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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08 17:00:27 admin 阅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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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地方性的生产：《繁花》的上海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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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金宇澄《繁花》地方性生产的分析必须将“内容”、“形式”及其“生产机制”的研究综合起来。其首发之地“弄堂网”中的分论坛“文字域”所形成的“上海人讲述上海人自己的故事”的文学场决定了《繁花》用上海闲话讲述上海记忆的特点。在“收获”版《繁花》中，金宇澄将主人公确定为“沪生”(而非“弄堂”版的“腻先生”和“沪源”)，显现出着意强化“沪生”们的上海城市市民意识，使之成为“当代上海寓言”的努力。金宇澄在“文艺”版《繁花》中新增17幅手绘插图，建构“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展现了上海市民的空间意识。
关键词 金宇澄；繁花；地方性；上海叙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詹明信就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就专门论述过“后现代主义与都市”的问题。他通过对美国洛杉矶鸿运大饭店的空间分析，认为“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但我们的视觉感觉“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主义高峰期空间感设计的规范”。①当代许多城市(都市)文学都遵循着这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带有强烈震惊体验的、但同时又采取田园牧歌式(具体到中国当代，就是强调“乡土中国”语境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的叙述逻辑。在他们看来，由于城市规划布局、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及城乡流动等各方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带来了城市(都市)文学在空间生产方面的一致性，也带来了“地方性”的消失。因此，他们甚至主张用“在地性”(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相关表述，如“跨地性”、“多地性”等)来取消“地方性”。②不过，这个维度并不能涵盖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全部。近两年引起广泛阅读和讨论的金宇澄的《繁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致力于“地方性的生产”的上海叙述。
《繁花》的文学生产刻上了鲜明的“上海”地方性。作家是《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金宇澄，首发之地是上海的“弄堂网”，正式发表是在另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期刊《收获》，而专著版则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均与上海有关，绝非偶然。就内部因素来看，小说展开的是从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叙述，所涉及的人物，从资本家到商人、从地下党到工人、从知青到律师，涵盖了当代上海各社会阶层的变迁；《繁花》自觉接续并扩展了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以来的“上海文学传统”，“上海话”的方言叙述同样也强化了这部小说的“上海味”。这些从内到外的“地方性”，使得《繁花》成为近两年来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上海文学作品，也使得我们对于《繁花》“地方性”如何形成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内容”层面，而必须将“形式”以及“文学生产机制”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纳入进来一起讨论。
一、“弄堂”《繁花》：成为场的“文字域”
《繁花》有着与中国早期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极为相似的生产机制。它最早是从2011年5月14日开始出现在弄堂网的论坛“文字域”之中的，作者署名是“独上阁楼”(金宇澄的ID)。在随后数月间，长长短短的《繁花》章节便以帖子的形式陆陆续续贴了出来，并与论坛中的其他网民展开积极的交流互动、阐释修改。但《繁花》又与当前的网络文学工业中的作品很不一样。网络文学经过十多年时间的迅猛发展，其生产机制和文学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网络文学还多少具有个人性、娱乐性和手工作坊式的初级形态的话，那么现在由盛大文学等所主导的网络文学平台则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工业。③因此，与当前这些具有支配性的网络文学生产方式相比，《繁花》所具有的网络性毫无疑问已经太过古典，几近文物了。这构成了《繁花》独特的文学生产“场”。
首先，弄堂网的地方性强化了《繁花》写作的上海性。弄堂网只是一个极为小众的地方性网站，它的定位很简单，就是“上海人讲自家身边的故事”。它分为“上海历史”、“上海话”、“新老照片”、“小人书”、“亭子间”、“弄堂小菜”、“流金岁月”、“古董摊”及“客堂间”等几个板块组成。其中的“客堂间”是该网站的论坛板块，又分为“我爱上海”、“关于上海”和“弄堂水城”等二级板块，发表《繁花》的“文字域”是“我爱上海”板块中的三级分论坛。从弄堂网的这些特征不难看出，它首先不是一个网络文学网站，因此与曾经的“榕树下”、“起点中文网”以及现在的“盛大文学”等知名网络文学网站相比，它的目标并非“文学”，并不拥有数量庞大的致力于网络文学写作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因此，无论是“弄堂网”和作为作者的“独上阁楼”，还是其他论坛网民，都没有陷入追求点击率、追求文字量、追求轰动性等一般网络文学的俗套，没有陷入注水文学、讨好文学、庸俗文学的怪圈。
寻找“最上海”、“最阁楼”的“过去的味道”，是“独上阁楼”进入这个论坛的初衷，也是其“发帖”(“写作”)的源动力。在5月10日到14日期间，“独上阁楼”间断性地写了不少与上海有关的个人回忆——涉及从196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上海的诸多细节，如伸出老虎窗外看到的上海屋头顶、1980年代上海新开小饭店如何挖地三尺“再造”空间、1970年代能讲《简·爱》《傲慢与偏见》的中专老阿姐、大自鸣钟附近E君家的三层阁以及想享受悠闲沪上时光、体验上海味道的W先生，等等。这些段落有一部分
后来成为小说“引子前的引言”，并奠定了小说《繁花》的诸多特点：(1)与上海有关的个人回忆；(2)片断式、非正式的上海闲话；(3)基于“上海认同”和“上海怀旧”的文学场域。
弄堂网保持了不直接暴露自己现实生活真实身份的惯例，但是其中的网民已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具有网络匿名属性的熟人社会(“社群”形态的出现正是以这种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他们共同回忆、分享、完善个人经验和记忆，品味残存的上海味道。因此，网络之于金宇澄的《繁花》恰如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饭局一样(虽然大家绝大多数并不认识，即使认识也保持网络的游戏规则，并不相认)，它的游戏规则是趣味相投。从《繁花》的写作开始直到现在，论坛中出现的与金宇澄交流的网民身份尽管不是很确定，但从其发言来看，主要有文学研究者、出版编辑人、上海文化人以及其他较高的文化层次和认识水平并且对上海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的“上海人”。弄堂网并没有将《繁花》一下子投入“无名而匿名的网络汪洋大海”，而是将之引入一下倍感温馨的“上海人小圈子”。用传播学的术语，弄堂网中的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做到了“分众化”，也由此而“小众化”了。
其次，“独上阁楼”(金宇澄)的作者身份也是形成《繁花》独特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独上阁楼”有别于已自觉被纳入网络文学产业的生产机制之中的写手：他“码字”，一旦开始写作，就形成了每天一小段、一小节的写作惯性，但他不受网络文学的“类型”束缚，由此也与当前流行的“玄幻”、“穿越”、“官场”、“青春”等绝缘；他也“讨好读者”，自称“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④，努力挖掘记忆中那些“最上海”的味道和细节，但他并不因此而追求点击率和受众量，也由此在写作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写作初衷，形成“讨好但不媚俗”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作为资深的纸质文学把关人(《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一位有着长期写作经历的创作者的身份，“独上阁楼”(金宇澄)既不像某些严肃文学作家自觉拉开被视为通俗文学的网络文学的距离，又不像陈村那样以专业作家的身份“实名”展开网络写作，他选择了“匿名”的网络文学写作的惯例，并充分享受了这种写作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独上阁楼”(金宇澄)正是充分调用自己作为专家作家和文学把关人的几十年的文学积累，以长篇文字、上海闲话的网络化碎片式写作的方式，成功实现了严肃文学对网络文学的逆袭。
再次，“弄堂”版《繁花》具有网络文学生产最为重要的“互动性”，即自始至终都与“读者”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这一互动性因“弄堂网”的小众化和“上海趣味”以及金宇澄自身的文化积累，使得这一互动尽管“非正式”，但并不落俗。尽管金宇澄从一开始就自谦说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但他的整个文学水准和艺术旨趣却相当之高。整个“弄堂”版《繁花》从5月10日(而非5月14日)开始的互动内在地构成了“关于《繁花》的《繁花》”，即所谓“元小说”成分，它通过与各位网友之间的讨论、争论，不仅交代了《繁花》写作的最初动机，艺术表现形式的选择，人物身份、情节设置、主题结构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而且还包括作者自己和读者对小说的评论。比如有关《繁花》的创作缘起，先是“独上阁楼”与网友们有关上海城市文化意蕴的讨论，从宜山路地铁3号转9号线的设计开始，突然联想起张爱玲；从老电车公司，讲到现在的香哥里拉酒店，从常德路的弄堂想起此前1970年代认得的一位美人小金宝(——特意写到1990年代末再次碰见小金宝，看到伊在陕西路延安路转角天桥下摆服装摊，这一细节直接转化为小说《繁花》中陶陶及其老婆芳妹、情人小琴之间的职业身份)；5月13日，“独上阁楼”的帖子标志着《繁花》写作真正的酝酿，“慢一点写”、“老老实实地回忆”、“复式腔调”以及“近看远眺”的姿态，尤其是“现在是啥时代，还有这样讲话的？”对上海话方言叙事的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尝试的冲动，正是我们理解《繁花》的关键所在。“马路菜场唱市面，各位阿记得。”《繁花》正是从此处开始着墨的。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还有数次直接关系到《繁花》写作艺术特色的讨论，如5月19日有关“如何进行上海话写作”的讨论、5月29日至6月1日有关“是否进行分行写作”的讨论、7月22日开始主人公从“腻先生”改为“沪源”的声明及其引发的讨论，8月3日有关《繁花》与王安忆《长恨歌》的比较，8月5日与《海上花列传》的比较以及网友对故事两条线索何时和如何交汇的期待。
这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9月10日写到20万字时，“独上阁楼”作了一个总结，同时网友也表达了“宏著早日出版”的祝愿，这一细节标志着“独上阁楼”在写作一半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考虑纸质文学的出版了。到10月17日，小说写到三十几万字时，“独上阁楼”接受朋友的关照(“最好不要全部贴出，对书有影响”)正式准备撤出“弄堂网”。10月31日，“独上阁楼”正式告别。很显然，如果说5月14日的起点算是《繁花》网络写作的开端的话，那么，从9月10日起，无论是“独上阁楼”(金宇澄)还是网友们，都开始将之作为“严肃文学”来看待了。
二、“收获”《繁花》：“沪生”们的市民意识与当代上海寓言
