊涂，但感觉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很新鲜，于是用在自己的小说里。故意将人物的指代全部打乱，时而用“我”，时而用“他”，时而用人名，时而用头衔。别人看得一头雾水，只有杨平自己心里清楚谁是谁。

大家给杨平提意见，你得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不能光想着自己写得爽。杨平改了三稿，最后改成传统的第二人称视角，仍然保留了部分意识流的风格。这篇小说先是发表在《立方光年》上，后刊登于《科幻大王》杂志。

《立方光年》是这群北京科幻迷自己办的一本同人刊。有这么一本小册子，可以把口头讨论的成果落实在纸上，也可以督促大家修改。印出来，就像是作品真的被发表，哪怕粗糙点，像那么回事。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希望尝试不同的题材和写法，《裂变的木偶》这种实验性的文字，不那么主流，和杂志的选稿思路不太合拍，恐怕没地方发表。需要有自己的阵地，或者说，试验田，可以自由自在地写稿发稿评稿。而且，有一本小册子，也方便拿出来给别人看，或是寄给外地的科幻迷，互相交流。

刊物起什么名字，想了一堆。星河提出“立方光年”这个名字。那时候，“光年”的概念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大家觉得，“光年”这个词有气魄，代表的尺度很大，加上“立方”这个前缀，更加立体化。于是定了这个刊名。

大家组了一个编委会，顾问吴岩，总编江渐离，执行主编严蓬，主编助理李可。每期的责编由不同的人轮值担当。头衔只是头衔，并无高低之分，讨论稿件，还是和以前一样，平等交流。文字编辑有严蓬、凌晨、阮帆、苏学军、杨平等，美术编辑包括金霖辉、喻京川、史叶红、席恒青等。罗洪斌、廖东等人负责对外联络。

江渐离是江南才子，早年的北漂一族。他国学功底深厚，自号“龙萍居士”，经常与严蓬、于向昀等人作诗填词，相互唱和。同这些科幻迷混熟了，他也开始创作科幻小说。江渐离的科幻偏重人性哲理，独树一帜，他写于1996年的《伏羲》获银河奖二等奖。

喻京川在宣武区科技馆工作，后因擅长科幻美术，被调至北京天文馆。他和金霖辉都是科幻美术爱好者，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科幻杂志创作插图。史叶红是金霖辉的朋友，在戏剧学院舞美系有一间小画室，大家也在那里聚过。席恒青同姚海军很熟，为《星云》画过杂志封面。还有一位叫做张强的美编，也参与过几期。

星河没参与。他觉得，你们只是玩票，心血来潮，凭一时的兴趣。要做就该做得专业点，给杂志投稿或是找正规的出版社出书。和编辑沟通，和读者交流，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不掺和，但你们做，我支持。星河有几篇小说是先发表在《立方光年》上，后投给其它杂志。

《立方光年》创刊时，姚海军的同人刊《星云》已经出到第十四期，从最初的手刻蜡纸油印小报，改为正规的胶版印刷。《星云》以科幻的资讯、评论和理论为主，而北京的这群科幻迷，作者居多，确定了原创为主的方向，旨在鼓励更多的人写出更不一样的科幻作品。

每期的字数起初定在四万字左右，相当于五六个短篇。除了原创栏目“科幻空间”，还有一个名为“静言手术室”的评论栏目，由严蓬负责。“言”取自“严”的谐音，意思是严蓬像医生，不动声色地拿起手术刀，解剖每一篇文章。

《立方光年》的选稿原则是：打破对作品的一切限制，不规定题材，不考虑语言风格，不考虑读者的年龄，实验与古典共存。凡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即使文笔稚嫩，即使有各种缺点，也会予以刊登。罗洪斌写了篇关于生物进化的文章，立意新颖，有点科幻散文的味道。改了几稿后，发在《立方光年》上。这篇文章后来被刊登于1995年第11期《科幻世界》，题为《生命的婚旅》。

