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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名言(关于钱学森的话)
发布时间：2023-11-20 09:37:21 admin 阅读:59
关于钱学森的话
一名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态度的表现,不居功自傲,不好大喜功.钱学森实在是一位另人敬佩的人.
钱学森名言
1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钱学森2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钱学森3“Nothingisfinal!!!”（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钱学森4Knowledgewasboundless（学无止境）。——钱学森5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钱学森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
钱学森名言
钱学森
钱学森名言
一心为国，赤胆忠心
钱学森名言
人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前辈啊！
巴金
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中会有成果的。
钱学森
从蔺相如身上 负荆请罪 完璧归赵
围观！看看高考高分作文“长啥样”
今年广东高考作文题为一组漫画，内容是一个小孩考试100分得到家长一个吻，98分却挨了一巴掌；另一个小孩考试61分得到一个吻，55分挨了一巴掌。要求考生根据漫画材料，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近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多篇今年的高考优秀作文。
巴掌之吻教育之痛
一张考卷，几分浮动，换得巴掌与吻。是耶？非耶？报以无奈苦笑。
仅从表面上看，母亲对从满分降为98分的退步的孩子求全责备，而对虽然一开始不及格、但后来进步的孩子不吝爱吻，是不是仅说明这位母亲鼓励进步之可取与苛责退步之不妥呢？并非如此，拨开表面的巴掌与吻之别，在这幅漫画中，我们应看到仅仅是分数上的一点变化，都足以使家长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其背后折射出的无数个家庭相似的情景，不免令人深思。
紧紧盯着分数，视分数进与退为奖罚标准，与其产生的求全责备之态，并非是个别家长所为。满分得吻、98分得巴掌这一荒谬现象，正是被诟病许久的唯分数论的体现，当家长并不在乎分数背后反映的知识掌握情况，指导学习作用时，也就不再在意“98分已经很接近满分”这一事实，而是只看见比上次退步了2分的情况，辨不清“无论55分还是61分都说明孩子学习状况不佳，”而只关注比上次进步了6分。在啼笑皆非之余，我们不免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样粗暴的分数对待，对分数的执着，到底因何而来？
固然，激烈的竞争环境与中国向来重视考试的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考试分数的普遍关注，但有没有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呢？将分数进退当作唯一依据的背后，不正是我们缺乏对孩子成长客观全面的评判标准、对除学习外其他方面忽视遗忘吗？古代便有“为己之学”，以修养完满人格而非取得外界认可的官位为目标，而今，社会也更需要综合素质优秀、人格健全的人才，而非巴掌与吻滋养出的分数型人才。君不见今年校园投毒案中，犯罪的青年虽分数耀眼，但人格上有着致命缺陷，如若仅凭巴掌与吻一味注目分数浮动，还能说是“育人”吗？培育的到底是栋梁还是外表光鲜，内里朽烂的速生木？
所谓求全责备与宽容鼓励之异，在向教育敲响警钟，内里显现的教育观念之弊，正中痛点。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知道”，“改变”的背后正需“痛定思痛”作引擎，重新审视日常中我们早已熟悉的情景，以此为契机，给孩子的成长路上正确的引导与培育，帮助他们获得除了分数的其他优良品质与综合能力，以真正的吻报以最大的鼓励，以真正的吻对待他们的教育报以决心与坚守。
巴掌与吻，是耶非耶？唯有痛定思痛，对未来的教育报之以歌。
勿以点点沉浮论英雄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今人之于古人，更为注重孩子的教育。然而，不少父母把重视化为对于点点成绩的纠结，平日里的“天子骄子”因点点失误而被“由爱转恨”者有之，一直的“差生”因点点进步而顿被“捧在手心”者亦有之。父母的态度因一点点分数改变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对待成绩过于主观、生硬的行为。
分数的沉浮本就有多重原因，孩子的掌握、思维方式、老师出题的难度，甚至于个人的运气皆可改变成绩的高低。仅以“这次比上次高了几分”来界定孩子是否认真学习是不客观的、表面的。高分学生的父母看不到孩子一直以来的勤奋与不缀，低分学生的父母不能认识到孩子的能力与水平。单次成绩的沉浮即界定英雄、评定父母心中的“宝”，难以认识到孩子的水平，终会致使孩子深陷那红色的分数中，不清醒且不理智。
