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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的qq网名(王海燕散文：《我和我的女红》)

发布时间：2023-11-23 13:43:22 admin 阅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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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散文：《我和我的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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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散文：《我和我的女红》

（一）：关于女红

女红（gōng），亦作“女工”、“女功”，或称“女事”，属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多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举凡妇女以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像是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等，就称为“女红”。中国女红是讲究天时、地利、材美与巧手的一项艺术，而这项女红技巧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可称为"母亲的艺术"。

“女红”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景帝纪》：“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颜师古注：“红读曰功”。从此始，“女红”一直沿用。在旧诗文里，曾有描述女红的场景，比如《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比如“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都是对女红的描述。

印象里，女红是一件精巧细致的手工活儿，诗意而且浪漫，美丽温情的旧时女子，独坐绣楼，身边一定有一个寸步不离的花撑，撑子上，一块缎、一块绫或一块绢，绣上美丽精致的图案，或者是一朵娇艳欲滴的花儿，或者是美丽无限的风光，抑或是扑棱棱急于展翅的小鸟，那些图案，生动逼真，针脚细密。

记得，看电视剧《乔家大院》，玉儿回家找她爹借银子，人称山西第一抠的老爸，本待狠下心来不借，谁知乖巧的女儿给老爸做了一双白袜子，上面绣上了美轮美奂的花朵。粗看是一双袜子，细看却像一件艺术品。这样一件不起眼的手工制品，让玉儿的老爸进退两难，双泪长流，因为那一针一线的缝制里，都是暖暖的亲情和爱，最后唯有长叹：“一双白袜子，骗走了我三百万两银子啊！”

一九四九年，诗人席慕容的母亲在大逃难中，没有从家里带出贵重的首饰和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好几幅有着美丽花边的长窗帘带了出来。因为这些窗帘，是年轻的主妇亲自出去选购、细细地缝出来、并亲手将它们挂上去的的，在那一针一线中，盈满了一个妇人对家的无限深爱。而凝结在那一针一线中的深沉热爱，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冷冰冰的只能用物质金钱来衡量的首饰和财物。

旧时欢场上女子，讲究琴棋书画诗酒花，如薛涛、苏小小等都是美艳聪慧的女子，做诗，斗酒，与男人周旋，与女红沾不上半点边儿。唯有良家女子讲究贤良淑德针线女红，因为女红的好赖，是衡量一个女子好坏的最直接的标准，女红精湛一些的女孩，多半会嫁一个好人家，所以一个女子多半要从小女孩的时代就开始修炼女红。

女红，是构筑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竟成了一份奢侈的美丽和惆怅。尽管市场上泛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美丽的女红制品，然，那些多半都是机器制作出来的，没有半点的温度和情感，手工时代的女红变成了一种孤单的美丽和哀愁，停留在我的梦里，久久。

（二）：寂寞女红

一直对女红充满着诗意的遐想，近乎唯美，其实不然，辞海里说：女红是泛指古代女子纺织、印染、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也就是说，女红是一项名副其实的体力活儿，大户人家的女子，把绣花当成一种消遣，小户人家的女子是把女红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现代都市女子，大多美丽时尚，光鲜照人，办公室里能够独当一面，商场驰骋，巾帼不让须眉，能够分辨出蓝山与雀巢口感的不同之处，舍得把大把的时间丢在午后的咖啡馆或者商业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甚至能把那些繁多又饶舌的洋酒，当成宝贝一般如数家珍。但这些美丽时尚的年轻女子，多数对女红一窍不通，拈不动针拿不动线，衣服偶尔不小心坏了某处，又舍不得丢掉时，会送到干洗店专业织补，哪怕是掉了一粒纽扣，也会找专业人士缝上，对于女红，非但不染指，从本质上，也毫无热情可言。

