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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简介(常考人物丨教育学家：苏格拉底)

发布时间：2023-11-15 06:13:55 admin 阅读:59

导读常考人物丨教育学家：苏格拉底小香有话说招教考试经常会考查教育界或心理学界的大佬，这些常考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你能记住多少呢？ No.09 今日学习：教育学萌芽阶段教育...

常考人物丨教育学家：苏格拉底

小香有话说

招教考试经常会考查教育界或心理学界的大佬，这些常考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你能记住多少呢？

No.09

今日学习：

教育学萌芽阶段

教育学家

苏格拉底

美德即知识。

人物简介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

苏格拉底提出了很多内涵深刻的教育见解，形成了独特的教学方法，这些成就使得苏格拉底成为“西方教育史上有长远影响的第一位教育家”。

主要思想

1.“美德即知识”

在道德问题上，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如何，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备有关的知识。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时，他才能趋善避恶。

由此出发，苏格拉底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在他看来，既然知识是后天人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那么，以知识为基础的道德也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

2.“产婆术”

苏格拉底以其雄辩和与青年智者的问答法著名。这种问答法亦称“产婆术”，分为三步：

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认为这是使人变得聪明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除非一个人很谦逊，“自知其无知”，否则他不可能学到真知；

第二步称为定义，在问答中经过反复诘难和归纳，从而得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

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自己得出结论。

由于此方法有助于启发学生的思考，因此被视为后世西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渊源。

小

试

牛

刀

(2019山西·单选)

古希腊苏格拉底创立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问答法”，又有一个名称叫( )

A.启迪术

B.产婆术

C.孕育术

D.催化术

“苏格拉底问答法”亦称“产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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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丨《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三版）》上市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三版）

[美]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著

刘振叶然等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后者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的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未予审理就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后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

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

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克服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

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L.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发表过的所有文稿。

本书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2008年初版收文14篇。2016年增订本删去2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文稿15篇。本次在2016年“增订本”基础上新增9篇施特劳斯遗稿，对译文中的某些术语、个别译文有多处修订，是为第三版。

作者简介

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曾获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施特劳斯是由德至美的流亡哲人，在美国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死后却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的重要哲人。

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迫害与写作艺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哲学与律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等。

第三版说明

增订本说明

1930年代

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

论古典政治哲学研究

——讲座提纲

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

“显白的教诲”写作计划

“迫害与写作艺术”讲稿笔记

1940年代

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

德国虚无主义

历史主义

评肖特维尔的《史学史》

我们能够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

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自然正当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

论卢梭的意图

理性与启示

1950年代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批点沃格林《新政治科学》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段落标题

瓦尔克的马基雅维利

与库恩书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1960年代

评韦伯命题

我们时代的危机

政治哲学的危机

摆脱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偏见

《政治哲学史》绪论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史家

“权威论者”洛克

苏格拉底问题

1970年代

苏格拉底问题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文学

剖白

——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谈话

关于哲学与国家的演讲

附录

库恩自然正当与历史主义

内文试读

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

刘振译

我们正在寻找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件事情需要一些解释甚至澄清。我们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是为了达到对现代政治思想之本质的准确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要意图正是理解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我们必须自问，更容易也更充分的做法是不是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发达而成熟的形式，而非研究其萌芽形式。

因为，一个事物的本质仅仅在其完成（perfect）状态中呈现自身。虽然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运用它却是有疑问的。因为，假设——比如说——当代思想在本质问题上比——比如说——17世纪的思想更发达，这或许是草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回到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首先不是为了比我们通过研究当代思想更好地理解那时的思想，而恰恰就是为了理解它。因为，在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否存在之前就问它是什么，这是徒劳的。或许可以被正确地称为现代政治思想的某个东西的存在，受到了质疑。

当然，我们所说的现代政治思想不仅指当代思想，也指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来四个世纪的思想。因为，我们通常将狭义上的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部分，正如我们也这样划分一般的历史：古代的、中古的（medieval）和现代的。这种做法表明，我们假设，姑且不论彼此之间的一切差异，所有现代政治学说都有某种共同点，这使我们可以将它们放到一起，将它们看作有别于中古和古代学说的一个整体。