《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是其获得严肃文学认可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写作之初，金宇澄多少是带有游戏性、自娱性、片断式的偶一为之的“非文学”的“虚构类长篇文字”的尝试的话，那么，当《繁花》中的各色人物一一登场亮相，虚构性人物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生命发展轨迹的时候，金宇澄的写作也便开始变得自觉，严肃文学的标准和要求也开始内在地影响写作活动。
作家写作中这一重要的变化信息在“弄堂”版《繁花》中多少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最典型的是《繁花》主人公命名的变化。“弄堂”版《繁花》的主人公一开始叫“腻先生”。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主人公小时候上学时经常被罚作业，老是逃学，于是被王老师取的绰号，意思是“失败，逃跑、害怕的蟋蟀，不想奋斗的蟋蟀，上海叫‘腻先生’”。不过，这一明显带有贬义的具有失败主义的特征并不能涵盖人物的全部特点。文革造反派大行其道时，腻先生充当的是逍遥派角色。在随后的命运转折中，他既没有像阿宝一样，全家被发配到曹杨新村“两万户”，从一度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沦落为需要接受改造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像小毛那样，始终都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到后来甚至还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相反，他在父母的运作下，到了某五金公司做采购(直到1970年代才受到冲击)；到了1980年代，他哥哥成为到温州下海经商的第一批上海人，而腻先生自己则转型为律师，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正是这一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形成，使得“独上阁楼”认为“腻先生”不足以概括人物的特点了，于是尝试用“沪源”这一曾经出现过的称呼来命名。到2011年7月22日，“腻先生”正式改名为“沪源”。“独上阁楼”如此解释：“几位读者认为腻先生名字不妥，今改名‘沪源’，南昌大楼姝华称呼过。抱歉”。在“弄堂”版《繁花》中，沪源还有一哥哥叫沪生。但是等到“收获”版《繁花》正式出版时，兄弟俩的姓名再次做了调整。弟弟“沪源”正式定名为“沪生”，而哥哥“沪生”则换名为“沪民”。将“沪生”确定为主人公之名，暗含着以沪生成为当代上海寓言的意味。从字面意义上讲，“沪源”意为“沪之源头”，显然不符合《繁花》的原意，而“沪生”则是“上海所生”，“沪民”当然也是“上海之民”，完全贴合小说展现上海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旨。
不过，这里比较麻烦的问题在于，沪生只是一个大概与新中国同岁(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出生)的一个普通上海市民。无论是出生背景，还是人生经历，他都远远没有《海上花列传》通过烟花女子观察上自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式的“传奇”，也没有《子夜》《上海的早晨》那样直接将视角聚焦于上海社会变迁的重要人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没落)那样的“史诗”，同样也没有像《长恨歌》中王安忆直接以作家兼叙述者的口吻直接将王绮遥等同于“弄堂”、“闺阁”、“上海”的那种“隐喻”。《繁花》中的“沪生”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但他们并没有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以英雄的形象置于精神高地的顶点。恰恰相反，他们更多是以随波逐流的方式被裹挟到大时代洪流中，没能够对历史和时代产生重要的影响，只能自我适应、自我调整，于逍遥中获得暂时的喘息，于被动中寻找生存的希望。因此，要将“沪生”理解为“当代上海的寓言”需要重新寻找一个认识的基点，这就是“上海城市市民意识”。市民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其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即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外来移民获得城市居住权、职业以及各项城市权利；其二是意识的市民化，即获得市民身份后，与城市形成认同感，产生市民文化，形成市民社会。但后者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始终存在各种文化矛盾。⑤而市民意识的获得是以市民个体性的自觉和独立为前提的。因此，我们要判断“沪生”们是否具有“市民性”，首先看他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否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性格情感、欲望追求；第二，是以个体为中心，他是否也有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家庭、邻里、同学、同事为同心圆逐步扩散的；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由此确立了他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关系，这些都将决定小说的叙述形态。
但是，在整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沪生并没有充分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他更像一个参与者、旁观者的角色，参与到他的同学、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之中。以沪生为中心，人物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男性，即沪生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阿宝、小毛、陶陶，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康总、徐总、苏安等。另一组则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在他们周围的女性：蓓蒂、姝华、银凤、小珍、春香、兰兰、雪芝、菊芬、白萍、梅瑞、潘静、汪小姐、李李、小琴等。她们或是这“沪生”们童年的邻居、玩伴，或是他们长大成年之后的恋人(或者是朋友的恋人)、同事。彼此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如姝华，既是小毛的姐姐，也是沪生的初恋；梅瑞则曾经是沪生、阿宝的恋人，又是后来康总的情人；陶陶是梅瑞的邻居，也是沪生和阿宝在1980年代之后认识的新朋友。透过各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难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繁花》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熟人社会”的上海叙事。
一般的城市社会学往往认为，“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⑥因此，在许多城市文学中，“陌生人世界”往往成为观察城市、反思城市的视角。但《繁花》花了数十年的，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上海人(或者再普泛一些，所有的“城市人”都具有这个特点)始终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其中亲戚邻里关系构成了市民交往的核心，其次是恋爱和工作的交往构成了其交往圈的外围；再其次才是陌生人世界。但是这个陌生人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关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而一旦与人发生关系，陌生人也就会转化为熟人。这就是《繁花》为我们确立的“城市人‘陌生/熟识’的辩证法”。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场景：其一是阿宝全家搬到曹杨新村的“两万户”，一下子被置于一个陌生人世界。但很快，他们便建立起新的邻里关系，彼此开始尝试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起来。其二是梅瑞在与康总的交往中，频繁接触生意场上的各色人等，到第二十八章梅瑞筹备大型恳谈会时，与梅瑞有关的康总、李李、沪生、阿宝等均被邀请，总人数近四十桌。小说详细开列了各桌的排位，完全就是根据关系亲疏、彼此间的远近进行了组合。这份座次表正是以梅瑞为中心的上海熟人关系网。从陌生人世界到熟人社会的转变并不是上海城市市民自身的“熟悉化”过程，而是文艺作品通过想象再现的方式，对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建立在与“乡土社会”对立的基础上所强化的对城市片面认知的纠正。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展开“沪生”们的精神世界——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是如何塑造“上海人”及其市民意识的？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的描述中，上海一方面被指认为“移民城市”，这当然基于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大量城市移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排外”意识最强的城市，这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上海人”的意识，所谓“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之争即此。但是《繁花》中所塑造的“上海人”，却是一个并没有明显“排外”意识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繁花》的叙事重心并不指向是否“排外”，而是更加侧重于“上海人讲述上海自己的故事”的这种相对封闭的叙事系统。而这一来源于“弄堂网”的宗旨，恰恰成为金宇澄《繁花》找到了重新讲述“当代上海寓言”的视角。
以“个体”为中心，依其社交圈子而形成“熟人社会”，但这并非“上海城市市民意识”的全部。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需要引入，这就是“历史”。这里所谓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相对于“沪生”们等个体人生的“小历史”之外的属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此前宏大历史的叙事多以帝王将相、革命英雄为主人公，正是因为他们是宏大历史的制造者或参与者，叙述他们的经历，也就完成了宏大历史的叙事。这也是中国历史小说从《史记》等中形成的叙事成规；新历史小说中，对宏大历史的解构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历史人物的调侃，用野史解构正史；二是选择宏大历史中的边缘性人物，通过其偏离历史的常轨，来反思宏大历史叙事的有效性。但是，《繁花》的个人史叙述，既不像正统历史小说那样，主人公就是宏大历史的弄潮儿，也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主人公与宏大历史之间存在强烈的紧张关系。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并不以“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作为关注的重点。人物的命运固然受到大历史的巨大影响，诸如家族衰败(作为资产阶级的阿宝家被拆散，“阿宝”们被改造为工人阶级)、亲人离散(如蓓蒂的下落不明)、朋友反目(阿毛一度与沪生、阿宝决裂)，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但是，小说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没有将反思、批判之矛指向历史、政治、文化，而是有意克制住了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人物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局限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面。