稿件够不够用，先放哪些后放哪些。你这篇还有哪些问题，回去修改，争取放在下一期。他那篇和你这篇题材撞车了，要不先上你这篇。需要讨论的事更多，聚会也更频繁，基本每周一次。有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今天见明天见后天又见。星河开玩笑，怎么每天就只有你们这几张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苏学军家附近有一家包子铺，中午饿了，去那里买几个包子回来，边吃边讨论。编杂志和吃包子，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就这样被记忆绑在了一起。

第一期做了一个多月。收稿、排版、校对、做目录、设计封面，找地方印刷。印完后，裁切、对页码、装订成册。1995年4月1日，大家拿到第一期《立方光年》。事先准备了一本签名簿，参与制作的每个人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天是愚人节，大家商量下来，决定把《立方光年》的创刊纪念日推迟至4月2日。

讨论刊名时，这群人还凭空生造了一个概念——“负立方空间”。凌晨说，4月1日、负立方空间，不如把这两样东西捏在一起写篇小说吧。大家以为她开玩笑，没想到她真的交了一篇《四月一日·半条虫子·负立方体空间》的稿，后来发表在1995年第11期《科幻世界》上，改名为《交错》。凌晨把她的大学同学李涛也拉了进来，参加了几次聚会。李涛写了篇同名小说《半条虫子》，发表在1996年第5期《科幻世界》上。

1995年，《立方光年》总共出了两期。第一期印了九本，第二期印了三十本。朋友间相互抢来藏去，最后不知落在了谁手里。

1995年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年头。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重点抓好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和儿童文学创作。在中国被视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幻文学，因此受到重视。3月15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面，邀请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部门的领导与北京部分知名作家和评论家共同探讨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科幻作家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吴岩在会上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科幻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情况，呼吁全社会对科幻文学予以关注和支持。

这一年，《科幻世界》发行量突破二十万册。夏天，杨潇和谭楷来北京，召开座谈会，同北京的这群作者见了面。吴岩、韩松、星河、江渐离、严蓬、凌晨、裴晓庆等人参加座谈会，大家拿出《立方光年》，给杨潇他们看。

这年秋天，杨平离开南京大学，回到北京，在中关村找了份工作，加入《立方光年》的编辑团队。一次，大家在杨平家聚会，中午外出吃饭，看见校门口摆满花摊。江渐离说，这些摊贩，净拿月季冒充玫瑰。星河说，那你说说，这里头哪些是玫瑰哪些是月季。江渐离为难，在这儿说不是砸人家生意吗。星河说，没事儿，你用代号，真玫瑰就说“克拉克”，月季就叫“星河”。江渐离走过去，指着花摊一个个说，这是星河，这是星河，这也是星河。没有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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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光年》创办后，参加聚会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北京本地的，也有外地来京上学的。

大家互起绰号，“胖头鱼”是罗洪斌，因为他脑袋大。“摇滚番茄猫”是严蓬，因为他爱听摇滚爱吃番茄。“面虫儿”是江渐离，“吸血鬼”是柳文扬，“丁丁”是杨平。“丁丁”这个绰号是《科幻世界》编辑顾文瑾取的，1998年，她来北京找这些作者玩，席间聊起《丁丁历险记》。她小时候看过这套连环画，但记不清丁丁的模样，杨平在旁边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顾文瑾瞪着杨平，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像丁丁呢。旁边有人插嘴，杨平的头发自从上次听星河讲鬼故事吓得竖起来后，好像就没见软下来，真有点像丁丁啊。众人哄堂大笑。

这群作者后来被称为“北京帮”。说是“帮”，其实挺松散，没什么帮规，就是一群朋友定期聚会。“帮”的另一含义是，自成体系，形成一个小圈子，外人不太容易融入。也挺正常，朋友之间相处久了，总会形成默契。几个熟人互相玩梗开玩笑，旁人听不懂插不上嘴，难免有被孤立被排斥的感觉。后来，大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聚会时尽量让小圈子的氛围淡一些。

1996年，北京作者大丰收。这一年的《科幻世界》银河奖获奖名单，北京帮占了半壁江山。星河的《决斗在网络》获特等奖，苏学军的《火星尘暴》获一等奖，江渐离的《伏羲》获二等奖，潘海天的《克隆之城》、杨平的《为了凋谢的花》、李学武的《梦境》并列三等奖。