我认为，我们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已经在挑战这个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假设。卡莱尔（A.J.Carlyle）博士表达了如下意见：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至法国革命的理论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延续的，虽然形式有变化，内容有改变，但它的基本观念是不变的。卡莱尔博士这个观点的题中之义是，17、18世纪政治思想与中古政治思想没有根本区别。可是，这就意味着，至今流行的认为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现代时期——正如一般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时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拉斐尔《雅典学院》

卡莱尔博士通过提出上述观点攻击老派意见，老派意见认为，在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古政治思想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决裂。这个意见的根据是对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事情的记忆。特地就眼下这个问题简要回忆一下这个现代进程最重要的诸多阶段，也许不无道理。生活在1500年的人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正在见证一场学术复兴，经过数个世纪的野蛮，经过数个世纪无用甚至危险的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古典古代或圣经古代或者这两者的伟大遗产正在重见天日。这些人不是仅相信发生了一场与中世纪（MiddleAges）的决裂——他们亲眼看到了那场决裂。

但是，人们没有止步于与中世纪决裂：他们开始意识到，用古代的教诲取代中世纪的教诲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要他们至少还受到古代的观念——如果不是实际的古代——的吸引，他们就会通过寻找比古代希腊更古老的另一个古代，以取代对实际的、已知的古代的崇敬：格劳秀斯（Grotius）、斯卡林格（JosephScaliger）和斯蒂文（Stevin）这样的学者对世纪智慧（sièclesage）兴趣盎然，与世纪智慧相比，即使古代希腊也是一个野蛮时代。

这些人不仅试图与中古思想决裂，也试图与古典思想决裂。如此一来，他们就在创造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敢于依仗未来，敢于憧憬一种超越所有早先成就的进步。渴望进步就能实现进步。到17世纪中期，如下信念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已经取得了超越以往所有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依赖于人们已经建立了全新的基础这一事实。在随后的世纪里，这个信念日趋强大而稳固，并且在法国革命之前和法国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信念的鼎盛期，现代政治思想这一方与中古和古典政治思想这一方的根本区别被认为是极为清楚的。孔多塞（Condorcet）当然是法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对这个区别持有如下看法：

拉斐尔《柏拉图学园》

现代政治哲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不仅中世纪和人文主义者的政治哲学，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问题的科学，亦即经验科学，而不是一门立足于普遍原则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只有洛克（Locke）才发现了真正哲学的方法——对我们的观念和情感（ideasandsentiments）的准确分析；由于他们的错误方法，以往所有的思想者都未能达到关于人的权利（rightsofman）的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包括阿尔图修斯（Althusius）、格劳秀斯和霍布斯（Hobbes）；洛克和卢梭（Rousseau）是人权最重要的教师；他们最先从人的自然中推出了人的自然权利，并且认为政治社会唯一的目标就是保存那些权利；不同于以往所有政治思想，他们的政治科学的目的是在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平等而自由的人构成的社会。

潘恩（ThomasPaine）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英国）革命虽然理解人权，但理解得不充分”。他区分了新的政府体系与旧的政府体系——后者是“世界上存在至今的那种政府”的体系。法国革命理论家们宣称，他们试图与整个传统决裂并且实现了这一决裂，作为对这场革命的反动而发展起来的历史运动的领导者不同意这一宣称。关于这一点，潘恩与柏克是完全一致的。潘恩说：

我们从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人事变动，或者说是地方局势的改变。它们当然像各种事物一样起起落落，就其存在或命运来说，它们的影响丝毫没有超出产生它们的地域。但是，通过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看到的是事物之自然秩序的一种更新，是一种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普遍的原则体系，它结合了道德幸福与政治幸福、国家繁荣。

托马斯·潘恩

柏克说：

在各国政府中曾经有过许多内部革命，既涉及人物也涉及形式，诸邻国几乎或完全不关心这些革命；[……]，一场引发地方性不满或者地方性和解的革命没有超出它的领土。对我来说，当前这场革命似乎性质颇为不同，颇需另作描述；它与欧洲那些基于纯粹政治原则的革命绝少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它是一场学说和理论信条（theoreticdogma）的革命。

所以，柏克强调卢梭的学生们以一种新道德（“那种新发明的德性”）反对“旧道德”的事实，就此而言柏克不亚于他的反对者们。因此，一种新道德，一种关于人、德性和国家的新观念，一种基本上不同于古典和中古观念的观念决定了法国革命的领导者，有识之士们在斗争尚在进行之时就不怀疑这一事实。