古时候的女红、女德、女容，现如今除了女容直线上升，跃居首要地位，女红、女德，渐渐的被时代无情地淘汰了。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到了该消失的时候，哗啦啦一下子全消失殆尽。譬如三寸金莲，譬如男人的辫子，再譬如就是女红了。时代也总是这样，不管你情愿与否，快乐还是痛苦，太阳一样落山，河水似地流过，流过的就不再回来，一样的水，一样的月，已不是秦时也不是明月了，自然也不是逝者如斯夫，孔夫子眼中奔流不息的河水了。很久很久，一些东西消失并被彻底遗忘了，在某一个时间，毫无预兆地，却又会突然提起，甚至再现，红了起来。女红，会不会呢，会不会真有一个后女红时代？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商店里便多起了这一种“十字绣”，听闻古时淑女刺绣也是有十字绣的，所以可以叫做“DIY刺绣”了吧。它们流行了多久，我不知道。总之，似乎很红，因为到处都是绣十字绣的。还听说有个什么丝带绣。呵呵，满大街都是绣娘，我只是看，但从未曾想过要去碰，心里总认为这个是跟自己不搭边的。

寂寞的女红，在那些万般的绵软柔情中，斟满了人间清辉的妖娆，似乎也幻化了些许温暖的记忆......

(三)：奶奶，妈妈及姑姑的女红

那些穿针引线中藏着的寂寂心思，女子是遮掩不住的：一丝一绺，一挑一拈，那种神情专注，指间绰美，都是流转的款款深情；悄然含于眸中的静婉必是注满了光阴的气息，世间一切的炫物皆不及她来得美丽动人。

我常常的，常常的在猜想，世俗里最柔婉的那一朵是那贴心的女红么？我记忆中最早最真切的女红时代，是从我奶奶开始的，再早就是传说了。

奶奶是个小脚老人，精于女红，针线活计上很有功夫。奶奶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红时代，没有一点花架子。那时，一个女人，特别是乡下的农村女人，不会腌各种口味的大缸咸菜，不会做布底鞋，不会缝缝补补，在一个家庭里，不要说有没有地位，就是想撑起这个家都难。没有相当的女红功夫，那是会被村里村外耻笑的。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常常半夜醒来，总能看见奶奶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不是拼布，就是绣花，要么就是剪窗花。奶奶那双灵巧的手，消瘦的脸庞，在寂静的夜晚，一个人辛苦地劳作着，那情景真的很美。那时，我总会从被窝里探出一只小手，轻轻地拽一下她的衣角，示意她休息，奶奶便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把我的小手轻轻地放回被窝，然后摸摸我的头说：“睡吧，我再做几针就不做了!”我知道她在骗我，想睁大眼睛多陪她一会儿，那些调皮的蛊惑夜的小精灵们，总在我的眼前撒下很多的瞌睡虫，很快地就让我的眼睛朦胧起来，我又一次地被它们拉回到了梦的世界......

奶奶做的花棉袄，温暖而得体。整齐的对襟布扣打成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结镶在胸前，衣领和袖口针脚细密，线痕流畅，每一处都浸透着奶奶的心血和智慧。奶奶做的拼布书包和马甲，曾陪我度过了整个小学时期，那种幸福感被堂姐嫉妒，总是埋怨“谁让人家有个巧手奶奶呢？......”

奶奶里外都是个能手，做啥活都做的非常细致，精美。小时候尤其喜欢奶奶包的饺子。那饺子只有拇指大小，全家人一百多个饺子都是奶奶一个人包，她说一个人包的饺子不破。其实，是奶奶看不上别人包的，嫌不好看。

奶奶的窗花剪的很一流。我们家的窗格子，一年四季都是花花绿绿的。村里老一辈的人，就数奶奶剪的好了。以前每到冬天不忙了，村里的那些婆姨女子老太太就都结伴来我家向奶奶讨要新鲜漂亮的窗花样子，奶奶不厌其烦的给她们一个个都分好，包整齐让带走。

奶奶给我做过的东西太多太多，我都数不清有多少。奶奶在世七十多年，但是她的三分之二岁月是在煤油灯下寂寞地度过的。奶奶和她的针线蒲箩，容纳了她的青春和梦想，甚至是她人生的全部，爱与情都消磨在里边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奶奶能活到现在，我该多幸福啊，我就能更多的传承和领悟她的女红精髓。