各有各的风格。凌晨说，要分辨哪篇小说是星河的，只要看主人公是不是叫“星河”或者“郭威”就清楚了。星河的小说无论选材和风格如何变化，主人公的名字很少更换。严蓬说，星河的小说是少见的具有地域色彩的科幻小说。一般人写科幻，你很难看出具体发生在哪座城市，而星河的小说，人物一开口，你就知道是在北京。

星河最喜爱的科幻作家是阿西莫夫，讨论时，经常拿阿西莫夫举例。他那时的文风，看得出受王朔影响。京腔十足，解构权威，解构英雄，有点玩世不恭，但骨子里又透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信守自己心中的道义。有点像《顽主》，面对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原先的价值观被打破，找不到方向，但内心深处仍然守着自己的真善美。现实中的星河也是个叛逆而执着的人，喜欢挑战权威，敢于怀疑一切，视规则如无物，总在尝试打破思想与文法的禁锢。

杨平是另一种形式的叛逆。他觉得，对这个世界不满，并不意味着非得改变它，也不必非得宣扬什么。不对抗，不接受，保持距离就好。他和星河有点互补的感觉。星河写的是英雄主义，杨平是反英雄。星河的小说是主题先行，先立个靶子，然后让主人公去打这个靶子。杨平的小说则刻意淡化主题，甚至无主题。他喜欢写小人物，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抱负，在自己的世界里各种折腾，只是想寻求内心的平衡。

苏学军的小说是另一种英雄主义，相对传统，单枪匹马深入虎穴，读着过瘾。他的短篇科幻《远古的星辰》，使用双线双视角叙事，讲述一名火星殖民者后代跑到战国时期秦楚大战的战场上，是国内最早的穿越小说之一，获1995年银河奖三等奖。

裴晓庆写科幻也很早，1989年《中国青年报》举办“七星杯”科幻征文大赛，高中生的他以一篇《药丸》获优秀奖。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外院法语系后，他留起长发，有点摇滚青年加文艺青年的范儿。一次去成都领奖，长发黑西装，被女生说成像流氓。听说中国没能加入关贸总协定，他半夜带了两名同学，去外国留学生宿舍楼，用红漆在墙上刷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几个大字。

裴晓庆擅长讲故事，平时聊天也是神乎其神。和别人开玩笑，瞎编的事，他能说得有鼻子有眼。

潘海天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的是建筑设计，星河学的是工民建。星河开玩笑，建筑好看了，是他们获奖，楼房塌了，是我们坐牢。

潘海天是福建人，说话慢慢悠悠，声音轻，又带点口音。他属于那种外表温吞内心狂热的人，在老教授空荡荡的桌前等待方案审批的时候，他会把没完成的草图往兜里一塞，心安理得地溜去看电影。聚会时，潘海天不怎么说话，其实想法很多。一次，星河、严蓬、杨平、罗洪斌去北师大参加活动。人没到齐，大家坐在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门口，边抽烟边晒太阳。一位女科幻迷到了，联系星河去接她。星河立刻跳上自行车，右手牵了辆空车，喊了声，我去接人。一直闷声不吭的潘海天突然不紧不慢地吐出一句：少镖头，又打猎去啦。大家愣了一下，狂笑不止。想起了金庸的《笑傲江湖》，林平之带着家丁骑马外出打猎，镖局门口，几名大汉齐声高呼：少镖头，又打猎去啦。

1997年夏天，潘海天离开北京。在北师大的一家小饭馆，大家为他开了个小小的欢送会，拿出新一期《立方光年》，依次在上面签名赠言，送给潘海天作纪念。临别前，提了两点要求，一是保持联络，二是坚持写科幻。回福建后，潘海天先是干老本行，在建筑设计院设计法院、海滨别墅、办公楼。之后，他做过奇幻，也做过科幻。用他的话说，你让我去看萝卜田，我就想种西瓜。你让我种西瓜，我又想去砍甘蔗。

柳文扬，公认的才子。出生于1970年，1989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小时候读凡尔纳，看完《气球上的五星期》后，自己制作了一个电解水的装置，想试验书中秒速的燃烧加热器，结果弄得家里的电器全部停转。1993年，他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戴茜救我》，即获得银河奖三等奖。