明确了《繁花》所坚持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繁花》如何处理“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繁花》处理“大历史”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叙述者的叙述层面，仅仅用概述的形式，以交待结果，而非原因和过程的方式。也就是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的，金宇澄的“话本”体，擅长以白描的方式，并不过多透露作家个人的判断。如“引子”中讲完沪生与梅瑞的恋情后，“两个人关系，就此结束”，一句话交代了结果。如在第一章中，介绍人物关系和相关背景时，大多采用的是纯客观叙述的方式。客观地概述人物及其关系的变化，显示的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所保持的某种客观性历史距离。此时尽管没有出现“大历史”，但这种表述方式正是“大历史”在场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更主要的，则是在人物的叙述，即人物的交谈和对话中透露。但这里的讲述方式也不像以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其所经历事件的完整讲述，而是化解到日常的散漫的对话中。也就是说，以人物的讲述为意识中介，将“大历史”和“小历史”并置地投射到人物大脑的意识屏幕上。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其中所涉的“大历史”事件可能具有风云际会的性质，其意义有堪称星云、星系的大小，但是由于其与人物关系的远近，投射到人物意识屏幕之中后，相反成为夜空中的繁星。“大历史”和“小历史”不再具有客观真实的“大”或“小”的区分，而成了极为相似的繁星点点。在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城市变迁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历史事件都对上海城市及其市民带来巨大影响，如“社会主义改造”、“破四旧”、“上山下乡”、“造反”、“改革开放”等，但《繁花》并没有将笔墨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史诗性叙述”，而是将之投射到“沪生”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第九章写“破四旧”，则完全从沪生作为一个中学生的眼光来写，既残酷又有趣：“长乐中学大门口，两个同学，发觉了沪生的新军裤，上来搭腔攀谈。此刻，淮海路方面，忽然喧哗作乱，三个人奔过去看，是外区学生来淮海路‘破四旧’。”“沪生”们以好奇、旁观者的心态来参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写沪生和他的这两个同学，一直跟到陕西南路口，“看够热闹，方才往回走。沪生说，实在太刺激了。”于是在身边同学的教唆下，一起去剪香港小姐的裤腿，演化成一出令人触目惊心的闹剧。再比如，写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沪生的父母，热衷于空军院校师生造反，一去北京，几个礼拜不回来。姝华父母，‘靠边站’，早出夜归。沪生不参加任何组织，是‘逍遥派’，有时跟了姝华，出门乱走。”本雅明在其《拱廊研究计划》中，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辩证意象”，又被称为“凝固的辩证法”或“静止的辩证法”(DialecticsataStandstill)。论者往往比较注重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发展运动的辩证法、卢卡奇的辩证的总体性、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之间的异同。不过，在笔者看来，本雅明方法论的重心并非“辩证法”而是“意象”。本雅明有意用“意象”替代“概念”，他的辩证法亦非抽象的“概念的辩证法”，而是极富形象性的“意象的辩证法”。本雅明特别强调“当下”之于认识历史的意义，认为是凝固的历史瞬间，倡导一种立足于当下书写历史、透视未来的“凝固的辩证法”。他曾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因为意象的历史标识不仅仅说它们属于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是说，首先它们仅仅在某一特定时刻才达到可理解性。……意象是那种来自星座的闪光在当下的集合。换言之，意象就是凝固的辩证法。”⑦来自星座的闪光可能早已在太空飞行了数百万光年，但直到映入地球上人们的眼帘的那一瞬间(当下)才显现出意义，成为“意象”。很明显，这种意象是当下对历史的凝固，透过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立足当下，反思历史。⑧在《繁花》中，所有的“大时代”、“大历史”正是以这种“星座的闪光”的方式，对人物(“沪生”们)和叙述者(或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作家本人)意识的投射。“大时代”、“大历史”之于“城市市民意识”的关系，或可如是观。
三、“文艺”《繁花》：上海人的上海地图
2013年3月，《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立刻进入畅销书行列，位列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的榜首；2014年1月，又出《繁花》的新版，这个版本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由作者手绘的十七幅插图(一共二十幅，其中三幅手绘地图在“收获”版《繁花》中出现过)。二十幅插图只有三幅与“现在上海”有关(一幅是十二章写到玲子时，插图反映的是上海人“贬日”情绪，一幅是花园饭店、一幅是关于小毛梦境“江鸥”的虚构)，再加上一幅与作家创作有关(第二十七章部分，插入“本书出版于2013年，蛇年，画蛇忆旧”)外，其余十六幅插图全部是有关“过去上海”的：其中包括四幅手绘“沪生”们活动区域的地图(包括1960年代卢湾的局部、1970年代沪西的局部、1960－1970年代大自鸣钟附近以及整个上海浦西的地图概貌)、其他均为对1960－1970年代上海典型的居住空间的描绘(阿宝家、小毛家、春香家、“两万户”)、青少年时代的活动空间(国泰电影院、君王堂、国营旧货商店)以及成为记忆的城市生活习俗(物质匮乏时代的梦幻邮票、小毛们练功的器械、林林总总的开瓶器、1960年代的时尚穿着、阿宝和雪芝镜破人散)等。插图形式的补充一方面固然体现出“读图时代”对读者阅读兴趣和品味的某种迎合，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对1960－1970年代上海城市市民居住、生活空间的某种复原。与老照片的真实再现不同，插图的绘制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作者对空间关系的某种理解和图示化，从而更好地重建“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因此，理解继“弄堂”版《繁花》和“收获”版《繁花》之后，“文艺”版《繁花》的地方性生产方面出现的新质，正在于进一步强化“上海市民城市空间意识的建构”。
《繁花》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它又是如何通过虚构性文本建构起来的？要想厘清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将小说的“内容”(“沪生”们的人生轨迹)、“形式”(小说的结构及其叙述方式)以及“生产机制”(手绘插图的增补)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从内容上看，《繁花》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大时代影响，“沪生”们所遭遇的命运转折，他们的数次搬家经历正是其命运转折的表征。其二是与“沪生”们日常生活的切身性相关的，以其居住生活之地为圆心，以亲戚同学朋友的交往为半径的“活动空间”。从形式上看，小说以双线并行的结构展开，繁体字的章节写过去，分别从1950年代末一直写到1980年代；简体字的章节写现在，主要围绕沪生、陶陶、梅瑞等人物展开，集中在1990年代。其中从第二十八章起，改为1990年代的单向度叙述，直到结尾。这种双线并置的结构建构起了“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两种不同的空间意识的对比。这一形式并不只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承载着作家或叙事者的情感价值语调，因此具有“上海市民空间意识价值”的分析维度。从生产机制角度来看，手绘插图的增补成为《繁花》小说的“新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绘插图既非“老照片”，也非“旧地图”，后者依据其生产媒介具有某种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手绘插图仍然属于艺术创作领域，其实是作家依据其上海空间记忆，以插图形式(它有别于现在流行的“卡通”、“漫画”或者“写生”、“素描”，其绘画风格上体现出对早期印刷术时代的“绣像”和现代上海“连环画”风格的致敬)对空间意识的建构产生强化作用。正如“弄堂”版《繁花》中那些与网友交流互动的“元小说”性质的文字那样，“文艺”版《繁花》中的这些手绘插图则形成紧密的“图文关系”，丰富小说意蕴的传达。
根据“沪生”们的生活空间及其在半个世纪的变迁，可以勾勒出“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即上海人自己对其“所在”和“所活”空间的感知、情感和观念。从小说所展现的空间形态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一是根据上海城市空间的物理属性，分为“上海内”和“上海外”，其二是根据“沪生”们的活动空间的特征，分为“居住空间”(私人空间)和“居住外空间”(公共空间)。将这两种分类方法进行叠加，可以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居住空间”、“上海内活动空间”和“上海外活动空间”。
从居住空间来看，《繁花》中的“过去上海”部分主要有三家：沪生家(1971年之前住在拉德公寓，1971年之后搬到武定路旧公房)、阿宝家(1966年之前与蓓蒂一家合租的卢湾司南路附近的洋房，其祖父在相邻不远的独幢洋房；1966年之后是曹杨新村“两万户”)和小毛家(大自鸣钟弄堂三层阁的第三层，下面分别是一楼的理发店、二楼的爷叔家和银凤家)。三家分别对应于革命家庭(作为新中国上海的首批外来移民，沪生的父母是空军干部，既是新中国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响应者)、资产阶级家庭(阿宝家其祖父曾是拥有多家工厂的资产阶级，但其父亲曾是革命青年，与祖父决裂，上海解放之后又被审查关押，释放之后被剥夺一切待遇，安排到杂货公司做会计)和工人阶级家庭(小毛爸爸是上钢八厂的工人，1960年代末1971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小毛搬到莫干山路春香家做上门女婿)。如果再加上小毛家继续向北看到的棚户区，《繁花》为我们建构起了“上海人”因不同社会阶层历史上所形成的四种居住空间的类型，这种并置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的转换，构成了多元、复杂、流动的“上海居住空间地形学”。⑨空间内充斥着差异、折射着人际关系——金宇澄插图中“阿宝和蓓蒂”童年时代爬上屋顶时的温馨与1970年代阿宝与雪芝不得不分手的伤感形成鲜明对比；小毛家位于三层阁楼的拥挤与春香家两室户婚房的殷实也透露出工人阶级内部的生活水平的不同；当然还包括君王堂被拆，改建毛泽东像，然后再改建为锦江饭店的同一地点的历史变迁。沪生、阿宝、小毛家由曾经有天壤之别的居住空间到1970年代后居住空间差异的缩小(其实是沪生和阿宝社会地位的降低而导致的居住环境的“恶化”)，呈示出上海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均一化”(看上去“平等化”了)的上海城市市民结构。
到了“现在上海”的写作中，沪生、阿宝和小毛的居住空间不再成为《繁花》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沪生”们的邻里、同事及朋友们的居住空间。依人物社会身份的不同，《繁花》描绘了1990年代上海市民居住空间的基本状况：梅瑞原住虹口北四川路，房间大，后离婚搬出。于是卖掉新闸路老房间，买进延安中路底层的两室一厅；李李的住所位于南昌路，走进沿街面一间老洋房底楼，独门进出，外带小天井；小琴的住处位于延庆路一条弄堂，“讲起来新式里弄，其实是底楼围墙改造的披屋”；陶陶和小琴的同居之所是“六十年代老公房，四楼一室半”所有这些都是在新式居民小区改造和建设之前，上海市民的主要居住空间形式：其来源一方面是合租的老洋房、旧公寓，另一方面旧式老公房，居住空间都很局促，这也决定了上海市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人际交往习惯：除非极为熟识的亲戚同学朋友，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登门拜访”，而会在市里寻找一处碰面的地方——私人空间(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交往活动空间)的区分形成上海市民文化的城市景观。
在上海市民的“活动空间”中，可以分为“上海内的活动空间”和“上海外的活动空间”，通过对《繁花》“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比较，我们不难构建出上海市民从1960年代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活动区域及其交往方式。