我小时候的日子，是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出来的，那些日子光鲜灿烂，依稀可见。母亲的女红是真功夫，不是花拳绣腿，也不是摆家家玩的。

记忆中母亲做过很多女红，我们姊妹三人小时候的穿穿戴戴，铺铺盖盖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母亲用花线在上面绣了很多的花花草草，虫鱼鸟兽，穿在身上既贴心又好看。

母亲在大弟小弟结婚时，亲手缝制的那些被褥，还有结婚时的鞋垫，真的是都是极品，那可能是母亲最高水平和最伟大的爱吧。弟媳至今都在珍藏着鞋垫，舍不的用。当然了，儿子和小侄女出生时的所有铺铺盖盖，以及小肚兜什么的都是母亲亲手缝制。那种爱，真的不能单单以女红的角度来看待，那包含了多少的爱和心血啊。

我一直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她做的女红是奶奶的嫡传。无论是那些大件的被褥衣物，还是那些精巧细致的小件工艺，她都做得无可挑剔。提起女红，我不得不说说我的姑姑，姑姑的女红啊，才真正是奶奶的正宗嫡传。姑姑的茶饭，姑姑的针线，姑姑的劳作，姑姑的所有一切，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像极了奶奶的手艺。六十多岁的姑姑，女红手艺至今在他们村里村外传扬不断。两个表姐的所有嫁妆，还有我和妹妹结婚时的嫁妆鞋垫通通都是姑姑亲手缝制，亲自纳做。我至今没舍得用一双，都在保存。

姑姑在奶奶去世后，整理了奶奶的遗物——女红样夹。奶奶的女红样夹，有窗花样，有大人小孩各式样的鞋样，还有那些针扎，布老虎，布狮子及枕头的花样......姑姑喜欢那些东西，也钟爱那些东西，真心的也想把奶奶的那些本事传下去。她在努力的做着，做着，那似乎已经不是在做了，而是在幸福的消遣。

姑姑这些年眼睛不太好，但是，还是时时不停的在做。尽管现在我们到处都是玻璃窗，但是，姑姑还是年年的剪窗花，年年的贴，也年年的送我们。这份情，这份心，真的不可以用女红简单的来解释吧？

（四）：我和我的女红情愫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我生活中走远、消逝，远离多年的女红，会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会被我重新拾起，常常的，常常的浮想联篇，一遍又一遍地喙嚼：女红，女红，我的女红。

其实，我的手不够灵巧，也并非是做女红的料，我也不是天生就会做女红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一种缘分，一种偏爱吧，不知不觉的就和女红结上了缘，而且一做就做了六年。呵呵，也不知从几时起，我竟成了一个热衷女红的憨女子。

记忆里，最早学做女红还是在孩童时期，奶奶半夜半夜的做个不停，我开始只是帮奶奶穿线，后来索性就要块布，自己也做。做的时间久了，还真的有些模样了。当我还是在上小学时，记得奶奶妈妈她们都做鞋呀，小挂件呀什么的，好奇的我也跟着瞎搅和，那时做了一双鞋垫，由于小，就给弟弟了。现在想不起做的好不好，也忘记当时做的是什么图案，总之，奶奶说还行，呵呵，大概，还能看过眼吧。第二次做，大约是上了高中后吧，断断续续和奶奶学做的，那双鞋垫绣了好久，直至奶奶去世，还没做完。多年后，大学毕业，翻出未完工的鞋垫，才慢慢的做完，这双鞋垫，至今还被我保存着，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再一次接触女红，是在孩子两三岁时吧，记得快要过端午节了，按老家的风俗，小孩子要佩戴一些能辟邪祛凶的香囊之类的布艺小挂件，我就别出心裁的想给儿子做几个漂亮的香囊戴。于是翻出小时候自己戴过的香囊，荷包，在老乡经营的布店里搜寻了几块碎花布，就这么开始折腾了。做出来后，周围的人都说不错，大赞我手艺精湛，天噢，其实，和奶奶，母亲做的那些精品，我差的太远太远了。