但是，一旦这场斗争失去了原来的激烈性，斗争的目标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清晰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新道德的反对者自己深受那种道德的影响，他们的原则被它大大削弱，以至于他们不能充分清楚地理解这场斗争涉及的根本原则。与其说他们以旧道德反对那种道德，不如说他们用“历史（history）”反对它。尽管旧道德宣称自身立足于理性——就此而言它不亚于新道德，新道德最有影响的反对者却不诉诸理性（reason），甚至不诉诸立足于神圣启示的传统，而是诉诸纯粹的传统，诉诸演化（evolution）。

结果，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至少就比较保守的思想者而言，引导这种研究的是缓慢的、无意识的演化的观念；在寻找这种演化之时，历史学家们发现它几乎无处不在。当人们几乎完全遗忘了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政治观念与旧政治观念之间的原初斗争之时，从19世纪中期直到大战，人们甚至可能否认有过这样一场斗争；人们甚至可能认为并且宣称，

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至法国革命的理论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延续的，虽然形式有变化，内容有改变，但它的基本观念是不变的。

《攻占巴士底狱》

所以，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现代进程的逻辑结果；但是，它的前提在于，人们已经遗忘了现代进程所有早先阶段体会到的经验，这是现代心灵只要必须与旧价值斗争就能体会到的经验。这个悠久的实际经验——补充说一句——极为清楚明白，它难道不是远比冷眼旁观的历史学家最博学的研究的结果更可信？

然而，历史证据总是具有很大分量。就历史证据而言，乍看之下，许多事实支持卡莱尔博士的观点。我不需要详述这些事实。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强调这一点就够了：通过收集这些事实，卡莱尔博士严重破坏了关于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古（或古典）政治思想之特有区别的流行看法。尽管如此，正如孔多塞所声称，本质的观点仍然成立：现代政治思想与早先政治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现代政治思想立足于人权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

可是，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切勿严格遵循孔多塞。因为，他的历史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导性的，这些论断在为卡莱尔博士铺路。孔多塞相信，现代政治哲学的创立者是洛克。众所周知，洛克极大受惠于明智的胡克（Hooker）；至少就原则而言，胡克跟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和教父们，后者所做的无非是一方面阐述《圣经》的观点，另一方面阐述希腊、罗马哲学以及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孔多塞这位如此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家的说法几乎自动导向卡莱尔博士这位如此保守的历史学家的判断，后者声称，从罗马法学家到法国革命理论家的基本政治观念是连续的。

理查德·胡克

可以表明，从西塞罗到孔多塞的这一进程没有看起来那么连续，就在胡克与洛克之间，这一连续性发生了一个明确的断裂。人们忽略了这个断裂，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一般而言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作品以及具体而言英格兰这一时期的作品制造的一个特定错误。这个时期的思想已经是一种沿着古典甚至神学传统方向的反动，以反对激进得多的17世纪上半叶。我只需提到这个运动最原初的一些支持者的名字：莱布尼茨和斯威夫特（swift）。莱布尼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念重新引入笛卡尔和霍布斯建立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现代科学的框架。斯威夫特则是书籍之战的作者。

关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们——洛克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审慎的（moderate）思想家。至于谈不上审慎的卢梭，他在建立国家观念之时不是没有回顾斯巴达和共和制罗马，以反对17和18世纪特有的现代开明专制。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说，17时期较晚时期和18世纪的反动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现代特有的基本观念，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肯定是现代的，但是，这些思想家试图在现代基础上建立一个与传统理想尽最大可能相容的结构。结果，他们的工作容易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的思想与中世纪的思想仅有细微差异，同时，延续性没有发生任何断裂。