柳文扬性格开朗，是个阳光大男孩。他和裴晓庆都很幽默，一温一热。裴晓庆给人的感觉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特能侃。柳文扬一看就是在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温文尔雅，总是笑眯眯的，人也随和，说话轻声细语，不张扬，冷不丁抛个笑话出来，逗得大家哈哈直乐。

那时的科幻小说，不乏意味深长之作，真正缺少的是故事性强的作品。擅长写故事的人，不多。裴晓庆是一个，柳文扬是一个。柳文扬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能够把一个很硬核的东西写得轻松有趣。在这一点上，大家自叹弗如。比如，谈及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区别，他写道：“其实，咱们干嘛使劲儿‘向纯文学靠拢’啊。厨师不一定非要奔‘满汉全席’去，醋溜白菜、回锅肉啥的也得有人做嘛。别管排第几。科幻小说是小说，有很多人读，够了。好比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老三，不服气，可也不能把大哥二哥掐死，自己当老大呀。咋办呢，他该坐稳老三的板凳儿，发挥老三的长处。让人家都说：小三儿机灵，小三儿长得俊，小三儿会办事，等等。”

1994年第6期《科幻世界》发表柳文扬的短篇小说《闪光的生命》，写的是一个只有半小时生命的复制人如何用他的一生去爱一个女孩。那年，柳文扬的另一部小说获银河奖二等奖。次年夏天，他去成都领奖，与《科幻世界》编辑部的一位成都姑娘相恋。他先是在京蓉两地来回飞，后赴成都完婚，放弃在北京高校教书的工作，迁居四川。大家开玩笑，文扬，你这是入赘《科幻世界》啊。再后来，女孩到北京上学，他又跟着返回北京，靠写作维持一家的生计。有段时间，柳文扬几乎包揽了《科幻世界》的封面故事。封面故事是命题作文，根据杂志封面的科幻画构思故事。不好写，投稿的质量不怎么样，经常请柳文扬救急。他来回换着笔名写，其中一个是“周平”。篇篇急就章，但篇篇精彩，严蓬评价说，甚至比银河奖征文栏目的一些文章更好看。

周宇坤年龄稍小，1976年大年初一出生。他是典型的工科男，腼腆内向，聚会时不怎么爱说话。小时候，每逢自由作文，他就会编些离奇的幻想故事，虽然得不了高分，但写得开心。199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周宇坤是硬科幻的倡导者，据说每写一个短篇，就要读一部科学专著。

周宇坤与四川统计学校计算机专业的曾德强，合办过一份名为《宇宙风》的科幻小报。《宇宙风》创办于1995年7月，略晚于《立方光年》，八开八版两大张的胶印小报，每季度出版。那两年，除了《星云》和《立方光年》，全国各地还涌现出不少民间自办的科幻同人刊，大多昙花一现。1996年，成都老科幻迷徐久隆创办《上天梯》，印了一期。同年，天津科幻迷创办《超新星》，印了四期。1995年年初，河南郑州的科幻迷范霖创办《银河》，八开小报，1996年改版为杂志。范霖自掏腰包投了八千块钱在这本同人刊上，改版后不久，因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而停刊。

陈勇也是《立方光年》的主要作者之一，性格腼腆，聊起科幻却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他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也是典型的理工科男生。讨论稿件时，喜欢抠技术细节。他的作品有着温柔的想象力，比如《银河皇帝梦》《玫瑰》，毫不硬派。

阮帆是中国人民大学1990级历史系的，《北京科技报》记者，写过一部长篇科幻《暗流汹涌》。除了创作科幻小说，她还在报纸上发表科幻相关的报道。1996年10月，她采访郑文光、金涛、吴岩、焦国力和星河等人，撰写《科幻作家谈伪科学》一文，认为科幻作品所提倡和弘扬的科学精神，对反对伪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写科幻的女性作者较少，凌晨是主力之一。她不希望被学生发现自己在写小说，于是取了“凌晨”这个笔名。一是寓意“白天与黑夜之间”，二是因为这个名字相对中性，可以把自己的女性特征隐藏起来。