《礼记》有言“父之爱子，乃生而行之乎。”父母的爱本是无条件，而现今因分数一点点退步或增加均可改变父母的爱，则此爱易流于表面而不触其心。孩子退步了两分即挨了巴掌，或许便是错罚了试题变难仍是班级第一的他。孩子学习如同苦行僧在路上踱步前进，这一路上，父母的关爱与理解是如“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让前路阳光明媚。而若父母的爱变得“有偿”，须用分数进步来赢得，只会让孩子战战棘棘，时刻背负“优生的包袱”或者“差生的重担”。
古人云，“爱其子，则为计之深远。”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不应局限于那小小的分数。考试是对孩子学习的评估、却并非是对孩子的评估。父母看待孩子分数的眼光也不应局限于一隅，而应看到整体的、比较的，这样才能知道成绩背后那点点浮沉的真正意义。
父母的“巴掌与吻”是可影响孩子一生的。曾几何时武汉神童惊人跳级、学业有成，而父母惯于其优异，容不得半点失误或退步，他终顶不住压力而厌学，“泯然众人矣。”
成绩那点点浮沉并不能直接界定了孩子的“好坏”、“优差”，也不能作为孩子赢得父母的爱的筹码。只有看到孩子真正的实力，给予及时支持，方能在无涯学海上为他撑起一片小舟，助他学成至彼岸。
一点进步，一种人生
暮色暗淡，残阳如血。
北方的风凛冽地刮着，刮的人生疼。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坐在河边，手里拿着最后一次的模考卷，上面的分数令她心寒。她考差了，离自己梦想的学校还差了好多，然而更令她伤心的是，她的父母非但没有安慰她，反而将她痛骂了一顿。
女孩于残阳中站了起来，她撕碎了手里的试卷，回到了家。没有人知道那个夜晚女孩想了什么、想了多久。只是看见，从那以后，女孩仿佛在书桌旁生了根。
几个月后，女孩坐在高考考场上，答完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份卷。也许是好事多磨，女孩虽然比最后一次模考分数多出了很多，但依然未能考上梦想院校，只因几分。
女孩流着泪在田野上使劲奔跑，最后累到躺倒在地。盛夏，农村的夜空被点点繁星照亮，女孩睁着流着泪的眼睛，看着热闹的夜空，仿佛自己的梦想跟那星星一样离她如此遥远。这时，女孩的父亲躺在了她的身边。“对不起，我还是没考上，你骂我吧。”“不，孩子，最后一次模考骂你是因为你的心根本不在学习上，然而后来我看到了你的努力和你的进步。有进步就是好的，虽然你的进步并未帮你达成目标，但那又怎样？只要能进步，在哪都能成就精彩。”
父亲的话好似一豆灯火，点亮了女孩心里哪怕只有一平方厘米的地方。几个月后，孩子听了父亲的话，背上行囊，去了一个二本的院校，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那后来女孩大富大贵了吗？没有。毕业后，女孩搭上南下的火车，找了份工作，平平淡淡地活着。只不过，不管有多平淡，她都会把生活过好，努力让自己进步。
再后来，她结了婚，生了小孩，成为了我的母亲。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妈妈从小到大都不太在意我的成绩，所以在别人学奥数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扔泥巴。但我妈妈也是有底线的，她不要求我每次都要考满分、90分，她只要求我每次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
上了高中后，由于我的爱好，我学了艺术，成为了艺术生。功课落下了不少，成绩自然也不算优秀，妈妈也还是只有“进步”一个要求。她只是不想我也像她一样因为没有努力和进步而在迷雾中穿梭。
如今，我走在了妈妈曾经走过的路上，只求问心无愧和争取进步，或许我的进步十分微小。使我赶不上我想要搭乘的那辆列车。不过，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辆车在等我，因为我一直在努力进步，就像小树一直在努力进步和成就一片繁茂；就像水滴一直在努力进步汇成一曲江河，奔向所梦想的远方。
一点进步，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进步与退步
在第一幅漫画中，前一位小孩因考得100分而获得了家长的亲吻，后一位则因为拿了不及格的55分而被家长打了一巴掌。然而在第二幅图中，曾获100分的小孩因只得了98分而被惩罚，后一位不及格的小孩因为进步得了61分而受奖励。两图对照，不难看出这其中蕴含的进步与退步的关系。但在我看来，家长在教育孩子时，既要给孩子进步的鼓励，也应给孩子留有一定的退步空间。
进步与退步，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趋势，实则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方向。进步是一个人能力发掘的过程，而退步则是一个人缺陷暴露的过程。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待进步与退步，教育者应秉持科学的态度，鼓励进步者是鼓励其不断砥砺自我的奋进状态，而鼓励退步者则是为其留足反思的空间。利用好暴露的缺陷，实现自我完善。正确地处理进步与退步，最终都将促使受教育者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
