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事(三观，是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

三观，是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

“走啊，一起去茶馆搓两把啊。”

“不玩啦，难得回家，想陪陪爸妈。”

“隔壁新开了个网吧，一起去包夜打游戏呗。”

“我好多年没有玩游戏啦，不会了。”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

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来源：洞见（ID：DJ00123987）

作者：洞见pumpkin

编辑：高萌

责编：王珊珊

鲁迅的故事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是一个不太讲究穿着的人。他爱穿长袍，相对他瘦弱的身材来说，似乎袍子比西装合适。但他确实是太不修边幅了一点，经常穿着长衫在灰尘中行走，感觉竟有点像他笔下的落魄人物孔乙己，于是便闹出了笑话：在电梯里经常被认为是可疑人物；许多人见到他以为是有幸发现了鸦片鬼；有时去买药，竟然连药房里小伙计都鄙视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甚至常被警察搜身……鲁迅是义无返顾把辫子剪了的人。这在当时就像男人穿裙子一样不可思议。但他面对嘲笑、讥讽、辱骂，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他基本上留平头（相当于现在的板寸），他的发质坚硬，根根迎风翘立，铁刷一般，简直酷毙帅呆了。现在的俊男靓女们热衷的染发、烫发等等，和鲁迅比可就小巫见大巫啦。他懒得理发，而且往往一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们开他玩笑：“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说：“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后来实在看不过去了，才勉强去理一回。有一次走进一家理发店，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还在理发结束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他。理发师一数给了三倍的钱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来理发，理发师见状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精雕细刻”地做，满脸写着谦恭。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今天咋给这点?您上回……”鲁迅笑笑：“您上回马马虎虎处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点。”理发师听了如坠云雾。他的胡子也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被周围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烦扰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竟然从此平安无事。看过鲁迅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并不是很帅，起码和现在韩国、日本的所谓“第一美男”有段距离。但鲁迅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还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这个老头真是有意思极了。二鲁迅有很多嗜好。比如爱给人起绰号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性，至老都未能改。早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有一项功课叫“对课”，他的成绩不错，屡受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个同学偷看了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问他对什么好，鲁迅说：“对‘四眼狗’好了。”孰料那人竟真以此回答寿先生，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而他则在一旁以书遮眼，憋不住笑出声来。鲁迅的观察力可谓尖锐，他把女生的哭状起了个惟妙惟肖的称呼——“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齐下也！不是四条吗？他在北大讲课，当时北大有位青年教授叫川岛，留了个学生头，他便给人家起了个绰号“一撮毛”，见面时还亲切地叫他“一撮毛哥哥”，真是搞笑的能手！而且他竟把爱人许广平叫做“害马”，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也派上用场，说：母亲放心,害马现在很好……吸烟、喝酒、饮茶可谓是鲁迅的“三瘾”。他的烟瘾一向很大，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他夹烟的姿势很特别：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窃以为有现代黑社会老大的风范）。还有一点很有趣，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是从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是怕麻烦呢，抑或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低劣，觉得没面子？除了三瘾之外，他还喜欢吃糕饼糖果等甜食，这是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习惯。有一回，人家送了柿饼给他，他喜欢得不行，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还舍不得给别人吃呢！只有在女士来做客时，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们胃口小，只能吃个一两片而已！他还能吃辣椒。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他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买一大串红辣椒回来。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嘘唏不已。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现在看来除了可笑之外，也生出几分感动。他的胃口很特别，喜食蛇肉、龙虱、梅干菜。而且从不吝惜money，经常请友人吃饭，且不看菜单一口气就能点出“木樨肉”、“酸辣肚丝”、“炸核桃腰”、“三鲜铁锅蛋”、“糖醋软溜鲤鱼陪面”等好几道菜来！他爱看电影，几乎可从影迷升格为影狂。鲁迅到43岁时才首次观看影片，但一看而不可收。鲁迅后期(46-55岁)在上海生活的9年内，共观看电影142场。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这三年平均起来几乎每周一场。好电影不轻易错过，甚至一看再看；而且大都是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驱车同去！有趣的是，在国外引进的电影里面，他最爱看的是大自然丛林草莽的野兽影片(相当于近来的“动物世界”。鲁迅今若健在，定是赵忠详的fan)。鲁迅还喜欢习武，他曾在留学日本时学过柔道，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一次夜行，经过一处荒凉的坟地，忽见一惨白形同鬼魅的东西在前挡道，鲁迅赶前去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跄踉倒地，抱头鼠窜，原来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鲁迅虽瘦削，但功力略见一斑。三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风趣，幽默中又带着一种大气、智慧、乐观和风度。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南中国”文学社，怕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稿。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名流免不了被邀请作演讲，鲁迅也不例外。他演讲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常常被掌声和笑声包围。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北师大请他去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很为他不平。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在北京女师大任教时，一次一个学生未经家长允许，和别校一男生去逛公园。她父母发现后，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咒骂校方管教不严.封建死板的校长也像泼妇一样斥责女学生“太不像话了”。鲁迅先生正好经过那里，得知原委后诙谐地说：“现在风和日丽，有两位青年一块逛公园，有何不好？那些公园年青人都不准去逛，非得成了老头子老太婆才能去逛吗？！”鲁迅家里有两个保姆，不知何故，经常发生口角。他受不了整天的吵闹，竟病倒了。隔壁一个小姑娘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喝止她们？”鲁迅微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即使暂时压下去了，心里那股气也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或两个人失眠，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他说话向来无所顾忌，敢想敢说。比如他对人们遮遮掩掩的“性”发表看法：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惟独对孩子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他为了说明看人不能片面，风趣地说：英雄是厉害的，但不能因为英雄也性交，就称得上“性交大师”！鲁迅虽然胸襟宽广，但决不适用于对待丑陋的社会现象上。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在鲁迅面前都无以遁形。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同泳。鲁迅看不惯：“同学同泳，偶尔皮肉相触，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同吸着天地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简直淆乱乾坤。还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说着还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状。听讲的人笑得前仰后合。鲁迅对腐朽文人向来是不留情面的，这是个不怕得罪人的怪人。似乎整个文化界知识界都是他的前世冤家。徐志摩、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等都曾经受过鲁迅的唾沫的“侵害”，常过骂的滋味；就连与文学不怎么搭界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竟也和他打过笔墨官！看来鲁迅真是汲取了孙中山“博爱”的精髓。