这些作者中间，凌晨的文风最为多变。《信使》《交错》《深渊跨过是苍穹》，她总是在尝试新的写法。吴岩说，好的作家，不在于形成了怎样的个人风格，而在于不断地突破自我。凌晨记住了这句话，每篇作品，她都当成一次文本的实验。她写的长篇科幻《鬼的影子猫捉到》，是以一只猫的视角展开。星河在研讨会上拿给大家看，啧啧称赞，你们看看人家凌晨，已经把文本玩出花儿来了。

北京的女性作者还有于向昀。于向昀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作者之外的另一身份是书商，1997年出版长篇科幻《无法确定》。凌晨本名姓余，这两人被大家放在一起，戏称为“大小鱼”。于向昀是“大鱼姐姐”，口齿伶俐，擅长做诗填词。凌晨是“小鱼妹妹”，热情爽朗，声音温柔好听。

李学武是北师大艺术系影视艺术及技术专业的硕士，起初只是纯粹的科幻爱好者，参加聚会后，也动笔写了两三篇，质量颇高。1996年，她创作的《梦境》获银河奖三等奖。

凌晨还在自己的学校建立科幻兴趣班，她的一些学生，例如何洁和孙良惠，也是聚会的常客。

另有一些科幻迷，不怎么写稿，但每次聚会，必定到场，有点追星的味道。比如刘思圆，经常和同学刘畅一起来，她俩当时都是中学生。星河第一次见到这两位女孩，是在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上。严蓬去中国科技馆找她们说事，星河陪着一起去。聊完事，往外走，两名女生从后面追了上来，问，你就是星河啊。就这样认识了。星河帮她们辅导过功课，经常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劝她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别跟着瞎折腾。刘畅后来成为城市设计师，构思了很多科幻般天马行空的创意。

就是这么一群二十啷当的年轻人，特立独行，自得其乐，又透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劲头。《科幻世界》那时还没有刘慈欣，是这些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扛起了中国科幻的大旗。

1996年第1期《科幻世界》发表了一篇小文，如此评价北京的这群科幻迷：“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庸人，只是一群在浮躁的现实之外构筑理想世界的‘畸人’。这也是当今中国科幻的烦恼。我想，在很远的将来，银河大同盟终于建立起来时，也许没有人记得这一群仅仅为了幻想就甘于寂寞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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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也为《立方光年》写过稿。严蓬把韩松的稿件推荐给自己中文系的同学看，他认为韩松的文学功底不亚于当时的孙甘露、苏童、余华等主流作家。

严蓬后来才知道，韩松闷声不响写过很多稿，只是没发表。韩松性格如此，他属于那种很纯粹的作家。写的东西，不一定要被很多人看到，写作本身就让他觉得满足。

韩松比星河大两岁，重庆人，父亲以前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上中学时，父亲经常从单位带书给他看。1982年，联合国第二次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同时举办外空探索中学生作文比赛，题目是《空间活动将如何改变我国和世界》。中国有十座城市参赛，重庆的三十九所中学展开征文。韩松写了篇《熊猫宇宇》的科幻小说，讲的是中国少年赠送一只名叫“宇宇”的大熊猫给美国月球站的美国少年，一路历经波折，受到宇宙射线、太空陨石的威胁，最终到达目的地。这篇小说获得二等奖，刊登在重庆的《红岩少年报》上，奖品是科幻图书。那是韩松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和威尔斯的小说。

1983年，韩松考入武汉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攻读新闻系硕士，在《科学文艺》上陆续发表作品。1989年，他的小说《天道》被选为第二届银河奖优秀作品，他应邀前往成都参加《科学文艺》笔会。在那之前，韩松去了趟北京。导师要他和师兄写毕业论文，去首都搜集资料，并向北京的老师请教。他从武汉出发，坐晚上的火车硬座，次日上午抵达北京。出了北京站，一片闹哄哄。乘地铁时，车门一开，他瞬间被乘客从车门处挤到车厢的另一侧，像相片一样被紧紧地压在车厢壁上。这成了他后来创作小说《地铁》的灵感。