从活动区域来看，“沪生”们“上海内的活动空间”主要围绕其居住之地展开。首先，其居住空间具有“家庭聚居”和“同学相邻”的特点。所谓“家庭聚居”就是指亲缘关系的聚居性质，类似阿宝那样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祖孙三代住所相距甚近、彼此之间守望相助。所谓“同学相邻”是指“沪生”们少年时期所建立起的朋友伙伴主要来源于同学关系，而“就近入学”一直是中国的入学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造期间，社会阶层的区隔被打破，这才形成了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学能够相识相知的现象。其次，其活动半径因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公交为次(仅阿宝祖父能够有私车接送)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方：“文革”之前，集中在卢湾北至巨鹿路、南至复兴路、东过思南路、西达陕西路方圆这片区域；“文革”之后，新增两块区域：曹杨新村“两万户”附近，经过中山北路、穿过苏州河、南抵长寿路这片区域以及大自鸣钟、玉佛寺附近北抵苏州河、南达南京西路、东到石门路、西近西康路的一片地方；再次，还因阿宝祖父搬到闸北，大伯搬到提篮桥，《繁花》的“上海地图”也延伸到了闸北、虹口、杨浦等东北方向，但只是呈点状分布。最后，到了“现在上海”时期，“沪生”们各自成家立业，家庭、同学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被同事、朋友间的聚会所取代，但从金宇澄所绘地图显示，其活动领域仍相对集中在南达卢湾、西抵普陀、东北到黄浦的这片“上海老城厢”。金宇澄的四幅手绘记忆中的上海地图拼在一起，正好涵盖了“上海浦西”的全部。“沪生”们“上海外的活动空间”则体现出明显的江南特色，童年时期，蓓蒂阿婆带阿宝和蓓蒂到绍兴乡下，交通不便，历经坎坷；成年之后，“沪生”们动辄到江浙游玩，先后去了双林古镇、苏州、常熟、昆山等地。这些活动空间突显的，是上海市民对于江浙城乡的双重意识：一方面是“乡土中国”(在上海人意识里，“外地人”就是“乡下人”)，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社会”(苏州常熟等地历来被视为上海的“后花园”，吃喝玩乐、休闲度假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类空间意识也颇为重要，即通过不同人物的经历所建构起来的“上海人的全国地图和全球地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方在上海市民意识中的位置。如在“过去上海”时期，小说写姝华知青到东北，阿宝哥哥在香港，上海人对东北和香港的复杂情感；到了“现在上海”时期，李李来自深圳、白萍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玲子与日本人的关系、林太来自中国台湾，并由此展现出上海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刻板印象，等等。
特定的活动空间是与特定的交往方式相联系的。在《繁花》写作过程以及此后的评论中，“饭局”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正在于“沪生”们的交往方式主要是通过吃饭来完成的。但这并不是太准确。在少年时代，“沪生”们还有另一种更主要的交往方式：“荡马路”。《繁花》的第三章第三节详细描写了一个礼拜天下午沪生去大自鸣钟弄堂找小毛玩，然后一起“荡马路”的过程。从沪生的视角描述了小毛家的居住状况，依次从底楼的理发店，写到二楼的银凤，再到三楼小毛家，“看老虎窗外，满眼是弄堂屋顶”。然后下楼，开始漫无目标的“荡马路”。还有第五章第三节，小毛来找沪生玩，两人一起去南昌公寓找姝华玩，然后两人继续“荡马路”；第十一章第三节，沪生和姝华再次经过瑞金路长乐路转角，看见被拆掉的君王堂上搭起了一座四层楼高的大棚；第十五章第三节，沪生与姝华、阿宝以及阿宝在曹杨新村的新邻居小珍和小强，五人一起去长风公园，然后到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河，等。与“荡马路”相比，“沪生”们成年之后的交往方式“饭局”(吃饭、喝茶)具有了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地方性”的地理特征不再突出，对于“沪生”们来说，只有“终点”意识，不再有“荡马路”的过程感觉，因此，所有的饭局，几乎都是“到了某某饭店”这样极为简洁的叙述；其次是交往对象开始复杂，既有朋友聚会，还有商务宴请，既有私密交往，还有大摆宴席，正因为如此，饭局才成为《繁花》浓缩上海市民社会关系，展开矛盾冲突的最佳选择。
但是，“荡马路”和“饭局”还只是上海市民交往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荡马路”并不在乎从哪里出发，荡到哪里去，或者在路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如公路电影、流浪汉小说等的常见套路)，而在于“荡”这一过程本身中，小伙伴们通过话题散漫的闲聊，消磨了时光，加深了感情。“饭局”也不在乎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而在乎是跟谁一起吃的，在吃的过程中的聊天。因此，《繁花》最为精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写作特色即在于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充斥着“话题散漫”、“无轨电车”的“上海闲话”。这种“上海闲话”不仅仅成为《繁花》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描写对象”，更重要的，也成为金宇澄作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
首先，聊天作为人类日常交往方式，不像严肃正式的谈话，会有明确的主题、意图；有时聊天甚至只是正式谈话的前奏、插曲或者调剂。但是在《繁花》中，金宇澄赋予其“核心”、“主体”的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按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分析方法，《繁花》中的“行动”可以分为一些核心功能：“荡”、“吃”、“性”以及“聊”，而“聊”可谓“核心中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一搭没一搭，讲完张三说李四，成为《繁花》聊天式叙述的基本特点。这种叙述方式形成了与一般通俗小说巨大差异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所有的“聊”——不管是长聊还是短聊，无论是两个人私聊，还是一桌人群聊——本身不具有推动情节、激化矛盾、设置悬念等叙事功能，随着话题的转换，聊过也就“忘”了，以前聊过的内容对后面情节的发展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聊的特点是追求“即时的快感”，即聊的当时非常热闹、不冷场，读者也会觉得聊得有趣，所有单个的聊都构成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极富质感地反映着上海风格。
其次，聊具有“对话性”，即所有的聊一定是针对具体对象的聊，如“引子”中沪生与陶陶的聊，陶陶所有的讲述，都是讲给沪生听的，此时，陶陶是叙述者，沪生是听众(读者)。听众有“应答”，有积极性应答，也有消极性应答，于是就有了最极端的消极性应答方式——“不响”。在小说中，“不响”出现次数频繁，达千次之多。全书引言前的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也将“不响”置于核心地位。从接受者而言，“不响”的原因很复杂：没话说、不想说、没法说、不能说……针对具体的情境及其所涉及的聊天的主题，“不响”亦可引申出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或者说，“不响”成为一种极具标志性的行为，成为普通城市市民在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人生命运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与“不响”相配套的，就是讲述者的极端情况：“独白”，即“对话的不可能性”，如十八章，李李与阿宝的聊天，阿宝始终处于“不响”，偶尔应付性的哼哈“应答”的状态，这就使得李李的讲述相对完整。李李有强烈的倾诉的欲望，讲述了早年做模特时的辛酸，而阿宝则不想让李李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回忆中。于是出现了李李大篇幅的自述场景，如过电影一般。由此，《繁花》的聊天具备了展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人情冷暖的叙事功能。
第三，“聊”的叙述伦理。《繁花》的叙述结构很特别。此前的“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交叉性只是外在性的属于“情节结构”的特点。从叙述结构来看，《繁花》所叙述的故事可以分为多个层面：第一层次是由作家叙述的故事。沪生等各色人等在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变迁。其叙述特点是白描、沪语、话本体以及空间的具体化和时间的模糊化(即此前所分析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标记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记忆时间”)。第二个层次是在各种“荡马路”、“饭局”、“喝茶”等场景中由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小说不以人物的行动为主，而是以人物之间的讲述为主，形成“关于人物叙述的叙述”的套层结构，这构成了《繁花》叙述内容的主体部分。“所叙之事”通过人物之口来“讲述”，而且均有特定的具有应答能力的听众(聊天的对象)，都附着上了人物独特的情感、价值、语调。任何人物的“事之所叙”也同时包含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对“事”的讲述，另一方面则是与他者交流的需要，要达到交流的目的。由此，人物的讲述部分具有了散漫性、对话性、未完成性等可供叙事伦理分析的诸多层面。对于《繁花》的读者而言，我们只能凭借作家的叙述、人物的叙述来重建对“沪生”们大半生以及上海城市近半个世纪的认识了。
正在于对“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精确复原(通过文字的，包括语音的，图像的，也包括地图的)，《繁花》才具有了记录上海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繁花》地方性叙述的分析，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果说《繁花》中“沪生”们始终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并因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形成差序格局的话，那么，《繁花》及其所再现的上海城市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内在地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现代中国”二元关系的解构？
注释
①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97、491页。
②如张英进的中国电影研究，即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特别突出“地方性”维度，并开拓出“多地性”、“跨地性”、“跨地性”问题(《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论架构》《作为跨地实践的国族电影：反思华语电影史学》《重绘北京地图：多地性、全球化与中国电影》《全球化中国的电影与多地性》等)。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乏其人，如叶舒宪(《地方性知识》)、王光东(《汉语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性”问题》《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地方性”问题》)、何言宏(《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王尧(《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葛红兵(《小说：作为地方性语言和知识的可能》)、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等。
③“盛大文学”作为盛大集团旗下的文学业务板块的运营和管理实体，其实是对原来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言情小说吧、晋江文学城、榕树下、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等七大原创文学网站及天方听书网和悦读网等)的兼容和重组而成。此外，“盛大文学”还有三家图书策划公司，它们分别是华文天下、中智博文和聚石文华。近年来，又与上海图书馆共同打造移动端借阅平台“云中上图”。
④金宇澄：《说书人的一种尝试》，《文艺报》2013年4月10日，第2版。
⑤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学术界》2007年第4期。
⑥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⑦Benjamin，Walter.TheArcadesProject.TranslatedbyHowardEilandandKevinMclaughli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462463.
