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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怒汉影评主题意蕴(电影《十二怒汉》的结局是什么意思。有点困惑)
发布时间：2023-11-20 15:52:47 admin 阅读:59
电影《十二怒汉》的结局是什么意思。有点困惑？
你说的是俄罗斯翻拍版。 狗叼断臂是对车臣战火连绵死伤惨重的描绘； 少年最后是被艺术家带走收养了； 有个男的看着他，是应了艺术家的担心：因为少年是无良房地产商欲除去的最后一个钉子户，所以少年若无罪释放反而会有生命危险。 这部翻拍影片和原作比起来，除了陪审团针对被告是否有罪的辩论过程以外，增添了对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现状的反映和批判。
驴得水这个电影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
【一】
“《驴得水》是今年最佳国产影片。”恩，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类似这样的追捧已经多到令人肉麻的程度，感觉有必要出来唠唠，因为它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
不可否认，这部电影的立意确实犀利。全片火力全开，对知识分子加以无情的讽刺与鞭挞：先是空饷的利诱，继而是官威的压迫、再是枪声的震慑。让他们的丑态一览无余。随着故事的推进，强权体制和异化环境将电影里每个人所珍视的东西诸如尊严、美、理想和勇气一一剥夺和摧毁……
这显然是很多人追捧《驴得水》的原因。然而这样一部看上去“言之有物”的电影，表达的方式堪称灾难，追求“物”的企图心也过于明显。
说它表达失范倒不是嫌弃它满是话剧腔不够“电影”，我对电影本体性没有过于执着的追求。电影剧作结构本身就戏剧式、小说式、散文式结构之分，可见其对于姊妹艺术的借重。很多带有明显戏剧风格的电影也不乏成功之作，像《十二怒汉》和《杀戮之神》皆在此列。
《驴得水》的致命伤不在其电影改编的缺陷，而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创作需要提纯和过滤的基本规律，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场粗暴的人性丑恶实验与展览，极易引起观众的生理不适。
欣赏这部电影尤其是后半段的观感，就好像有个人在摁住你的头，让你不容拒绝地细看人性的种种丑恶，还不无得意地问你：“我是不是很深刻?”这种拿“深刻”当大旗，堂而皇之地冒犯观众的做法，也能博得满堂彩。只能说明我们对于电影“深刻”的需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二】
创作者对于“深度”的刻意追求，集中地体现在剧作风格的突然转向上。上半场还是一出讽刺喜剧，下半场就成了人间悲剧。有评论为这种“不按常理出牌”鼓掌叫好，殊不知影片前后风格的分裂即削弱了喜剧讽刺的力度，又减轻了悲剧结局的分量。
忽视故事的整体建构和人物内在的运行逻辑，沉溺在架空的时空背景中玩弄概念和符号，其结果就是那一声枪响——拼了命地想制造意味深长，却掩盖不住的刻意空洞。如果说《狩猎》结尾的“回马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驴得水》里的枪响则刚好相反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两相对比、高下立见。
“喜剧可以分很多种，有的是人物言行可笑，有的是事情可笑，有的是这事情背后的逻辑和道理可笑。”冯小刚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驴得水》的笑点在表层是一些无足可观的“荤段子”，这在段子手辈出的年代实在不算新鲜。
“为了圆一个谎去撒更多的慌”本是一个百试不爽的经典喜剧情境，可惜本片未能一以贯之。尤其是人物撒谎的动机经不起推敲，像张一曼后半段尽管备受凌辱，依然隐忍放弃反抗的人设基础就很不牢靠。明显是为了荒诞而荒诞，为了批判而批判。
【三】
《驴得水》谈不上是一出好喜剧，更不会是一出好悲剧。
仍以博得了许多观众同情和泪水的张一曼为例，很显然她在这部电影里的悲剧色彩最为浓重。毕竟影片前半段小丑式的群设到后面男人全部开了挂似的黑化，就她一个陡然升华成了受苦受难的圣母。这种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心灵特别纯洁美好的反差人设本身就自带强烈戏剧冲突，所以也尤其容易出彩。
可只要稍加审视就会发现，我们对于张一曼的同情，更多的是出于对她苦难遭遇的恐惧。那些彻底丑化的男性角色，那些用特写镜头反复强调放大的受辱镜头。真正的怜悯，是你愿意走近剧中角色，和她一同承担、一起面对。可《驴得水》的类文革式图景只想让人逃避。
高明的悲剧往往是悲戚和愉快的结合。《驴得水》只是让人难受，并不能给观众提供情绪的净化和随之而来的快感。这种“快感”并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为乐，而是朱光潜先生所强调的悲剧要和观众保持一种“距离感”。《驴得水》自以为高明的打消了这种距离，专心致志的给观众喂食“暴行”。
从这儿岔开一句，我国的分级制度真的要尽快提上日程了。这样一部满是粗口、荤段子和施虐场景的电影，好多小朋友被带进来当合家欢喜剧看。这比电影里所呈现的灾难要严重的多。我也强烈怀疑大部分就是想来看个乐的观众家长，能予以孩子们多么正确的指导。
【四】