两年后，1991年，韩松再次收到邀请，参加《科幻世界》举办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他凑不齐去成都的路费。谭楷写信给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称韩松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齐民友校长被这封信打动，特批五百元，让韩松去了成都。

大会上，韩松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谈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认识了台湾科幻作家及不明飞行物研究者吕应钟，把之前被《科幻世界》退稿的《宇宙墓碑》拿给吕应钟，请他看看。吕应钟将这篇小说带回台湾，交给张系国、张大春等人，参加台湾《幻象》杂志主办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幻象》当时刚创办一年，是台湾地区唯一的科幻杂志。

韩松的文字，低调内敛，极其克制，有一种说不出的冷，难以言喻的荒诞感。杨平评价他的笔法“空灵诡异”，将现实与超现实肆意拼接，让人迷失其中的同时，又被汹涌而至的意象所震撼。凌晨说，其他人的作品，可能是一根针一片羽毛一片雪花，而韩松的作品，每一篇都像石头，沉甸甸硬邦邦，就这么砸下来。

韩松也参加过北京科幻迷的聚会，背着包，来去匆匆。他工作很忙，不可能每次都到，但有什么重要活动，只要有空，都会参加。现实中的韩松是个很随和的人，谦逊温和，话不多，不是那种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爱跟人聊天的记者。他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在冷眼旁观这个世界。聚会时，别人发言，他会很仔细地听，认真地做笔记。轮到他发言，他不怎么看别人，自顾自把想说的话说完，重新切换回聆听的状态，像个谦虚的小学生。

经常参加科幻迷聚会的，还有一位年龄更大的作者，韩建国，那时四十多岁。他在北京叉车总厂运输处工作，当过兵，做过工人。年少时，他就有文学梦，七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读过中国电影刊授学院的编剧大专班、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班。韩建国是通过吴岩，主动同大家联系上的。和这些年轻作者相比，他的写法相对传统。人也实在，无论对待科幻、写作，还是待人处事，一丝不苟，有什么不明白的，向年轻人虚心请教。

白墨的年龄与韩建国相仿，也是当时活跃的北京科幻作家，作品主要发表在《科幻大王》上，有影响力的如《致命溺爱》《克隆恩怨》《终将发生的暴动》等。白墨的写法也较为传统，人也很好。

1995年，韩建国在《科幻世界》发表《泪洒鄱阳湖》，抗战背景的穿越小说，获得当年银河奖的一等奖。在自我介绍中，他写道：“常为赶不上前一次科幻大潮而叹息，但愿为中国科幻大潮再起而推波助澜。”

新生代作家集体亮相的同时，这些年龄更长的作家也陆续登场。对六零后七零后来说，他们是长辈。相比郑文光、童恩正等人，他们投身科幻的时间又较晚。比如韩建国，比如白墨，比如王晋康。

王晋康与韩建国同龄，1993年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时，已经四十五岁。王晋康的人生经历坎坷，1948年出生于河南南阳，1966年高中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下乡，三年后被招工，在杨树沟铁矿及南阳柴油机厂作木模工。恢复高考后，第一次高考因出身不好被大学拒之门外。第二年，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河南油田及石油部第二石油机械厂从事技术工作，后任该厂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及工程师。

《亚当回归》这篇小说，是他给十岁的儿子讲故事时想到的。儿子缠着他讲故事，他随口编，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利用假期，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在地摊上偶然看见《科幻世界》，抄下地址，投稿过去。编辑回信：行文流畅，立意深刻，我们决定刊发。之后，王晋康成为《科幻世界》的主力作者之一，多次获得银河奖的特等奖和一等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常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的，还有一位年龄更长者，绿杨。他与童恩正年纪相仿，当时已五十多岁。

绿杨本名李钜康，1934年出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在私立南洋电校就读两年，学无线电工程。1956年考入安徽医科大学，此后在安徽贵池定居，从事医务工作，高级职称内科医师，兼职科幻创作。他从小热爱自然科学及科幻读物，十八岁加入上海科普协会天文组，做过义务的天文普及宣传工作。