⑧曾军：《本雅明视觉思想辨正》，《学术界》2013年第2期。
⑨《繁花》对这四类居住空间的描写颇为细致，极具文化意味，显示出作者为新中国之后的上海居住空间书写地方志的用意。如沪生家的新式公寓：“沪生家的地点，是茂名路洋房”——拉德公寓。凭借沪生父母的军人身份以及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他们一家一再化险为夷，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但是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沪生的父母受到牵连，双双隔离审查，随后，他们也被迫搬出拉德公寓，沪生和沪民被指定搬进武定路一间旧公房，“两小间，合用卫生，与原来英式公寓，天地有别。”阿宝家的老洋房处于卢湾的中心，小说描写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是香山路，东面是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阿宝一家搬到“两万户”后，作者甚至不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写它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生活方式及其人际关系。小毛家历经大自鸣钟弄堂和莫干山路弄堂两处，均为底层市民(但高于棚户区)居住之所，其特点为拥挤狭窄与五方杂处：位于长寿路附近，草鞋浜、药水弄、苏州河，这是小毛熟悉的地盘。小毛家住大自鸣钟弄堂里的一个三层阁。一楼是弄堂理发店，二楼住的是二楼爷叔和银凤，三楼才是小毛和小毛娘。
本文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问题研究”(13zs073)
编辑：柴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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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壹切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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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爱情、壹半糖壹半伤
16.独拥孤梦
17.收心不再浪
18.智障多年
19.坟场撩鬼
20.念安
21.青墨み断笺
22.烟雨萌萌
23.西瓜凉了夏天
24.别再找借口
25.怼烎
26.浮世繁华
27.陌颜〆
28.青衫薄
29.蓝鸢
京西旧书肆流变考
引子
＂蹲下，都蹲下！双手抱头，警察！＂2024年2月1日早8点，北京西六环外一个叫大灰厂的地方，村外大杂院里的一间仓库，被包围了。
这个仓库并非黄赌毒窝点，是一个旧书交易地，被扫黄打了非。
这是继2017年11月22日西五环外香山闵西苗木花卉基地、2017年12月31日西四环外鲁谷玉泉休闲园相继关停后，又一处被清理的旧书交易点。至此，海淀、石景山、丰台的旧书交易点全部被清除，延续了近三十年的京西旧书肆将彻底消失，时间2024年的春节前夕。
老辈人留下一句话，叫年关难过，果然。
2月1日的这场运动，我也被包围其中，被勒令＂配合工作＂。一阵发懵之后，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来抓犯罪分子的，而是来抓卖书摊主的，是来封仓库的。一股怒气油然而生，＂凭什么？买卖旧书也犯法吗？＂心里一直重复这句质疑，却没敢上前理论，只能以愤然离开不＂配合工作＂的方式表达抗议，穿过一排带着审视意味的目光，毫无尊严地离开了。
在仓库里，有摊主偷偷告诉，不能跟他们硬，不然会被带走讯问。心想马上过年了，局子里走一趟就不好玩了，还真有些怕。对摊主的好意心里热乎乎的，与他们认识交道多年，彼此都很信任。可这一切都要即将消失，存在了三十年的京西旧书肆将彻底消失，淘书之旅也将随之结束，像是失去一片心灵家园。
由此，我决心把以前根据与书贩书友聊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京西旧书肆流变考》，重新考订整理续写完毕，献给自己一次次淘书路上的愉快时光，献给那些为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旧书摊主们，也献给北京的这个狗年春节。
一
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读书人多，书业发达，二手书的交易自然也就活跃。地坛书市、中国书店、潘家园、孔夫子旧书网，北京这些经营旧书的交易市场、实体店、网站，在全国都是行业代表。京西虽然文化氛围相对没有那么浓厚，但对于旧书业而言，却是京城内重要的一支。近三十年里，从永定路的马路边开始一直到大灰厂，京西旧书肆虽然不断被驱赶、压制，却也苟延残喘，绵延未绝。从它的兴起开始说起吧。
那是八九十年代，一个大众渴求知识的年代，在北京有的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卖旧书的地摊。每到周末，有的大学生甚至老师就把自己用不着的旧书摆出来卖。此举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很快在城区的马路边也出现了旧书摊，旧书交易在京城悄然兴起。其中，京西的永定路、玉泉路就是最早的旧书摊兴起地之一。
据早年在永定路玉泉路淘过书的书友回忆，一开始书摊零零星星，书的数量也不多，但交易很火。后来不断增多扩大，书摊越来越多，买书的也越来越多。大概九几年，一到周末节假日，整条永定路从南到北，密密麻麻排满了各类旧书摊，玉泉路最火的时候北马路两侧的书摊排有一公里长，上百家。
玉泉路北段现在的情景摄于2017年1月
那时玉泉路一带尚未开发，阡陌交通，农舍俨然，是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其中就有不少来京务工的外地人加入了卖旧书的队伍。每到双休日，他们一般从废品收购处将旧书旧报刊运了来，早早来到玉泉路、永定路的马路边，摆放在三轮车上。买书的人也早已从四面八方早赶到马路边等候，卖旧书的三轮车一到，大家即一拥而上挑拣，都希望第一时间挑到自己喜欢的书。
这些小书贩卖的旧书品种多样，价格便宜，经常有精品出现。据那个时候搬家到石景山的一个书友回忆，有一次在玉泉路一片白杨树荫下，一个老人守候着一个书摊，他弯腰翻检，好书还真不少，明清的笔记小说几乎都是成套的，但当时囊中羞涩，最后只买了两本公安派袁氏兄弟的散文集。后来接连几天他又多揣了钱去找那老人的书摊，竟然杳如黄鹤。这位书友就感叹说，淘旧书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也。
为什么可遇不可求，想找找不着了呢？因为这些旧书摊，在马路边摆摊，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影响交通，因而城市管理者（也就是九十年代兴起的“城管”），经常出面干涉，说不定哪天书贩就被执法清理，没法干了。据另外一位书友回忆，当时他每周必去，花不了几块钱，淘的书很有意思，有不少繁体字本。后来各种盗版书多了，经常被城管扫荡，慢慢就散了。
二
八九十年代自发形成的马路旧书摊虽然存在无照经营、影响市容等问题，引起城管的驱赶、限制，但当时旧书刊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根本无法完全禁止。北京的管理者们也逐渐看到了这一点，后来改进方法，对旧书交易进行引导规范，先后在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等文化古玩市场增设了经营旧书刊的固定摊位，还定期举办春秋书市，从此旧书交易在北京就有了固定的场所。
京西永定路、玉泉路一带的马路书摊也被归集或者是自发集中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玉泉路地铁西南口的一个市场，即现在雕塑公园最东头正在建设地下娱乐城的一块地儿，当年被称为＂玉泉花鸟市场＂。关于这个市场的形成，找到一点粗略的资料：80年代，这里主要是下庄村和鲁谷村的菜地，靠东是一片小树林。90年左右，随改革开放脚步放开，外地人开始积聚，在小树林里逐渐形成一个小商品市场。95年左右逐渐发展成以艺术品为主的市场，古玩字画，旧书报刊，琳琅满目，玉泉花鸟市场正式定名、挂牌开业。旧书摊大约就是这个时间进驻于此的。一直到2002年被拆迁，这个市场一直兴盛红火，能与潘家园相提并论，享有不小的名气。
玉泉花鸟鱼市场旧址，现在变成地下娱乐城用地。摄于2017年1月