家长应鼓励孩子前进的每一小步。漫画中的第二位小孩两次获得的分数均未超过第一位小孩，但其家长仍在他获得进步后予以鼓励，这是我所赞同的。即便55分到61分只有6分的进步，且61分离满分还有很远距离，但这个鼓励是应有的。家长以鼓励的方式告诉孩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自我的升华过程中，需要一个量的积累，一小步的前进相对于从差到优的路途来说是微小的，但没有这一步步的积累便不可能到达优秀。因此，家长给予小孩进步的鼓励，应从细微处出发，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指引，脚踏实地，滴水穿石。
家长应给孩子的退步保留一定的空间。孩子的成长发展就如同发掘一处金矿，不可能出现每一次挖掘都能见到金矿的情状。单纯地把孩子的退步视作一种失败，而不仔细推究其中的原因所在，那么这一个退步或许会变成孩子走向衰颓的一个开端。因此，给孩子的退步留一点空间，就如陈忠实在寻找中不断剥离过去的束缚重建自我一样，就如王阳明在被贬作驿使仍静心思悟一样，就如杨绛在下放到干校改造仍潜心学习西班牙语一样。从一个小退步入手，引导孩子给自己一个反省的空间，在退中求进，才能如那些古今中外的大师一样在面对人生的退步时以正确的态度重建自我，上下求索。
进步和退步是相离相生的一对，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以单纯地奖惩来对待孩子的进与退，才能让孩子在独当一面时正确处理自己人生的进退，成为一个能够推动社会在变动中求稳求发展的栋梁。
起伏的波浪才更具力量
这一则漫画是一组巧妙的、富有深意的对比。先拿满分后拿98分的孩子先后收获了香吻和一个耳光，而先拿55分后拿61分的孩子则先后得了一个耳光和一个香吻。从这两个孩子的境遇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人有意无意抱有的一种心态：追求卓越、积极进取，否认失误和退步，哪怕这个“失误”仅仅两分。
努力进步当然是一件好事。正如漫画中的第二个孩子，他从不及格到达到及格，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质变和成就。攀登虽艰辛，而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是徘徊在山脚下的人无法享受的。然而，从100分到98分就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堕落吗？并不是。98分依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好成绩，98分和100分同属于优秀水准。从100分到55分才是应当警醒的堕落。
依然优秀的第一个孩子被对待的态度落差如此之大，连我亦不禁感到委屈。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许多人奉行苛求完美的极端精英教育，向往着“高处不胜寒”。从“虎妈狼爸”，再到“提高一分，横扫千人”的高考标语，人人的神经成了一张绷紧的弓，生怕遭受横飞而来的一记耳光。
可是，有一句亘古朴实的真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心心念念“直挂云帆济沧海”，却忘了挫折与起伏才是人生的常态。“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力量，就在这起伏之间。宽大的大海永不会如一潭碧湖般文弱恬静，清浅的水面可以保持平稳，但也失去了承载大舟的能量。
是的，起伏的波浪才是更具力量。没有后退，没有低谷，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和空间，也就没有厚积薄发的震撼。就像生活在南极冰海的企鹅，想要跃到岸上，并不是在水面上拼命挣扎，而是猛地扎进深水，凭着一股冲劲儿再跃出水面，华丽地落在岸上。第二个孩子就像这只企鹅，在不及格的深潜后获得腾跃的力量。
而我们，当然应该给第一个孩子以鼓励和支持，不是必须得到满分才是优秀的孩子。他是潮起潮落的大海，是汹涌起伏能淹没一切的波浪。我也相信，他可以在这两分的差距中弥补自己的缺漏，下一次重得满分。
起伏的波浪更具力量，我相信在不完美中，才能更好地突破自己，在退步中，重获前行的勇气和动力。
“唯分数论”之殇
一个印记鲜明的巴掌，一个爱意满满的吻，分数成了家长喜怒的晴雨表，牵动着无数中国考生的心。于此，笔者深有感触的同时不禁叹惋，何苦系一家之忧乐于区区之分数？家庭教育切莫“唯分数论”，且让孩子健康成长。
素质教育的口号虽喊得震天响，但长久以来家长以及学校仍难逃“分数至上”观念的桎梏。且说100分与98分有何显著差别？区区两分便能评定孩子素质高下吗？然而孩子受的待遇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实在不合情理。再看那从55分进步到61分，鼓励与表扬理所应当，然而孩子若拼尽全力考得55分家长也不应苛责，分数与素质间从来没有天然的等号，切莫受“分数决定论”的蛊惑。
应试教育下，考试成为孩童快乐成长的负担，压力的灰霾遮蔽了成长的阳光。“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流传多年的戏言折射出中国儿童的现状，来自考试的压力让孩子逐步牺牲掉娱乐时间，紧盯着试卷上鲜红的分数，千方百计的争论分数，而来自家长的压力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补习班、奥赛班、堆积成山的辅导书……在“分数至上”的大环境下，儿童不得不压抑好玩的天性，日以夜继地坐在书桌前刷题。反观国外，欧美从不以分数作为评定高下的唯一标准，主张顺应儿童天性，鼓励孩子发展个人兴趣，在野外追逐玩耍，让他自由发展，健康成长。不以分数论成败，还孩童以快乐童年，此当今之急也。