鲁迅做过哪些有趣的事？

鲁迅，也叫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的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和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巅峰人物。但他也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些事会出呼我们的意料之外。

1.给中国人起个外国人的名字:阿Q

《阿Q正传》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阿Q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十分有趣。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什么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幽默地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看到这样的答案，不得不佩服鲁迅的想法，后来仔细一看，还真是如此。“阿Q”这样的形象，真是长着辫子的中国人，而他这样的起名十分贴切，趣味性很浓烈。

2.把自己扁平的鼻子说得很有风趣：碰壁造成的

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他的鼻子为什么不像他爸爸那鼻子又高又直呢？鲁迅笑了笑说，“小时候，我鼻子跟你爸爸的是一样的，只是后来才变扁变平了的。”侄女继续追问“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到了后来，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把鼻子都碰矮了!”鲁迅说。

其实压根就没那回事，只是鲁迅比较幽默，聊天的时候比较有趣味性。同时，这样的聊天内容和侄女这个年龄段的思想比较匹配，容易接受。当然，这也与鲁迅的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3.掏出一个铜板赢得说话权，全场无语

那时候，鲁迅辞去了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前，校长林文庆为他饯行，饭桌上有资本家在场。校长就说：“厦大是私立大学，谁出了钱，谁便可以说话。”这时候，鲁迅很正经地从袋子里掏出了一个铜板，说：“我捐给厦大一个铜板，我要说话。”顿时，全场安静的出奇，大家都惊呆了。

一个大学教授居然只掏出一个铜板就想说话了，不过全场真的安静下来了，只有鲁迅一个人的声音。因此，有了鲁迅掏出一个铜板赢得说话权的小故事。当然，这并非真的拥有了股份而有说话的权力，而是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而无话可说。

4.因读书迟到，在书桌上刻“早”字，以鞭策自我

小时候，鲁迅读书时，还要帮忙做家务，经常上当铺帮父亲买药。有一次，家务做多了，上学迟到了，被老师责备，于是他就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用以鞭策自我。从此以后，鲁迅就从来没迟到过。这个故事是鲁迅小时候发生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的故事。