过了几天，老乡给我说，有人要找会做香包的人，她推荐我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端午节要去售楼部做活动，要找会做女红的教客户做香包。回家后，我就开始网上网下到处搜资料，找图片，生怕到时现场丢人……当我，到了售楼部，量布，裁布，穿针引线，还缝纫，手脚忙乱一阵后，一件件作品被我打造了出来，精致，可爱，别致，喜庆，又是那么的有意义。呵呵，整整忙了三天，我不知道我教会了多少客户，也不记得有多少客户看到自己的作品幸福微笑，也忘了我究竟做了多少个香包……但是，我从那些客户的眼中收获到了肯定和赞赏。

接下来的这些年，我不停的做着女红，着了魔似地，不停息的刺绣各式各样的鞋垫，刺绣各式各样的挂件；拼各式各样的包包，拼各式各样的挂件，拼各式各样的窗帘；我也设计和缝制各式各样的香包，各式各样的小挂件……每年的端午时期，我都要做大量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香包和小挂件去售卖。看着那些花花绿绿漂亮精致的香包，我的泪，静静地滑过脸，我的心，慢慢的酸痛，我舍不得我的那些小可爱们离开我，它们一个个都像是我的孩子，我亲生的孩子，真的很舍不得看着它们离开，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个客户，满意的笑容和不断的赞叹，我又觉得我很幸福，也很心安，我为我的这些个孩子们也幸福，我为它们找到了好的归宿。

我做女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成绩和成就，在2011年4月5号在西安市大唐西市参加了第二届“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2012年秋给西安香格里拉做了几百个高级香囊挂件；2013年端午节期间，陕西第一新闻《直播西安》栏目对其制作的传统手工香包做了专门报道；2014年5月31日，陕西2套《午间新闻》以《端午教您自制香包》为报道，专访其香包制作过程和要领；2015年6月19陕西2套《都市热线》独家报道了“王大姐教您如何辨别黑心棉香包”；2015年6月21号陕西第一新闻的《新闻资讯》报道了“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亲情在传统文化中传递”活动……这些小小的女红没给我带来多少利润，但是，我很富足，满意，也很开心！所以，能获得广大客户的如此喜欢，我真的很是欣慰，也很知足！

午后上放上一段柔柔的纯音乐，悠然地手握着针线在布上来回穿梭。每当手中拿起针线，一份无法描述的安宁就会在心里涌动。不为有人欣赏不为有人夸奖，只因彩线上下穿梭而能让我找回独在异乡的心梦、重温久违的那份亲情。每当我在举手投足间绣花刺叶，一针一线中平和惬意，不需要想什么，就那么安静的坐着，细心地做着，任不经意的故事随着针线密密飞舞，随着音乐的渐渐温柔，周而复始绝美清丽，丝丝相扣风情万种，几许细腻一抹淡红，宛若悠长的闺梦荡漾心隅……

近十天没做女红了，每天把大量的时间停留在网络，也许真的是挥霍了一种沉静，荒废了一份淡然，也放弃了一颗温婉的心性吧。信笔乱涂这些文字，也许是在怀旧，怀旧能够让我陶醉于回忆美好，能够让我再次感受内心深处的真实。

慵线懒针，几时曾作女红……再回首，曾经已经远去。木尺、花绷、碎布、绕线板、针线盒、顶针箍依旧……人却不再年轻。

2016.4.21日再次整理

刺绣艺术家王海燕作品

作者简介：王海燕，女，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2004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北大学，现定居西安，自由职业者。1981年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受家族长辈的文化熏陶，酷爱刺绣、布艺、文学、摄影、绘画、书法等。2011年4月5号在西安市大唐西市参加了第二届“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2013年，陕西第一新闻《直播西安》栏目对其制作的传统手工香包做了专门报道；2014年5月31日，陕西2套《午间新闻》以《端午教您自制香包》为报道，专访其香包制作过程和要领；2015年6月19陕西2套《都市热线》独家报道了“王大姐教您如何辨别黑心棉香包”；2015年6月21号西安市第一新闻的《新闻资讯》报道了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亲情在传统文化中传递活动。其制作的香包、刺绣等手工艺作品远销省内外及国外等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和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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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2000多名女红军的长征路