洛克

经过必要限定，我们关于18世纪的说法也适用于19世纪：[在此，我只能再次指出我关于历史研究在19世纪的重要性以及那种重要性之意义的重要性的表述。]这些考虑引导我们得出结论，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则以及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仅仅在这一思想的最初时期，亦即始于马基雅维利终于霍布斯的时期，才表现出它的纯粹形式。我们之所以必须研究这个时期，不是为了比我们通过研究19世纪或20世纪思想所能做到的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思想，毋宁说，这就是为了理解现代政治思想。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时期的任何伟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博丹、阿尔图修斯、贝拉闵（Bellarmine）、苏亚雷斯（Suarez）、霍布斯。但是，为了不让复杂的人物和观点削弱我们对本质问题的理解，我建议我们今天唯独只研究上述思想家中最极端的人。那个思想家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具有特定特征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创立者。从这个角度看，显然没有任何神学思想家堪称极端。因为，即使那些像贝拉闵和苏亚雷斯一样不是完全延续中古传统而是拒绝这一传统的人——尤其是路德和加尔文——最终也将其政治教诲建立在启示的上帝意志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显然不是现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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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简介苏格拉底造船

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著名的哲学家。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出身于雅典城不远的一个石匠兼雕刻匠家庭，曾经自幼随父学艺，后来，当过兵，曾经三次参战。大约在40岁左右苏格拉底出了名，并进人五百人会议。大约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它的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判有死罪。在收监期间，他的朋友买通了狱卒，劝他逃走，但他决心服从国家的法律。后来在狱中服毒受死终年7O岁。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著作，但他的影响却非常巨大。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的事物，它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神特意安排的，因此研究自然界是渎神的，所以他本人集中精力研究论理道德问题。苏格拉底倡导“知德合一”学说，他认为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品德基于知识，源于知识，没有知识便不能为善，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他认为，从怀疑自己的知识开始的自我认识是认识美德的来源。他常常爱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但是，在肯定理性认识的同时，他却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苏格拉底在研究学问上有他自己的新方法，他通过问答的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他产生新思想。他善于从个别的东西中抽象出普遍的东西，他这种应用辩证方法证明真理的方法是具体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对欧洲的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政治上，苏格拉底主张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由经过训练，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管理，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