最后，我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喜欢张一曼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其他角色都太不讨喜了吧，校长女儿又没什么存在感，她就成了唯一的寄托与出口。可事实上，这个角色前半段不过是个任性幼稚的女文青，后半段则沦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希望这个描述不会引起部分读者的误会，因为这绝非我的主观评判，而是这部电影的真实呈现。从铜匠回来“反杀”开始，在创作者设定的悲惨命运面前，张一曼基本丧失了个人意志，由疯到死，不过是走完固定流程而已。
“睡服”是本片的一个亮点，也是很多人喜欢张一曼的原因。但一些评论因此扯到女权主义上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先搞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张一曼“睡服”铜匠主要是她本来就有“性”趣，帮着学校继续吃空饷是顺把手的事情，否则剧作上难以逻辑自洽。第二、张一曼最后受到侮辱直接原因是铜匠打击报复，但她如果不想继续把慌圆下去，这个报复不能成立。
编导“憋坏”的地方就在于把原本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张一曼因为这件事上的小过失，受到了另一件事上的大惩罚。也是说张一曼绝非罪有应得，但她一定程度上又是咎由自取。不得不承认，这个情节设计很有意思，是我唯一肯定这部电影的地方。
【五】
由着自己的性子，想睡谁就睡谁。不考虑“灵欲难分”的人类终极矛盾。睡完面有遗憾略带深情的说句“对不起”，这要是换成男的，就是标准的“渣男”判定。其实，人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哪里又会有绝对的自由呢？性也是一样，这是张一曼幼稚的地方。
言谈间当众反复暗示调侃和自己约过炮的男同事“硬不起来”，行为上借着给刚“上岗”的男同事培训的机会，上下其手。这要是换成男的，百分之百构成性骚扰。这是张一曼任性的地方。
所以那些觉得张一曼高扬了女权主义大旗的人们真的省省吧。送你们一句话：不含任何自省精神的女权主义，都是伪女权主义，不过是另一个极端的男权或者说特权主义罢了。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发文禁止过春节？
1906年，北京人置办年货的场景
春节无疑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不过你可知道“春节”这一名称其实很年轻，它是民国时期才被称呼出来的。而民国初年新政府为和封建旧俗做决裂，甚至颁布政令禁止过阴历新年，新旧制度交替之际，发生了诸多荒诞事。
“春节”的来历
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灭亡。由于西方文明的东渐，以及先进分子对民主科学的提倡，这一时期的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习俗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改朝换代一直有确定历法的传统，表示与上一朝代划清界限，孙中山上任后就宣布中国废除阴历（旧历），而采用阳历(公历)与世界接轨，用民国纪年。
政策易颁，民间百姓的习惯却难以改变。自汉武帝确定太初历时，就将元月定为正月，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末，百姓过新年，过的就是“元旦节”。孙中山改行公历对传统节日产生了诸多不便，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使得新旧节日多达数十个，大家对此多有怨言。
由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末尾所署时间为“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正式文告中首次使用公历，也使得“元旦”不再承担“新年”的使命了，目前我们现代提及的“元旦”就是从此时开始变成了公历1月1日的节日名称。
1912年8月31日的《申报》上就曾刊登了一篇名为《不平则鸣》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当年人们按照公历1月15日过元宵节，但天上却无月亮，因为那天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有时只好一节两过，既过公历也过农历。百姓也依然选择在这一年的2月18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庆祝新年。
在民国总统正式选举中，袁世凯胜出。民国二年，即1913年7月，时任民国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向袁世凯呈上四时节假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这是“春节”第一次被提出。
由于民国成立初期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五族共和：汉、满、蒙、藏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谐共处），袁世凯考虑到将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并不妥当，遂仅同意“春节”为全国性节日，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过年”被正式定调为“春节”。