绿杨的首篇科幻小说写于1970年代末，那时的他有一种急于把藏在心间多年的构思讲给大家听的愿望。写了部长篇，托人带给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几个月后，编辑告诉他，北京不出版科幻，只有《科学文艺》还在发表科幻。杂志没法发长篇，他另写了一个短篇《黑色的死亡》试投，很快刊出，收到一百三十元稿费。此后，绿杨每年写一两篇科幻小说，题材多为他熟悉的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范畴。《难圆玫瑰梦》等五个短篇获银河奖，其中《黑洞之吻》获特等奖。

1993年《科幻世界》改版后，读者定位于学生，杨潇邀绿杨为青少年写点东西，这就是“鲁文基系列”的由来。那是绿杨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他是一家医院的内科主任，这家医院接受邻近五个县转来的危难病例，他几乎每晚在病房呆到十一点左右才能回家。“鲁文基系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挤出时间一点点写出来的。医院的同事不知道他在写科幻，绿杨说，我不想说，因为没人会理解，只有我的家人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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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科幻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主办“97国际科幻大会”。大会举办前，北京的科幻迷在紫竹院公园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那时，柳文扬还没去成都，裴晓庆即将出国留学。大家呼朋唤友，召来四五十人。有作者，有读者，还有学生家长。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聚会，只是好奇询问，一听是科幻活动，也兴高采烈加入。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半，湖边的一处茶座，组织者介绍了国际科幻大会的情况，介绍了北京科幻迷联谊会和《立方光年》的情况，之后各自活动。大家在公园里拉开长长的阵势，边走边聊。杨平找严蓬闲扯，说，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第一句已经想好：这个世界只有256色。严蓬说，有点意思。

下午，陆续有人离去。走的走散的散，最后留下的，还是那几个人。在园内吃完晚饭，不愿就此散去，玩起了科幻故事接龙的游戏，相互设套，嬉笑玩闹。天色渐晚，下起了雨，大家被困在湖边的一座廊桥上，哪儿也去不了。轮流讲鬼故事，讲到紧张处，身后飘来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听的人吓一跳。那位路人也被吓了一跳，这群人聚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1997年7月底，国际科幻大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多功能演播厅举行，可容纳三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张玉台、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常志海、四川省科协主席周新远等领导出席会议，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被邀请到场，还请来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及科幻作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美国环球电视、英国广播公司等国内外媒体现场报道。

郑文光出现在科技会堂的大厅里，坐在轮椅上，大家恭敬地上前问候。刘兴诗也来了。三个月前，1997年4月20日，童恩正在美国去世。

现场举行了“银河奖”和“金桥奖”的颁奖仪式，杨潇、谭楷、莫树清、金涛、王晋康、吴岩、星河等科幻作家和编辑获“银河奖”，三位年轻的科幻画家喻京川、周颖、张晓雨也获此殊荣。向国内译介科幻作品的王逢振、郭建中、吴定柏，以及中国台湾的吕应钟等人，获颁“金桥奖”。

北京的大会结束后，大家移师成都，参加在成都市郊举行的科幻夏令营活动。7月30日上午八点，京津两地的科幻迷登上开往成都的7次特快列车。这趟列车被戏称为“银河列车”，车长是严蓬，乘客包括吴岩、星河、凌晨、杨平、江渐离、陈雯等北京科幻迷，以及冯志刚、张卓、李艺仁等天津科幻迷。

孙维梓也在这趟车上，他是南京人，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上世纪九十年代，孙维梓、吴定柏、郭建中是《科幻世界》杂志的三位主力翻译。孙维梓为杂志贡献过近百篇科幻译作。1995年，他因用眼过度，眼底黄斑区受损，右眼视力降至0.02。医生警告他，只能在自然光条件下稍许看些大字。后来虽然置换人工晶体，作了激光手术，但右眼还是于2003年失去视力。孙维梓将电脑屏幕字号调到最大，在盲人软件的帮助下，坚持翻译，直至完全失明。