苏格拉底是谁啊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正值华夏战国时代的初期（周安王三年），古希腊雅典的三位罗织罪状的检查官：墨勒托斯，一位拙劣的悲剧合唱歌曲的作者；安尼托斯，一位制革的匠人；一位演说家，一起指控当时著名的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有罪。他们对苏格拉底指控的基本内容如下：“苏格拉底违反法律表现在他不尊敬城邦所信奉的诸神，而且还引进新神；他的违法还表现在他蛊惑青年，使之误入歧途。”不知道这三位检察官用了些什么证据，竟然说服了雅典的公民，让他们认为城邦应该判苏格拉底死罪。这样，苏格拉底就被宣判为有罪，定为死刑。但是没有随即行刑，推迟了一个月以后才执刑。在这段时间里，苏格拉底有充裕的时间与机会出走逃避。他的朋友克里同曾多次劝说他远走高飞，但他不为所动。因为苏格拉底自认是一名雅典公民，就要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以身殉道，甘愿受死。苏格拉底还认为，如果在他的朋友及学生的协助下越狱逃走，是“以错对错”，这种办法不可取。另外，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所有被判有罪的人都可以请求宽恕。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当然苏格拉底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当时雅典法律还规定，被判有罪的人还有自己选择某一种刑罚的自由，即在认罪的前提下交罚金或者选择被放逐处罚。这些都是古希腊雅典当时宽容的民主措施。然而，苏格拉底一贫如洗，他声称，自己没有这笔钱，也不愿意交罚金。苏氏也不愿意领着妻子和孩子，在法庭垂泪乞求同情和宽恕。他倔强的态度惹怒了法官，但他表示“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苏氏对死也不畏惧，因为他认为“灵魂不灭”或“灵魂转移”，人死后可以到另一世界，即冥府，在那里，“充满希望”的新生又将开始。他视死如归，最后临危不惧，饮鸩就刑。那是5月间的一天，苏格拉底将饮鸩就刑。当死神的脚步向苏氏越来越逼近的时候，在囚禁着苏氏的地方聚集了不少人，其中有他的挚友克里同，还有其他的朋友及他的学生。这时，克里同问苏格拉底：“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要作交待？如关于你的家人或其他别的事，我们都是愿意尽力去做这些事的。”苏格拉底回答道：“没有什么事情。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按照我往常所说的那样去做，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们若是能好好照顾自己，就等于是帮助我和我的子孙后代。要是你们不好好地照顾你们自己，不遵从我方才及以往说过的道理，不管你们现在如何郑重地答应我所要做的许多事，那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克里同说道：“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的，但我们该怎样安葬你呢？”“按照你们所想的方式就可以了，只要你们心中真正感到我还存在着，并没有离开你们，那么你们就以你们所想的方式埋葬我吧。”苏格拉底说完这句话后微微一笑，看着围绕在他身旁的众人，接着又说：“各位，克里同并不了解现在的这个我就是苏格拉底，反而认为在不久后他看到的尸体才是我，所以才向我提出如何埋葬我的问题。在我饮鸩去世后，我要告诉你们，我去另一个国度了。有关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谈论了许久。这是因为一方面希望你们镇定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可是我们之间方才的谈话，好像克里同并没有听进去。我恳求你们向克里同担保，向他作保证，我死后是不会留在这儿的，会去离这儿很远的乐园。这样一来，克里同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那样，在他看到我躯壳被埋葬或焚化时，他的悲恸或许要减少的，因为他不会感到那样做不是对我的虐待；同时，在埋葬尸体时，他不至于说：‘埋葬的是苏格拉底。’克里同啊，你必须丢掉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想法，以免伤害自己的心灵。你要鼓足勇气说：‘埋葬的只是苏格拉底的躯体。’关于怎么样埋葬，就照你的意思，按照现行一般的民俗做就行了。”苏格拉底说完上面这些话后就站起来，然后走进另一间房子去沐浴。这时，克里同和其他人留在外面，没有跟着进去。他将苏格拉底向他们说过的事情提出来，大家互相间讨论讨论。对于这些，他们进行了回忆、反思，对于苏氏以往的不幸遭遇，感到哀伤和叹息。在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群没有父亲的孤儿，必须就要面对寂寞和现实的人生。在苏格拉底沐浴完毕以后，他的家人，包括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17岁，名叫兰普罗克勒斯，另外的两个都还很小，以及他的第二个妻子克珊狄波斯，来到他身边。苏氏当着克里同等人的面将他迫切希望的事向他的家人讲了，作了交待。然后让妻子和孩子先回去。随即转身到克里同等人处。这个时候天渐渐黑起来了，苏氏坐了下来，便不再多说话了。不一会儿，由11人组成的刑吏队的一名下属走近苏格拉底的身旁说道：“苏格拉底啊，你跟别的囚犯真是很不同呀！在我接到命令要他们饮鸩就刑时，他们要不是耍赖就是咒骂我。而你对我从来没有埋怨过。自从你被关在这里以后，我已经了解你是这座牢里所有犯人中最高尚、最温和也是最伟大的人物，到现在我相信了这一点。