在这个玉泉花鸟市场的末期，我初到北京，像是某种缘分，发现并喜欢上这里。因为这里有便宜的旧书、盗版书可以买，书店里那些按定价出售的新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那时的玉泉花鸟市场，是由许多简易的棚户围成的一个长长的大院子，每个棚户有十来平米大小，从字画、印石、瓷器，到旧书、旧货、旧家具，花鸟鱼虫，无所不有。院子里全是大杨树，树下面就是露天摆的地摊。旧书摊夹杂其中，也非常显眼，地上铺一块大塑料布，一排排的旧书码满了在地上，也有直接乱堆成一堆的，比古玩的摊子面积大好多。淘书人就围拢这这些地摊，或弯着腰或蹲着慢慢翻检。棚屋里也有摆在架子上的书，但里面光线太暗，远不如院子里畅亮，淘书人一般兴致勃勃的一家一家逛完了地摊，才不紧不慢地进屋里瞧，这样，书贩也习惯把新货摆放到院子里的地摊上。
旧书，似乎与古玩、日用杂货老物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来这里淘旧书的人喜欢观赏观赏古玩，来淘古玩、买老物件的人也喜欢瞧瞧旧书，东西都特别便宜。所以一到周末节假日，玉泉花鸟市场熙来攘往，十分热闹也十分闲适，每个人都不急不躁的安然踱着步，浏览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旧物件儿。
那时候旧杂志、画册比较受欢迎，价钱也便宜的很，像《读者》之类都几毛钱顶多一块钱一本。有人花20块钱就买了本木刻大师古元签名的《古元木刻选集》，现在恐怕花一万也买不到。那时候我也爱看杂志，爱看上面一些励志、情感类的小文，就是现在说的心灵鸡汤，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没出息。所以在这里买的杂志多，书不多，杂志看完就扔了，书一搬家也丢不少。到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市场里进门东排的一棵大杨树下，花5块钱买了一本盗版小说《国画》，一直留到今天，还在书架上放着。
三
新世纪初，北京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包括玉泉花鸟市场往西一大片、直到八宝山地铁，东西一站地，都要规划建成雕塑公园。对面马路南侧同样面积的区域，则规划建成远洋山水住宅小区。
按照规划，玉泉花鸟市场被搬迁到往西约三百米的一座三层建筑里，名字叫＂玉都雅风工艺品市场＂。大家仍叫它玉泉花鸟鱼，只不过前面加个＂新＂字。这个市场2003年8月开业，地下一层是花鸟鱼虫，地上一层古玩字画，二层装裱家具，旧书是在二层靠南的角落里，寥寥数家。因为这个新花鸟鱼房租太高了，原来老花鸟市场的那些书贩根本承担不起。他们大部分搬到了与＂玉都雅风＂隔路相望的丰叶红家具农贸市场。
这个丰叶红，查到的资料是2004年5月份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注册地址是石景山鲁谷路6号。虽是正式注册的，但也只是个临时建筑，像现在工地上搭建的工人住的白色的双层钢板房，楼梯楼板踩上去都咯吱咯吱响。一层是卖菜卖小吃的，二层是卖衣服的，三层建材。旧书肆集中在二层。
对丰叶红书肆的记忆很少，因为来这里只偶尔几次，加上时间久远，大多忘记了。后来听不少书友回忆说，当年的丰叶红旧书肆，规模不小，书源丰富，但书商与书的水平都差了些，跟京城其他旧书肆相比，价格或许这里的唯一优势，好多潘家园等其他地方的书贩子都来这里上货。网上就有个书贩记录道，“那时的丰叶红很多摊主对签名本不看重，只花几元钱就买到过丁玲、曹禺、聂绀弩、汪曾祺等人的，还有一次花十几元买到了叶圣陶的毛笔签赠本。＂
旧书网站布衣书局的创始人、ID“三十年代”，是当年有名的一个搞旧书的，他撰写的《贩书日记》，发表在天涯等各大论坛，风行一时。看过他一段关于丰叶红旧书肆的描述，很是生动，时间是2005年，分享如下：
市场里中午饭后，人仨俩一伙儿地在聊天或者看一个巴掌大小屏幕的电视，里面正在放热播的电视剧，大家似乎对于来什么人，挑什么书没有太多的兴趣，女人集中在一个方向哄孩子或者打毛衣，男人们一边翘着二郎腿一边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
从楼梯北边看起。这地方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人跟你抢，饶是再好的书，半天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翻动，你可以任意地讲价。这个地方书的杂乱，跟北京的交通差不多，灯多路窄，满街上是车，走都走不动。这地方的书或许被人淘了不知道多少遍，已经卷着角，东倒西歪地睡了。凌乱的样子，正如同有人踩没有人扫的雪后。这里面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原来相熟的几家据说都已经转行，剩下的几个嚷嚷着要我给她们开张，拗不过去，只好胡乱选了些书，恶狠狠地侃价，然后从容地掏钱，慢慢地把找我的钱装进兜里。这个地方的节奏，是1980年代的，不用着急；潘家园是1990年代的节奏，有点紧张；报国寺就是2046年代的节奏，要抢才成了。忙着讲价的母亲，还不忘记照顾怀里抱着的孩子，这个市场还算是北京女旧书商最为集中的地方。
四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北京！整个中国都沸腾了，首都更是从此进入了大踏步的建设清理整顿时期，尤其临近2008的几年。京西石景山首钢，这个始建于1919年的员工十数万人的特大集团，都被赶到河北曹妃甸去了。那么像个临时工厂大仓库的丰业红市场被清理整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全市数次整理市容市貌活动中，市场不断被勒令停业整顿，直至最后关张大吉，时间约在2006年。
据从那时一直经营至今的摊主回忆，从丰叶红流落出来的书摊，暂时又回到了原始状态，在市场西侧的小树林里安了家，即现在的玉泉休闲园位置。玉泉休闲园是那之后建的，也即2017年12月31日关闭的这个。在此十年间，一直存有几间旧书肆在休闲园里经营，其中一家姓伊的湖南人，经营得还非常好，书多顾客多。但这不是京西旧书肆的主流，只算一个小分支。
书肆主力在小树林里也只是个过渡，不久他们就向西北八宝山附近搬迁了，搬到了北京博古艺苑工艺品市场中心。这家市场俗称北方旧货或者八宝山古玩城，位于八宝山地铁站往北一百米，于2005年10月18日开业，经营古玩、旧家具、旧电器。市场里有一个白塔，据说是元代的砖塔，是这个市场的标志。
八宝山博古艺苑，市场里有一座白塔。摄于2014年6月
书肆具体的搬迁时间难以考证。网上最早逛这里书摊的记录是2006年9月，据这位淘友描述，“有比较大的两个大厅，一个厅里大约有十多家，尘土飞扬，小孩子满屋乱跑”，看这个样子，此时应该搬过来没多久，所以推测京西旧书肆落户在博古艺苑的时间大约在2006年上半年。后来，书肆的规模不断增大了，迎来又一个繁荣期。据2008年6月的淘友博文记载，八宝山古玩城旧书肆共占两个大厅，西大厅有31家店铺，东大厅有24家店铺，合计55家店铺。两年扩展了一倍，再往后又扩展了一倍，达到上百家。
我去八宝山淘书大概也是08年，印象中书肆是在靠东南的一个长方形大房子里，一家挨一家，之间用铁丝网隔开，每家都有不少旧书，架子上摆满了，就往地上摞，密密麻麻。书价十分便宜，一般的书都是两块钱一本。摊主并不守着摊儿，一般都聚在一起下象棋或打扑克，任由你尽情地挑，挑好了拿给他算钱就是了。
到了2010年的5月份，博古艺苑的旧书肆突然贴出一个告示：因为有某个书摊销售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图书，要求所有商家于6月1日至15日之间，全部腾退完毕。后来，听说这个摊主被抄了家，抄走几百公斤的书，还被判了刑。整个书肆则被封闭，遭受灭顶。
八宝山时期，是京西旧书肆的鼎盛时期，比较稳定比较集中，历时四年，摊位达到上百家，潘家园、报国寺的书贩都过来上书，甚至河北、内蒙的书商也过来采货，人气极盛，生意很好，旧书量多，更新快。但被这次查封后，就进入了不断被驱赶不断被检查风雨飘摇的时期，直至最终消灭。
五
八宝山旧书肆被查封后，一部分摊主灰心丧气永远离开了旧书行业，另一部分摊主则向南转战到了丰台的青塔大成双盈市场。摊主们清晰记得，他们是在2010年6月15号开业的，从八宝山搬过来的人剩下一半，大约有五六十家，具体地点是市场最里面3号厅的二层。要去旧书肆，进了市场大门先要穿过菜场、肉市场、水果市场、杂货市场、电器市场、最后才是旧书。不过这回的地方大，所有的摊位摆在大厅两侧，中间还有很多空间，卫生条件也比以前强很多，显得比较整齐。
摊主们说，在这个市场是最不景气的时候，大成双盈，名字听着就怪。虽然就在莲石路边上，但公交并不方便，好多淘书人都找不到这里。摊主在这个时候慢慢开了网店，把好书都拿到网上，摊儿上放的都是大路货，书价反而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租金高，占的地方大呀。一边是买书的感觉书价上涨，又淘不到好书，来的少；另一边摊主，租金高、顾客少，又被逼着提价。所以恶性循环，书摊最后又流失了不少，直到三年后的2013年6月份，无法维持被迫再次迁徙。这一次迁徙完全是由于经济原因，并没有被拆迁、被整治驱赶，是惟一的按市场经济办事的一次。