鲁迅在家里作为长子，小时候就肩负起照顾家里的重任。他每天都要往返当铺和药铺之间，把东西当了之后拿着钱去给父亲买药。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缘由，受他父亲病情的影响，迫使他去学医。

5.用辣椒驱寒，坚持苦读

年少的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第一学期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励的一枚金质奖章。然而，他却立刻把那枚金质奖章拿去卖了，之后买了几本书和一大串辣椒。这个举动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或许出于家境贫寒，还是他的一些奇思妙想。买书可以理解，可是买辣椒是用来做什么呢？

每当晚上非常寒冷，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进嘴里嚼着，辣得额头冒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来驱寒，以便坚持读书。辣椒既可以提神，也可以让人身体产生发热现象，更让人产生一种驱寒的效果。鲁迅的想法确实非常奇妙，用辣椒驱寒让他坚持夜读，终成我国著名文学家。

（图片源自网络）

鲁迅家离三味书屋30米还迟到？你课桌上的“早”白刻了？

记者宋宇晟

最近，#鲁迅家离三味书屋这么近还迟到#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微博截图

有网友通过地图软件发现，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只有30米距离，步行1分钟就能到。随即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感叹，这样的通勤时长确实让今天的人们羡慕。

联想到此前学过的课文中，鲁迅为了提醒自己不迟到还刻了个“早”字，有网友表示费解：“鲁迅他家离三味书屋这么近上学还迟到……”

不过也有人非常理解：“离家越近越容易迟到。”

豆瓣截图

然而，这是真的吗？

首先是距离问题。

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的确只有30米，不过在微博截图中，这30米其实是从鲁迅纪念馆到三味书屋的距离。鲁迅小时候并不住在此处。

资料图：鲁迅故里。　李倩倩摄

那鲁迅上学要多长时间？

鲁迅自己1926年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过自己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经历——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三味书屋的记忆则是这样的——

“自百草园至三味书屋真正才一箭之路，出门向东走去不过三百步吧，走过南北跨河的石桥，再往东一拐，一个朝北的黑油竹门，里边便是三味书屋了。”

电影中的鲁迅形象。

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段上学的路程有“半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年的“半里”与今天的“半里”并不相同。

一般而言，清代1里大约是今天的不到600米，而民国时期1里=500米。

按照民国标准计算，鲁迅所说的“半里”也就是今天的250米。

但其实人们对于数字的记忆往往并不准确，尤其考虑到鲁迅当年在三味书屋学习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如今可以通过地图软件精确地测量出鲁迅上学的路程——他要从自己的卧室到三味书屋大概有190米远，走路则要3分钟(虽然也并没有比30米远多少)。

百度地图截图

当然如果从鲁迅家的大门处开始算起，上学之路大概有120米远；相比而言，从鲁迅卧室到百草园也有70米远了。

解决了距离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鲁迅为何迟到。

在不少网友看来，“鲁迅上学迟到”已经是印在脑子中的记忆了。

但其实，从可见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到鲁迅写自己在绍兴上学迟到的内容。

网友制作的鲁迅表情包。

大家记忆中鲁迅刻下的那个“早”字，则源于一篇课文《早》。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代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但他与鲁迅并无可查证的交往经历。而就《早》一文本身而言，则更像是一篇游记。

他在文中这样叙述了“早”的故事——

鲁迅的书桌上就刻着一个“早”字。这个字还有这样一段来历：那年鲁迅的父亲生了病，躺在床上。鲁迅一面上书塾，一面要帮家务，天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有一天早晨，鲁迅上学迟到了。素以品行方正、教书认真著称的寿镜吾老先生严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要早到！”鲁迅听了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他在书桌上轻轻地刻了一个小小的字：“早”。

相同的故事，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在《鲁迅先生刻下的一个“早”字》中也有记载——“他就痛下决心，以后决不再犯。他在桌子面上刻下个方方正正的‘早’字，……作为时刻警惕的记号”。

鲁迅故里地图。鲁迅故里景区官网截图

而对于迟到的原因，吴伯萧在文章中透露出另一个信息，鲁迅在三味书屋学习期间，因父亲生病还要帮忙做家务。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鲁迅父亲生病前后经过了三个年头。