　　战争，从来没有让女性走开。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亲生骨肉，甚至是年轻的生命。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刚刚过完“三八妇女节”，我们怎能不又忆起那一个个她？

——编者

△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11月19日，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1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9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36年10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陈琮英、蔡畅、夏明和刘英。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牺牲在战斗中，倒在行军路上。有幸走完长征、最终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人，也或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导致终生不育；或因行军不便，不得已将战火中诞生的至亲骨肉遗弃，一辈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当中。然而，经年以后，沉淀在这些女红军记忆深处的，除了艰难和困苦，更多的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则是满身灰尘。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让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越来越淡。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不仅是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因为基本的清洗都成问题，不少人的头上都有虱子。对此，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了少受虱子之苦，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了光头，加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不少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队伍里经常闹出误会，还曾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

而最令女红军头痛的莫过于遭遇生理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女红军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人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在长达数月、甚至1年多的行军中，不断有人因伤病掉队。当时有项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因而，在女红军中叫响着这样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

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当时只有13岁。她带着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迟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一路上，他们靠乞讨、挖野菜过活，战胜了疾病、饥饿，躲过了野兽、土匪，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

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用“三寸金莲”征服万水千山的传奇人物。过雪山时，她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多少人在她的感染下坚持了下来。

过草地时，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皮鞋，女红军们几乎什么都吃过。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为了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女红军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矗立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雕塑《长征中的女红军》。

历时两年的长征征途上，英勇坚韧的女红军们所经历的远远不止是艰苦、病痛和危险，有时候，收获甜蜜的爱情与面对锥心的诀别就在片刻之间。

时任“红章”纵队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就在长征中收获了爱情。

早在中央苏区时，像刘英这样上过女子师范、远赴苏联留学的女秀才是很引人注目的。那时，她已二十八九岁了，丈夫林蔚也已经牺牲了五六年。在不缺乏追求者的情况下，她依然独自生活这让许多同志都不理解。

当毛泽东在一次闲聊中问及此事时，刘英大方地回答说：“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毛泽东故意把面孔一板，说：“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毛泽东郑重地对她说：“洛甫这个人不错的！”

长征路上，刘英调任中央队秘书长，与张闻天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越来越深。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刘英就负责做记录。张闻天有一支钢笔，每到开会需要做记录时，他就把钢笔借给刘英。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不确切的地方改正过来。刘英那时没有警卫员，张闻天便在他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她。就这样，两人在心底渐渐相爱。但刘英一想到结婚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便刻意与张闻天保持着距离。

一心想做他们“红娘”的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次，他故作紧张地告诉刘英：“不得了，洛甫在马上打瞌睡，四脚朝天滚下山去了。”刘英吓了一跳，满脸焦急地问：“他摔伤了没有？”见刘英这么紧张，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慢条斯理地说：“莫急，莫急，洛甫他没有受伤，大概是你刘英在保佑吧！”末了还不忘念了一首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跌跤。四脚朝天跌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刘英一下子涨红了脸。

直到长征结束后，刘英和张闻天才在瓦窑堡正式结为夫妻。在《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中，刘英幸福地回忆道：“分给我们一孔石窑洞，挺漂亮。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泽东从直罗镇回到瓦窑堡后，立即来到两人的窑洞，闹了闹洞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干部休养连的王泉媛和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一起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中，二人渐渐产生了感情。细心的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给他们牵了红线，二人破例在长征途中成婚。

王泉媛后来回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她一把3号小手枪和8粒子弹，“按照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在当时，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新婚第二天，部队就要撤离遵义。此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直到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夫妻俩才再次相见。但谁也没想到，这晚之后，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王泉媛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损失惨重，王泉媛被俘。近3年的时间里，王泉媛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在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后，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王泉媛不知所措，绝望之际，只好沿途乞讨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