当分数成了风向标，学习目的偏离了求知的本质，也削弱了孩子的创造能力。钱学森曾问到：“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创新型人才？”且看今日中国考生，汲汲于分数，则必将标准答案奉为圭臬。以分数为学习的终极目标，必会削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学生只在乎自己的答案能得多少分，却鲜少跳出标准答案的桎梏、审视、质疑答案，也难怪中国缺乏创新型人才了。不如将灼灼目光从分数上移开，关注点放在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上，那创新型社会、中华之复兴可计日而得矣。
诚然，从中国现状来看，考试仍是选拔人才最有效的途径，但“唯分数论”之弊甚多矣，我们是不是可以逐渐消去一昧追求分数的功利之心，而渐渐以更多元的角度评价儿童？
蔡元培曾说：“若想有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欲有良好的个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不若从现在、从身边做起，拒以分数论成败，还孩子健康成长之蓝天。
分数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
我看到这样一则引人深思的漫画：第一幅图中一个满脸笑意的孩子拿着一张100分的卷子，颊上是他父母鼓励的唇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拿着一张55分卷子的孩子，他愁苦的脸上巴掌印触目惊心；而第二幅图中，那个曾考100分的孩子只考了98分，脸上也因此添了一道巴掌印，另一个孩子却因为这次考了61分而获得了父母的吻。
这则漫画反映了如今家长对孩子成绩过于关注的现状“一个孩子无论成绩好坏，退步了就打，进步了就夸，仿佛那白卷子上鲜红的数字就是衡量他的唯一标准，仿佛那冷冰冰的成绩就是孩子的一切，我理解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但我认为，他们这种过度关注孩子成绩的“唯成绩”主义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
私以为，如今的孩子已不及昔日的孩子快乐，而越来越大的学业压力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家长们将太多的期望寄予孩子，他们严苛的要求成了残酷的枷锁，将孩子牢牢捆绑在童年那绚丽的梦境之外。我知道很多孩子，他们一考不好就担惊受怕，生怕回到家里会经受父母“狂风暴雨”的洗礼。他们一想到考试就不寒而栗。他们的快乐童年已支离破碎，从来就只存在于记忆中遥不可及的一隅。的确，他们都是漫画中的孩子，无论55分还是98分，只要未到标准，便被家长呵斥。笔者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你折断了我的翅膀，却怪我不会飞翔。”漫画中的家长用他们对“分”的严厉要求折断了孩子的翅膀，当“分”真正成为了孩子的“命根”，孩子早已失去了自由翱翔的能力。
然而，事实证明，分数的确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善良、勇敢、责任心等等，也许是比智力更聪明更为宝贵的品质。同样，分数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着孩子以后的成就大小。中学时成绩平平的马云，却成为了今日的互联网大亨；科举屡屡不中的柳永，却在“浅斟低唱”中为后人留下了凄婉动人的词句。
所以，笔者恳请家长们，别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漫画中的孩子，别让他们在分数中迷失自己，希望家长们除了关注孩子的成绩，也要关注他们的其他方面，让他们均衡、全面、快乐地成长。
要知道，一个孩子无论考了55分、61分、98分、还是100分，都值得他的父母，在他脸上留下爱的一吻。但愿漫画中孩子的不幸更少地在我们身边的孩子身上复制！
致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母亲：
您好！
先请允许我引用一句名言：“人能够登上荣誉的高峰，却不能长久地居住在那里。”我明白您对我的殷切期望，希望我永远都是最优秀的孩子，您的望子成龙我能理解，世界上有哪个母亲不想自己的孩子好？但今天我想跟您说，请原谅我不能一直优秀，请原谅我不能一直都做得最好。
我记得小时候，您一直拿我跟别人比，我记得我的表弟，有时候他来我家吃饭，您就会说：“看谁吃的最快。”每次看我快速的吃完，您都会满意地点点。我记得我去学钢琴，你会坐着听我弹，听我练，直到每一个音符都弹得流畅，您才会微笑地放我离开，我去考级，虽说也并不真的痛恨钢琴，但我对考级的厌恶有一半都来自您过高的期望。有时候我也会羡慕其他孩子，当班上一个成绩一般的同学拿到成绩单后就能开心地回家，因为他有了一点进步。而我心理却是忐忑的，我因为您要求每次考试都要95分以上，所以我才惧怕，即使我的成绩在班上很好。