学校过年不得停课，学生们在图书馆自习。
被废除的“春节”
“春节”出现，却也历经非议，原因无他，因为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而臭名昭著，“春节”就被反袁人士一同反对了（“春节”表示自己很冤枉）。1924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废除春节的建议，然而时值北伐战争在即，这一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28年，国民党击败北洋政府，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告完成统一大业。“统一”完成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更加坚定地推行“国历”（阳历），还制定了“国民历”颁行各省。当年12月8日，国民党中执委又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并严禁民间过春节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取消春节这个历史久远、且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
不仅禁止一切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为了深入贯彻“禁过旧年”的最高指示，国民政府不但取消春节假期，还不允许商店关门，要求正常营业；如发现按照旧历年节放假的学校、单位负责人，就进行严厉制裁；那些关门回家过年的商人一经被查到也要受到惩罚，甚至在街上为人写春联糊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处。
蒋介石坚决要取消春节，因为他认为此举有利于革命。由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多年，但民间习俗的旧习惯难以打破，旧文化不破百姓精神不容易革新，遂要辅以行政高压及大规模宣传才能转变千年来的民间旧俗。
对于新的政令，山东省政府贯彻得最为彻底。春节前，到任才三个多月的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便发布了“禁过春节”的通令。“自三日起禁屠，元旦勒令各商开门，照常营业”。警察局也发布通告，无论白昼夜晚，不准燃放爆竹。上海警察局也发布了旧历年管理办法：一、禁止燃放爆竹；二、禁卖春联；三、没收邮递废历新年贺年片；四、不准各报刊刊载庆祝废历新年之广告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管理办法”都刊发于旧历大年初一，百姓该置办的年货早已置办，烟花爆竹也已经放完，颇有些马后炮的味道。
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照片（城隍庙九曲桥）
废而不止， “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不过这个由蒋介石亲自签发的“不许过春节”的通告还在大多数地区遭到了民众的抗议。一方面，国民政府能够有效约束的政府机关、学校团体过着元旦新年；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民间照样过旧历春节，百姓对公历元旦新年冷淡，阴历春节依旧热闹非凡。当时的北京《晨报》曾描述：“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湖南名士叶德辉也曾经写过一个打趣的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到了1930年年底，基于上一年政令推行的不易，民国政府认为应早做宣传。当年12月28日，《民国日报》发布消息：“今日起举行三天推行国历演讲大会”。特约文坛政界名流蔡元培、褚民谊、王景岐演讲。第二天报纸刊登了重要文化名人的演讲内容，其中蔡元培讲道：“推行国历第一要注意的，便是使民众心悦诚服地来奉行国历。事实上，现在固带着强制的性质，不过我们出去宣传讲演，却应该使人家心悦诚服来信仰你。……总理所以要采取阳历，是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并且奉行国历后，封建势力及迷信习惯，也可逐渐废除。”
可惜名流们的宣讲依然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事态发展证明，一纸政令并无法撼动民众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写道：“今天学校照常上课……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军事、政治局势突变，国人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战况上。政府也无暇贯彻执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政策，社会上旧历及相关习俗反弹更甚。最终蒋介石的这一纸禁令无疾而终，到了1933年，各地春节已基本回归旧俗。
1957年春节期间的上海街头，扯铃摊上发出一片嗡嗡声，吸引了不少小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