你是一位很明事理的人，你清楚，有关你的事，责任不在我，因此，对我也不生气。想来你也明白，我要对你说些什么，我就是要请你保重，也要请你对这无法改变的事，要以轻松平静的心情忍耐下去。”这人说完上面这些话以后，就淌着眼泪难过地离开了。这时众人沉默，苏格拉底对正离去的那人的背影说道：“你也要保重，我会照你所说的话那样去做的。”然后，苏氏向克里同及其他在场的人说道：“那个人跟我很亲近，他一有空总是来和我说话。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我是由衷感激他。克里同，我们要照他所说的话去做。请你叫人把鸩，即毒药拿来好吗？要是还没有准备好，就让他们赶快准备吧。”克里同回答道：“苏格拉底，可是太阳仍然照耀在山顶上呢，还没有落坡。其实我也知道，不少人接到就刑的通知后，总是要拖延一段时间才饮鸩，即毒药。他们还要尽情吃一些美味，最后欢乐一番，然后才去死。所以，你用不着那么急，时间还是有的呢。”苏格拉底回答道：“克里同啊，那些人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但是，我不像他们那样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觉得推延饮鸩，即服毒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到了这时候，还什么也放不下，只能增添些自我嘲讽而已。因此，还是照我的吩咐去做吧，不要再坚持了。”到了这个时候，克里同只好用目光暗示在旁等候吩咐的小童，那个小孩就走到外面去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走了回来，并且领着一个人进来。这个进来的人手里捧着一只杯子，里面盛的就是鸩，即毒药。于是，随时都可饮鸠就刑了。苏格拉底对这个手里捧着毒药杯的人问道：“请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才行？”那个人说：“你喝下这杯毒药以后，只要不停地在这里走，如果感到两脚逐渐沉重起来，而且越来越重，于是你就躺下来。这就表明毒药已经生效了。”说完了这些话，此人就将盛着毒药的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把杯子接了过来，脸色一点也没有变，镇定自若，跟平时的表现完全一样。他看了一看把杯子递给他的那个人，然后问道：“我可不可以从杯子里取一点出来，把它献给神呢？”那个人回答道：“我们准备的毒药的分量刚刚好。”苏格拉底于是说道：“这我是知道的，我只是想向神祷告罢了，祷告我从这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能够平安幸福！这也是我用这杯中之物作为饮料，以此来向神许愿。”苏格拉底把毒药饮下去了。方才，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抑制自己，尽量忍着眼泪，不要哭出来。但他们看到苏格拉底喝光毒药就刑时，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不得不捂着自己的脸哭了起来。要是说这是为了苏格拉底而哭泣，倒不如说是自我悲伤，感到自我的不幸，为的是丧失了这样好的朋友和老师而哭泣。克里同最不能抑制自己的眼泪，因而站了起来。在场的阿波罗多罗斯是苏格拉底的好友，眼睛早就哭红肿了，现在更是情不自禁，呜呜地痛哭起来，泪流满面，悲伤极了。阿波罗多罗斯悲痛欲绝的表现，使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大家难过得更不能自制，悲恸到了极点。只有苏格拉底的态度十分从容，镇定自若。他看到众人的这种情形，说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真是让人受不了。我之所以要把女人和孩子打发回去，就是怕他们像这个样子。我经常听人说，作为男人，应该安静地死去。所以你们面对着我，应该镇定下来，要坚强些！”周围的人听到苏格拉底说的话，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全都抑制住了自己的眼泪。然后大家看着苏格拉底在不停地走动，逐渐发觉他的脚步沉重起来。拿鸩，即毒液给苏格拉底喝的那个人，就让他躺了下来，然后用手在苏格拉底的身上摸了起来，并对他左右的脚踝进行检查。这个人用力压住苏格拉底的脚踝，并问道：“感不感觉痛？”苏格拉底回答说：“不。”那个人又按他的膝盖，并告诉周围的人，说道：“苏格拉底的身体已经慢慢地僵直了，已经没有了知觉。”那人又重复地摸了一次，再对众人说道：“要是僵冷到了心脏时，就可以说一切都结束了。而现在他的下半身大部分都已经僵冷了。”这时，那个行刑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脸上盖了一层布。就在这时，苏格拉底将盖在脸上的布拉开，开口说话：“克里同，我还欠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这是医神的圣物），请不要忘了，要还给他。”这就是苏格拉底临终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克里同赶忙对苏格拉底说道：“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别的事情呢？”这时，苏格拉底已经无法开口回答了。舌头已经僵直了。随即，苏格拉底的身体痉挛了一下。那个行刑的人当即把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拿开。这时苏格拉底的两眼已失去了光彩。克里同用手轻轻地按摩着苏格拉底的双眼和嘴，使之能安然地阖闭起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参考资料：《巨人百传丛书——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什么？