母亲，我希望您也能理解体谅我，压力有时是动力，但更多时候，压力就像一个鸡蛋，从里面打破的是生命，从外面打破的就只有灭亡。我希望您能尊重我内心的最真实的意愿，而不是一味强加压力给我，我的成长并不是您个人的意志就能决定的，就好像思想家卢梭曾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应像儿童的样子。”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新闻里报道的“虎妈”、“狼爸”，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在这个到处是竞争的年代希望能“与众不同”，但我觉得他们的孩子并不真的快乐。同为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小小年纪便已出书，但她并不是父母逼的，而是她真的热爱写作，到如今已是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青年作家之一。母亲，我知道您一直很爱我，您外表严厉只是想让我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也许您可以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引导我，鼓励我，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温柔的母亲。
今天，坐在高考考场上，人生往后漫漫长路也许就在我的笔尖下书写与改变，只是想借此机会，想跟您说一句：这一次，让我做一回真正的自己，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无怨无悔。
谢谢您，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
2016年6月7日
关于中国的名言名句？
1、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
2、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钱学森
她才是中国真正的“贵族”，年轻人却对她一无所知！
当我们为“网红”不断喝彩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这个时代纠结成全了谁？又遗忘了谁？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如今她的家房价早已超过10万每平，她的家成也被称作“中关村的一片孤岛”。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李佩
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郭永怀雕塑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郭永怀、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熊卫民/摄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内容来自中国青年报
她才是中国真正的“贵族”，年轻人却对她一无所知！
当我们为“网红”不断喝彩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这个时代纠结成全了谁？又遗忘了谁？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如今她的家房价早已超过10万每平，她的家成也被称作“中关村的一片孤岛”。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李佩
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郭永怀雕塑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郭永怀、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熊卫民/摄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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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丨杨鸿光 编 辑丨李兵兵
赞美钱学森爱国的名言？
1、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毛泽东
2、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
3、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蒂夫
4、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
5、大千世界、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阎肃
6、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干劲十足。——杜玉波
7、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陈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