1982年夏，王泉媛来到北京，请康克清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4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王泉媛为王首道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由他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女红军为题材的纪念馆。

在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最为奇特的就是红四方面军中那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战斗部队——妇女独立师。

这支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部队于1935年2月底在四川旺苍县王庙街整编成立，全师编制2500多人，下辖两个团。

师长张琴秋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她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攻坚克难，不论我军还是敌军，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

3月29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1梯队渡过长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妇女独立师第1团编入第2梯队渡江。4月3日，攻占剑阁，第1团担负起守城阻援任务。剑阁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所在地，由川军田颂尧一个旅驻防。县城虽被红军攻克，敌军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但敌人不甘心失败，援军正在赶来。针对敌情，张琴秋命令部队稳扎稳打、以逸待劳，等敌军贴近后再进行打击。增援而来的敌军本来就斗志不高，还没站稳，就被占据了有利地形的红军打得无力还击。

战事胶着时，女红军开始战场喊话，发动心理攻势。原以为守城的是红军主力的敌军一听，顿时来了劲，叫嚣着：“原来尽是些婆娘！冲上去！哪个逮到哪个领回去！”他们哪里晓得，这些“婆娘”可不简单，打起仗来沉着勇猛，不但他们一个都带不走，反而在激战两昼夜后全军覆没。第1团俘获包括该旅旅长在内的百余人，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

第2团在渡江战役中虽然没有担负正面进攻，但她们的任务同样艰巨——将从陕南战役前线撤下来的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两地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

前往永宁铺要翻山越岭、趟河过涧，路途十分艰难。执行运送任务的战士李秀英后来回忆说：“先头部队强登西岸，工兵迅速在江上架起了临时的竹扎便桥，这便桥就成为我们转送伤员的必经之路。由于大批战斗部队穿行及敌人炮火的轰击，桥面多处损坏，有不少窟窿，稍不留意，就有掉入急流被冲走的危险……”

跑过晃动的浮桥还不算最艰难。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并减轻其痛苦，女红军抬担架过河时需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时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很快，女战士的膝盖、臂肘、手指就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淌在土路上。有的女战士为保护伤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第2团官兵终于圆满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主要转战于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宗教盛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反动的民族政策，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对汉族充满疑惧，尤其是对汉人的军队更是痛恨之极。虽然红军尽自己所能，尊重当地风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希望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但是收效甚微。掉队或落单的红军常常会被冷枪杀死，女红军就更惨。一次，一位二分院的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除了一息尚存，完全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的人形。

驻党坝期间，当地一座反动寺庙内有500多人的喇嘛武装，表面上与红军和平相处，暗地里却时不时向红军放冷枪。就连在庙外野地摘野菜的妇女独立师的战士，也被他们开枪射杀。

忍无可忍的妇女独立师官兵们坚决请战，而张国焘的侍卫何福圣开玩笑说道：“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张琴秋鼓起眼睛吼道：“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这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

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师里立刻进行了周密筹划部署。一天晚上，女红军们借着夜色开始行动，将堑壕一直挖到喇嘛庙前。天亮后，她们在堑壕里隐蔽前进。随后，运动到喇嘛庙正面的女战士发起佯攻。敌人先是从围墙眼里还击，十几分钟后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可刚一露头就陷入红军的火力封锁。这时，隐蔽在寺庙后山上的红军女战士冲了出来。居高临下和前后夹击的战术，顿使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女战士们趁势攻进庙门。敌人见状，想放火烧庙，企图趁乱突围。红军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两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

此役，妇女独立师打出了气势和威风，战果颇丰，缴获了600多支枪、50000多公斤粮食，300多头牛、马、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和盐巴，让大家心服口服，直竖大拇指！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员。1936年，该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10月，未及休整的她们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艰辛的西征路。西路军失败后，我军再也没有组建过女性作战部队。张琴秋师长和她的部队以无可替代的唯一载入了我军战斗史册。

女红军如何走过万水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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