青塔旧书肆是我惟一没有跟着买过书的地方，找到这里的时候，它已经迁走了近一年。摄于2014年6月。
从青塔大成双盈市场迁出，京西旧书肆就开始分流，稍占多数的一部迁到了西五环衙门口的鑫谷市场，稍占少数的一部迁到了张仪村旧货市场。这一次的分流跟以前的分流不一样，当初从老玉泉花鸟市场搬迁到丰业红的时候，有极少一部分留在了新花鸟鱼玉都雅风；从丰业红迁到八宝山的时候，有极少数留在了玉泉休闲园，这些都属于细支细流，不影响主流。而青塔的这次分流后，张仪村和衙门口算是相互并立，距离相隔数里。大家都明白，旧书摊最忌分散，越集中才会越有人气，这次的分流或许为五年后的灭失埋下了伏笔。
六
2013年6月，从青塔迁出的京西旧书肆分作两支，分迁到了西五环衙门口和张仪村以后，这两处又分别迁到了香山附近的闵西苗木基地和丰台大灰厂。先说说衙门囗鑫谷这一支吧，我是最先打听到这里的，张仪村后来很长时间才知道。
鑫谷市场位于丰台衙门口村北，紧靠西五环路边，交通还算方便。市场主体是两层大厅，旁边还有一些临建的棚户，主要经营蔬菜水果，日用杂货，扫帚簸箕垃圾筐，应有尽有。书摊主体是在楼上二层，也有几家在楼下，室外棚子里也有几家，共计约三十几家，楼上共三排，中间两个过道，仍旧是用不锈钢的丝网隔了，一家占地五六个到十几个平米。
这里是我来的次数最多买书最多的一个地方，相隔多年，还有不少的摊主似曾相识。他们有湖南人、河北河南人，还有山东人。其中楼下靠近东门的一家，河北老刘，见面就相看，问，你是不是在八宝山买过书？我说是呀，从玉泉花鸟鱼那时候就开始了。他说他也从花鸟鱼就开始干这行了。我们一同回忆京西旧书市场的变迁，从玉泉路、丰业红到八宝山、青塔，又到衙门口这里，聊得兴奋又伤感。以后每次我都爱去他的小书屋，淘了不少八九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小册子。他也总是躲到屋外任我挑拣，挑好了拿给他，他总说你看着给就行，让他出价总要的不高，我总再添些。从他那里买过一套全新的中华书局繁体本《史记》，只花了60元。
到了2016年的7月份，有一天赶到，见摊主们正在把书一袋子一袋子往车上运。原来他们又要搬家了，原由是文化部门来检查，他们都没有营业执照，另外这个市场也面临拆迁。
鑫谷市场的旧书肆搬家。摄于2016年7月。
这次搬得远了，新地址在十几公里以外香山附近的闵西苗木花卉基地。基地是一个大院子里的一个大厂房，主要是经营花卉草木的，旧书集中在东头一侧，搬过去的只剩下东西两排，几家合租一个房间，共约20家。中间留有走廊，每天上的新书，摊主都会摆在门口走廊，等被买书人挑剩下的就放进屋内的架子上。
在这个地方淘书的经历有两次印象深刻。一次是东排靠南头一家，他家的书货源广又从不上网，所以好书比较多，但摊主脾气却有些怪，只认他的老主顾，对不熟的人一概爱搭不理，很难成交，人称＂怪老头＂。有一次听说他家来了一批好书，是从一位老教授家里流出来的，我经不住诱惑也赶紧围上去挑选。很快就抢到一本文物出版社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和一本轻工业出版社的《中国乐器图志》，都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再想挑已是不可能，有人甚至看都不看直接一本一本摞到自己身下边了。我拿着这两本书让＂怪老头＂过目，他眼也不抬就说，二百！100块钱一本？明显不卖的意思。我愣了一下，他就说你不要就给马老师。旁边的＂马老师＂是他家老主顾，正蹲在那儿挑得起劲，听见摊主说，抬头讪笑了两下又埋头继续挑他的书了。我有些赌气，说声不贵，给钱走人。从这以后，＂怪老头＂就愿意我挑他的书了，后来觉得这两本书二百元实际也不算贵。
另一次是在西排中间一家，摊主是两口子。有一天他家也来了一批好书，都是中华书局的。我挑的时候还没人发现，正暗自庆幸呢，就听有人喊来检查的了。大家都急慌着关门撤退，我看着手里的《管子校注》中，《苏轼文集》二、四、五，《容斋随笔》上，《乐府诗集》一，《鲁迅杂文全集》下⋯⋯书都还没有找齐，怎么办？摊主一边催着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一边关门，我只好惋惜地先拿上了这些回家。第二天由于车号限行，第三天才匆匆赶到，中华书局的那些书已被人买走，再也配不成套，感觉快要哭了。
这个市场于2017年11月22日关闭。
贴在市场玻璃门上的闵西苗木基地封闭通知。摄于2017年12月
七
张仪村旧货这一支，是我跟随鑫谷市场那一支迁到了闵西苗木基地之后，有书友告诉才知道的。
张仪村旧货这个市场同样像个大厂房，经营的主要是家具，也包含菜市场，馒头咸菜大饼豆腐房排一排。不过菜摊和家具分开，各有一个上下拉的大卷帘门。书肆是在家具厅这个门里的一角，用铁丝网围起来，白天也要开灯才能看得见。约有十几二十家。张仪村这边是被鑫谷、香山那一支瞧不上的，这边的书更低端，大多直接摞到地上，很少见到特别的书，书价也更便宜，要的多的可以装袋子里论斤称，比废纸贵些罢了。但淘书的乐趣就在于一个＂淘＂字，只要辛勤坚持，从沙里也总能淘到铁、铜，甚至金。
好景不长，2017年夏天某个早上，卷帘门打开，进去一看，书摊空荡荡的了。一打听，原来又搬走了，搬到大西边一个叫大灰厂的地方去了。
最后说说大灰厂吧。大灰厂，光听名字就可以想象，是个荒凉之地。书肆是在村子外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常停着挖掘机和几辆破卡车，可能是一些运输或建筑工人及家属住在这里。房子是墙壁很薄的水泥板房，不供暖气，冬天的早上，每看到他们门外挂着的毛巾或是腊肠冻成了棍儿，身上就打哆嗦。这个大杂院以至院外的大路口，都没有任何的标志，车一过尘土飞扬，有时路还被冰封住了。若没有内部人的带领，外人是绝对找不到这里的。
书肆具体是在大院最里边的一间仓库里，用塑钢板扣起来的，面积大约三百平米，只在一侧留了两个小窗户，大白天里面也是黑乎乎，二三十个书摊就挤在里面。书肆牵头的告诉我，从张仪村搬出来后，是他托亲戚为大伙儿找到这个地方，虽然很偏僻条件差，但可以躲避检查，再说买旧书的人也都很固定，有个能交易的地儿就行了。他还抱怨，一年10万元的租金，加上电费卫生费，摊到每个摊位头上每月也就三四百，即使这样摊主们也经常赖着不交，弄得他两头不是人。
但他可能更没料到的是，即使这么隐蔽的一个地方，刚刚半年多的时间，马上就要歇业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突然被警察包围被取缔，而且比之前历次都更加严厉。
八
永定路玉泉路马路摊儿——玉泉花鸟鱼——丰叶红——八宝山博古艺苑——青塔双盈市场——衙门口鑫谷（张仪村旧货）——闵西苗木花卉基地——大灰厂。以上讲的都是市场，都是书摊儿，这一节专门说说人，说说卖书的和买书的都是什么人。
相对整个北京旧书业来说，京西旧书肆属于最初级的市场，像是一个行业的粗加工环节，苦、累、脏，赚钱少。从业人员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他们来北京打工偶然接触到并进入了这个行业，从早年永定玉泉路马路摊儿的以山东人为主，发展到后来的河北、河南、山东、湖南人共存，总数可能有上千人，不过留下来的只有数十。大浪淘沙，三十年间，他们中有的发了财买车买房，有的被抄家被判刑，多数仍是普普通通的书贩，或者改做了他行。
这些摊主或者叫书贩中间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大小废品收购站论斤把书趸来的，书的品质不高，以量取胜，定价以薄厚论。这批人最辛苦、赚钱最少，但是想想能在北京有个栖身之所，能够养家糊口，也就满足了。当初的马路摊儿和玉泉花鸟丰业红时期，包括后来的张仪村旧货、大灰厂这一分支，多数都属于这一类。无论春夏寒暑，刮风下雨，他们每天一早骑上电动摩托车将一麻袋一麻袋的旧书搬运到摊位，待其中稍好的被淘书人以略高的价格挑选以后，剩下的书又都论斤再趸给二道贩子。然后收拾好摊位关门，又匆匆赶着去收货了。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辛苦一天收获。
第二类是从业多年，书见的多了，自然也就能分出行情。他们一般先把好书先留下，不急于出手，待价而沽，后来还上了网，开网店，甚至租有专门的仓库。他们的进书渠道很广，一般不在废品站，大多是从学生教师、单位个人私藏等上门收书，更厉害的能搞到出版社、大学图书馆的处理书。京西旧书业的主力就是这一类摊主，大浪淘沙最终能剩下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中大多拥有私家车，开车收书卖书。
第三类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除了个别的特殊类的图书，经营的多是字画或特殊纸质藏品。这些人也是从最初的一袋子一袋子收货卖货摸爬滚打过来的，不过多年以后，又重又脏的旧书已经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张轻巧的字画，就可能让他们赚几百几千甚至数万。书肆里的其他书贩搜来的好东西，都先主动送到他们的手上，或请掌眼或请笑纳。这类书贩不但买车买房，而且多年下来也藏了不少好书和名人字画。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一步。