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古希腊三贤”之一，更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色诺芬丨统治中的道德与利益：高贵与好

选自《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色诺芬》作者布泽蒂

如今，人们普遍质疑，人类理性的能力是否足以回答古老的苏格拉底式追问，即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时代，新一代的读者还是重新发现了色诺芬那静默的智慧（quietwisdom），从中收获了益处和快乐。在最近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色诺芬受到学术权威的责难，他们认为他是一个雅典叛国者、半吊子的苏格拉底门徒，在道德和虔敬方面都是个伪善者。然而，最近几十年里，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向这种轻率的责难提出了挑战，并且开始为色诺芬恢复他从古代到19世纪一直享有的非凡声誉——杰出的将军和真正的哲人。今人常把《居鲁士上行记》看作色诺芬的杰作，我的疏解旨在为恢复一名古代伟人的地位尽绵薄之力。

《居鲁士上行记》讲述了一则值得回忆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雅典人，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受邀前去小亚细亚参加波斯大王的胞弟小居鲁士组织的一次军事行动。此次出征的目的，据说是平息居鲁士领地上的一次叛乱。可是，居鲁士真实而隐秘的目的，实际上是推翻其兄长，取而代之成为波斯大王。《上行记》讲述的故事如下：居鲁士集结起一小股希腊雇佣军，即所谓的万人军，带领他们从小亚细亚海岸出发，穿越阿拉比亚（Arabia）的不毛之地，上行至巴比伦的门户，在此与其兄长兵戎相见。这支希腊雇佣军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可是，在居鲁士战死沙场后，这场胜利就成了皮鲁斯式（Pyrrhic）的胜利。雪上加霜的是，波斯人很快用诡计诱杀了希腊人的诸位将领。彼时彼刻，万人军眼看要身陷绝境：孤军一支，群龙无首，身处充满敌意的波斯腹地。此时，默默无名的色诺芬挺身而出。当选为将领后，他成功克服了无数危险，带领军队到达安全之地：“海！海！”《上行记》讲述的这个极其宏大的逆境生存故事，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

Cyrus The Great

然而，《上行记》绝不仅仅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故事。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表明它还是一部政治哲学作品，而且首先探究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的政治意义（politicalrelevance）。《上行记》的内容之一，就是分析苏格拉底的一名杰出学生，在接受过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之后，如何变得更有能力统治人。色诺芬和柏拉图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将苏格拉底刻画为一名教授政治事务的教师。在他们笔下，苏格拉底向潜在的学生介绍自己时就以教师自称，他教授的是有时被称作“王者的或属于王者的技艺”，即用知识进行统治的技艺。因此，我们有理由想一下：苏格拉底教授的这种技艺为色诺芬的成功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有贡献的话？色诺芬如何为进行统治做好准备？这个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

但我还阐明了一种更具悖论色彩的论证路线。我主张，在色诺芬文字简练的著作当中，《上行记》意在充当一篇通向哲学的引言，其最高目标并非为政治或践行统治作准备，而是教化野心，促使高尚又有天赋的年轻人去思考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人生选项。换言之，《上行记》以批判政治生活的形式，将人引向哲学。这个论断现在看上去一定很矛盾，我希望可以使它变得不那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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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行记》中，作者如何处理政治生活？让我们从思考这个问题开始。在此，把最有名的论统治的著作，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放在心间或有助益。

在《君主论》第十五章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基雅维利宣称，一名君主如果想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得学会有能力不做好人。马基雅维利断定，道德与利益不可能完全调和，因为人类的处境不允许。君主必须学会做坏人。这当然是一个恒久的议题：一名统治者可能既是好人，又能有效地施行统治吗？色诺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难道色诺芬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说法，即道德与利益不能在统治中并且通过统治得到统合或调和？

本研究将表明，《上行记》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检审政治生活。这部作品概述了三种类型的统治，描述了居鲁士、克勒阿尔科斯（Klearchos）和色诺芬这三个人的统治，他们相继作为事实上统治万人军的王，如何努力调和道德与利益。当然，三种类型中，色诺芬本人的统治最重要。《上行记》后五卷记述了色诺芬的经历。但《上行记》也呈现了其他两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卷一记述波斯大王的胞弟居鲁士的统治，他在争夺巴比伦的战斗突然战死（1.8）。卷二记述克勒阿尔科斯的统治，这个拉刻岱蒙人接替居鲁士，但在卷二末尾因中圈套而被杀害。我意在表明，《上行记》清楚展现了根据色诺芬的看法，这三种类型的统治如何应对——或失于应对——调和道德与利益的挑战。用色诺芬自己会用的表述来说，《上行记》记述了这三位统治者如何努力调和“高贵与好”（thenoblewiththegood）。不过，向前推进之前，让我先试着简要地描述这三种类型的统治的情况。