孙维梓的人生经历也很坎坷。他的学生回忆，文革期间，无论同学打架斗殴，多么不守规矩，只要孙维梓老师一到，大家个个听话。暴风雨之夜，他从一个学农点到另一个学农点，在泥泞的乡村小道上磕磕绊绊。路经狭长的石板小桥时，两千度近视的他用手探路，膝盖当脚，一步一步爬过小桥。

从北京至郑州，经西安过秦岭，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车长严蓬在硬座和卧铺车厢之间跑来跑去，一路上，年轻人打牌聊天，不觉得累，也不困。次日傍晚六点，到达成都火车站。冒着小雨，乘公交车前往《科幻世界》编辑部所在地，四川科协。当晚入住科协招待所，晚餐是过桥米线。

第二天一早，杂志社用车把大家拉往科幻夏令营所在地，月亮湾度假村。开营仪式在一所体育馆内举行，台上用高音喇叭喊着开幕词，台下站了一千来人，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开营仪式结束后，严蓬接受电视台采访，摄像机多次故障，不得不一遍遍从头录制。会场外，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列佐沃依、美国宇航员香农·露西德、美国科幻作家赫尔，被热情的青少年包围，连续数小时签名。听说有宇航员，科幻迷从全国各地赶了过来。很多都是孩子，由父母带着，手里拿着纸和笔，到处找人签名，不管认不认识。

这是大家第一次感受到公众对科幻的巨大热情。晚上回到住处，在校园里闲逛。学天文的杨平误把木星认作北极星，被人一通嘲笑。四周漆黑一片，天上星光点点。走在校园里，大家肩并着肩，齐声高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以前只是一条浅唱低吟的小溪，如今终于汇入大江大河，咆哮着向前奔腾。没人想过，科幻在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产业，能有多少读者，市场能做到多大。只是单纯地热爱，想把这份热爱传达给更多的人。

后面几天，游青城山，去乐山看大佛，在峨嵋山观日出。聊来聊去，话题总离不开科幻。一路上，韩松不怎么说话，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回去后，韩松写了那篇《逃出忧山》。物理学家韩愈在忧山大佛的脚背上阻止了一名女大学生的自杀，两人结为夫妻。四年后，婚姻陷入危机，夫妻故地重游，却发现整个忧山的人全都消失了。

回程时，又下起小雨。大家乘汽车沿高速路到达重庆，登上客船，顺流而下，走走停停。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打牌唱歌，满嘴怪话，身边总会围上一圈好奇的路人，像是看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武汉上岸后，武汉作者米兰带大家游览，合影留念，然后分道扬镳。星河、江渐离、凌晨等人继续游玩，严蓬、杨平和另两名科幻迷返回北京。安检时，杨平被拦了下来。安检人员命令他脱下鞋解下皮带，一段段地捏皮带，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他。杨平那时很瘦，一百斤不到，留着长发，精神亢奋，像个瘾君子。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成功举办后，《科幻世界》对科幻的市场前景有了自信。编辑部在“编者按”中写道：“中国科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几个编辑一群科幻作家默默无声的笔耕生活，而是由许多公众共同参与构建的一个精神会所，一个日益扩展的文化市场。”

第二年，《科幻世界》编辑顾文瑾来北京游玩。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家饭馆，大家请她吃了顿东北菜。席间，她认识了星河、杨平、严蓬、江渐离。这四人整天腻在一起，贫个没完，开些她听不懂的玩笑，说些她听不懂的网络术语。虽然已经离开校园多年，他们身上仍然散发着学生的气质，单纯、善良、热情，有些不知油盐柴米、不食人间烟火的少爷气息。于是，顾文瑾把他们四人放在一起，封了个“京城四少”的称号。

这时的《立方光年》已经停刊。1996年出了四期，1997年改版。新版《立方光年》的计划是每年编印春季号、夏季号、秋季号三期，页数增至六十四页，字数扩至十四万字。栏目更丰富：“科幻空间”是新近完成或初次发表的作品；“静言手术室”是评论专栏；“网络载波”是专门刊载网络小说的地方；“时光倒流”是往期精选；“奇异玻色子”是读者来稿园地；“七嘴八舌”每期提一个话题，邀请读者发表看法；“异星酒吧”是杂谈，每期邀请一两位科幻迷以酒吧来客的身份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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