剩下的，就是被大浪淘沙“淘”成了＂沙＂的。干旧书这一行，经济风险基本上没有，无非就是低价买进加价卖出，由于来的价本身就低，有时候还有意外之财，所以风险不大。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按照官方标准，在北京除了中国书店、孔夫子旧书网、潘家园等少数几家，其他旧书经营者没听说谁是合法的，这么多年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工商税务随时查封，营业地随时撵人，文化部门随时抄家，有时还会有警察上门，遭受牢狱之灾。就比如前面提到的2010年八宝山博古艺苑被整顿那次，其中一个摊主卖涉密文件的事儿。这个也是很多年后才听摊主们讲的，原来这个人从某单位收了一批旧文件资料，牵涉到一些领导人，当时也模糊意识到文件可能很特殊，但还是被他看摊儿的母亲摆了出来，又正好碰到文化局的人来检查，由于他的母亲知识很有限，并没有把这些资料藏起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被从住地抄走了几百公斤的书不算，还被逮捕判刑，整个书肆停业整顿，继而被限期关闭。书友们都深深感到不平，为什么不惩罚泄露秘密的单位，而让一个知识贫乏、仅以此养家糊口的小书贩来承担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责？
贴在博古艺苑旧书肆门上的宣传报。图片来自网络
淘旧书人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学习研究型，包括学生、教师，初级作家、研究人员和其他一些喜好读书的人。这些人是的的确确、地地道道的爱书人，可以称他们为书生。这些人阅读需求大，需要经常购买、大量购买图书，而新书价昂，不能随心所欲地买，所以就常来旧书摊寻些有价值的书。有句话“有钱人不读书，读书人没有钱”，他们属于后者。这类淘书人对于摊主来说，其实是不受欢迎的，但也有个别人受到特殊尊敬，摊主不但不在乎价钱，有了好书还专门给他留着。比如那个“怪老头”对“马老师”就是这样的，让人羡慕。
第二类是藏家和二道贩子，他们都是来“寻宝”的人。书对于他们的意义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而是因为某本书稀缺，“物以稀为贵”，简单说，就是他买的书现在或将来能够增值。他只看品相、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而不管它的内容。对藏家来说，书就是古董，越老越好，越稀罕见的越好；二道贩子就更加利益化，在他们眼中，书只是一种商品。这类人尤其是二道贩子，对于摊主来说，其实是他们的“上帝”，藏家出价高，只要好书肯给钱；二道贩子要的书量大，不管什么样的书，他们可以最后包圆儿。
第三种人很特别，还为数不少，可称之为书痴。他们去旧书摊是种习惯，就好像一种心理需求，正常又不正常。只要手里有几块钱，有空闲，他们肯定是要去逛书摊的，隔三岔五非得去那个地方不可，否则心痒痒手也痒痒。更有甚者为了配齐某套书，不惜乘火车飞机轮船一路赶了去，把一本旧书宝贝似得捧回来，得到了就如释重负一般无比轻松。这些人家里的藏书很多，但种类又很繁杂，不见得有多少档次，时常整理但又不大阅读，只是拿出来浏览欣赏。这类人是被摊主和其他淘书人同时瞧不上的。
九
最后一节说说书，从行业的角度简单谈一下京西旧书肆经营的旧书情况。
旧书市场卖的书主要分三类，一是已经被单位、个人或图书馆使用过的书，即二手书；二是出版社或大型书店积压处理的存书，实际上也算新书；三是古旧书，年代比较早的流落出来的藏书。其他还有一些盗版、外国原版、港台版的书。书肆中最常见的就是第一第二类，其他类的不多。
旧书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图书馆、机关单位的淘汰书，一些比较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遇到搬迁、更新时会淘汰一部分书刊，大中学校里的图书馆一般也会定期清理一些；这类书一般称作馆藏书，书的封面都带有书标，盖有印章，想拿这类书书贩得有特殊渠道才行，书的质量也较高。二是出版社、图书批发市场及一些大的书店，都会因为销售问题而积压下一些过气的书刊，它们也会不定期地进行处理。这种书介于新旧之间，书贩拿到这种书可能被有特别需要的买家抢走，也有可能继续一直压在自己手里。三是小区居民、学校学生也会不定期地清理些不再用的旧书，一般会让书贩上门来收。还有特别的一些藏家，因为去世了或者移民、搬家等原因被迫处理，这种情况十年一遇，让哪个书贩碰到，就发财了；四是废品收购站，收购员将自认为能卖钱的书留下，等待书贩来拿货，还是论斤称。这样的书质量都不高，但有时候也会冒出个海内孤本出来，成为神话。
旧书的流通渠道大致三种。一、旧书店，北京以中国书店为代表，有很多家分店，将书分成三六九等，什么样的价格对应什么样的质量，书价较高，基本无＂漏＂可捡。另外还有一些私营的个人旧书店，一般都很有特色，比如豆瓣。二、书摊。比如京西旧书肆，潘家园、报国寺等。还有每年春秋季举办的书市，最早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来在地坛，目前在奥林匹克公园，这仨地儿的书市我都逛过。书摊上的书鱼龙混杂，无花八门，常常能花很少的钱买到很好的书，不过一方面要花精力淘，另一方面要靠运气。三、网店。孔夫子旧书网是目前最大的旧书交易网站，爱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孔网，一般都开有账号。稍有经验的书贩也都在这上面开了网店。网站上买书方便快捷，价格也不算高。如果需要哪本书，把书名一输，再比比价，付完款一两天快递就给送到手上。上到宋版古籍，下到儿童读物，可以说没有你想买买不到的书。可是少了很多＂淘＂的乐趣，意外的惊喜，如果急需哪本书网上买还可以。
大约2001年我在玉泉花鸟市场5元钱买的盗版小说王跃文的《国画》
不同的时期，旧书的种类也有变化。就按京西旧书肆三十年的变迁来说吧，一开始八九十年代马路书摊儿，古旧书比较多，但大家的关注点在《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中华全史演义》《包公演义》各种演义上。到了玉泉花鸟鱼，2000年左右，杂志、画册又比较受欢迎，书价基本以厚薄论，是捡漏的最佳时期，但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眼光，经济条件也有限。比如有个书友说，有一次他在花鸟鱼看到了一张地图，是刚刚建国时的，上面还有热河、西康等等省份。他跟老板说我买你几本《国家地理》，这个地图就搭给我吧。店主一看是破破的一张地图就说好吧，他心里乐开了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盗版书，直至泛滥了好几年。过了几年，丰业红的时候，文革的书又流行，毛选、毛主席画像、徽章，文革时期的日记本等，家家书摊上都有。到了八宝山博古艺苑，古旧书基本看不见了，但好书还是不少，建国后的书常能见到。七八十年代的国外文学名著，人民文学出版的，像网格本什么的，很多。我认识一个书贩，湖南人，个子不高，初中毕业，2000年来京。打工不好打，两口子就从八宝山开始入行旧书。他说有一年收到一捆品相九五的硬精装《穆斯林葬礼》，1988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5元一本的价钱全卖了，还很高兴，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版一印，印数仅2480册，现在3000元一本，当时也要数百元。那时候虽然好书很多，但不少书贩都没有经验，很多时候都是以比实际价值低很多的价钱卖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恰恰造成了八宝山博古艺苑时期京西旧书肆的繁荣。又过了几年，搬到青塔，很多书贩就懂的上网了，书价有了参考，就不大买亏了，不过生意又没有那么好了。再往后，随着图书业越来越繁荣，旧书出现百花齐放，杂草丛生。礼品盒装的各种名著、成套的豪华儿童读物、养生健康、菜谱歌谱、高校教材、当代小说、炒股理财、各类词典，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这时候要想淘到好书，就需要极大的体力精力、时间和智慧了。
不过有些书，无论时间如何变化，都一直受到特殊的青睐，包括一些印数稀少的的历史典籍，一些经典的文学名著，比如网格本，还包括地方志、名人签名本、港台版、外文原版和老中医的书等，普通个人私印的自传也很受关注。
尾声
2017年的冬天，北京掀起一股去非首都化功能的运动高潮，很多农贸市场、菜市场所谓的“低端”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