居鲁士

居鲁士代表第一种类型。我称他为“神般的王”（GodlikeKing）。这种称呼旨在表明居鲁士拒绝传统的诸神——一些场景透露了他的不虔敬，还表明他试图变成凡间的某种神。他渴望变成一位全能全知的王，统治人类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事实上，这部作品的标题“居鲁士的上行”，不仅指一次向内陆高地的行军（这毫无疑问），还指一个人的上升，这个人假如赢得波斯王位，便会处于分施（dispense）某种俗世之神佑的位置上。居鲁士若成为波斯大王，将会处于这样的位置上：他可以对治下的芸芸众生按品行（merit）来施行赏罚。他将能够（至少在原则上）调和高贵与好，因为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中间，德性的好处不会受到质疑。换言之，“居鲁士王”可以代替“宙斯王”。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居鲁士的上行”预示着普遍正义的开端吗？难道在色诺芬看来，建立一种凡人的王权，一种绝对统治、高尚、统辖广泛地域的凡人王权，就能够解决正义问题吗？《上行记》卷一就处理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分析了这个问题。

克勒阿尔科斯

拉刻岱蒙人克勒阿尔科斯代表第二种统治类型。我称其为虔敬的王（PiousKing）。与居鲁士形成鲜明对照，克勒阿尔科斯拜倒在宙斯王面前并且礼敬这位神。他信任更高的审慎，信任自己所视为万王之王的正义的神意［thejustprovidence］。这意味着他经常通过献祭和求问神谕来咨询宙斯。

可是，虔敬掌握着成功调和高贵与好的答案吗？虔敬的王优于神般的王吗？克勒阿尔科斯恪守他所认为的诸神对他发出的要求，即恪守虔敬和德性，希望以此获得诸神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希望有根据吗？不消说，马基雅维利会嘲讽任何这样的想法。每一个读过《君主论》的读者都知道，马基雅维利力劝统治者依靠他自己的武器。他在《君主论》第十三章写到，他们应该模仿大卫王，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短刀与歌利亚（Goliath）搏斗。然而，色诺芬赞同这种仰赖天上武器的统治者吗？毕竟，色诺芬在今日依旧被看作虔敬的典范。可是，我们会发现，色诺芬记述了克勒阿尔科斯在判断上的严重失误，该失误酿成了致命的后果（2.5）。莫非色诺芬实际上是在批评虔敬的王权统治？《上行记》卷二就处理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会分析该问题。

色诺芬

色诺芬本人代表着第三种统治类型。我称他为苏格拉底式的王。《上行记》的主体部分记述了他如何努力统合或调和高贵与好。整个后五卷都在记述和分析色诺芬的统治。具体而言，这五卷的每一卷都揭示了他如何调和某种特定德性的诉求与安全及政治利益的要求。例如，卷三是关于虔敬德性的，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色诺芬如何调和虔敬与政治上的好（politicalgood），包括他自己的虔敬和士兵的虔敬。卷四是关于勇敢的，卷五是关于正义的，卷六是关于感恩的，卷七则关乎色诺芬称之为“爱士兵”的那种德性。色诺芬在每一卷都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统治者，如何调和该卷所提到的德性或品质与政治上的好之间的冲突。因此，本研究的第三部分会分析虔敬（卷三）、勇敢（卷四）、正义（卷五）、感恩（卷六）、爱士兵（卷七）。这部分的各章会分别考虑每一种品质在这位苏格拉底式的王的统治中被赋予的位置。

本研究首次揭开了我所理解的《上行记》的真正谋篇（plan），即色诺芬创作这部作品时所设计的谋篇。我要表明，《上行记》不仅仅是一部编年体史著和战争回忆录——我当然乐意承认它同样是这两种东西——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论证（anargument）或逻格斯（logos），是在编年史和战争回忆录中展开且通过这两者展开的一种论证或逻格斯。

因此，作品中林林总总的事件，加上写作这些事件的方式，都反映出这种论证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要求。有时一些小事被详加描述，大事却简略地几笔带过，在此只举一例。在远征临近结束时，色诺芬让读者见证了一场会饮，主要内容是士兵跳舞的场面，篇幅稍长（6.1.4-13）。场景的确有趣。但色诺芬为什么非要如此详细地描述呢？莫非舞蹈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上行记》的论证来说有重要意义？我在本书第六章将表明，这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场景，传达的正是色诺芬在《上行记》中呈现他自己时所遵循的原则。这个情节透露出，色诺芬认为自己是苏格拉底式的人，是身穿军服的“跳舞的哲人”。更宽泛而言，本研究表明，一些小场景，包括与远征本身联系很微弱或者没有明显关联的离题话，实际上都是《上行记》中哲学论证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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