周作人曾回忆，鲁迅在这段时间“随时要离开书房，走六七里路上大街去”，去的地方则是当铺、药店。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每天这样奔波，偶有迟到，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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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颖

责编：王珊珊

鲁迅的故事

鲁迅小时候就开始读书，刻苦铭心，聚精会神

鲁迅的故事有哪些？

鲁迅的佣人发现鲁迅经常出门带一些纸，回来再把纸烧掉，佣人问何故，鲁迅说随地吐痰不卫生，吐在纸上，回来烧掉。

鲁迅的爱情故事你知道吗？

《鲁迅爱情》

鲁迅的爱情故事让人唏嘘。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二十多岁时，有一天，母亲叫他赶紧回国。他不明所以，匆匆回到家中，这才知道是让他回来结婚的。母亲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朱安，家庭倒是门当户对，可惜没有文化，还是个小脚。鲁迅深受那个年代新思想的影响，向往自由恋爱，对母亲包办的这门亲事十分不满，无法接受。但他是个大孝子，幼年丧父后，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和两个弟弟拉扯大，他不好违拗母亲的意思，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把朱安娶进了家门。但他同居不同床，始终没有和朱安过过一次夫妻生活。母亲后来得知此情，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过了20多年。

这期间，鲁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教书，辛亥革命后，受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北京教育部任职。1918年，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举成名。此后，他文思如潮，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发表、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同时，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兼职任教。用现在的话说，一人打三份工，即:教育部佥事、著名作家、大学教授。

后来，他厌恶官场，主动辞去公务员之职，除笔耕不辍外，他在几所大学任教。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认识了年青、貌美、好学、上进的女学生许广平。他所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课程，深受广大学生欢迎，也让许广平崇拜不已。于是，许广平经常向鲁迅请教问题。鲁迅的学识、思想和人品，深深打动了许广平的心。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许广平也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起，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她的爱国热忱和温柔坚定，令鲁迅无比倾慕。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加深了彼此间的认识和理解。鲁迅终于克服了年龄悬殊、自己是有妇之夫等思想顾虑，与许广平建立了恋爱关系。他到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时，与留在北京继续学业的许广平鸿雁传书，经常通信，热恋情深，并把他们的通信以《两地书》之名出版。1927年后，鲁迅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并定居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鲁迅所谓的原配朱安呢，因自己不愿离开周家（鲁迅本姓周），所以，她一直留在周家，靠鲁迅和许广平负担她的生活，后寿终正寝。

鲁迅的故事

1、鲁迅早年经常给报社投稿，赚点稿费，可是稿子投上去了，编辑按字数算稿费时，却不给算标点符号的钱。后来，报社再索稿时，鲁迅就送过去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稿件。编辑表示很郁闷，请鲁迅补上标点再发稿。鲁迅却说：“标点就不需要吧？为什么不给算稿费呢？”于是，编辑乖乖地给补上了标点符号的钱。2、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的校长林文庆很抠门，有一次开会，林文庆提出要把办学经费再砍掉一半，教授们都反对。林文庆用手指点着桌子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出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后随即站了起来，用怀里掏出两枚银元，“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很牛气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鲁迅话音一落，全场愕然。文章图片23、鲁迅在中山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进步学生创办了一个“新中国”文学社，请鲁迅给他们“创刊号”写几篇稿子，好有卖点。但鲁迅不肯给他们供稿，而是让他们自己创作，找销路。学生们很悲观，说那样的话估计估计第一期就卖不动，更别说以后再出刊了。鲁迅却给他们出了个点子，说：“要大卖也很容易呀，你们可以写文章来骂我，肯定很畅销！”4、鲁迅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评《红楼梦》时，突然向男同学发出提问：“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台下学生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有一个学生反戈一击问鲁迅：“先生，您爱不爱呢？”这一问，一下子使教室的气氛紧张了起来。鲁迅笑了笑，认真答道：“我不爱她哭哭啼啼。”文章图片35、1934年，文学家萧红失恋了，每天都去鲁迅家坐会，一待就是一天。一天下午，鲁迅正在写作，萧红走到他的跟前，鲁迅从椅子上站起来，热情地对萧红说：“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啊！”萧红诧异地说：“我上午刚来过啊！就算你今天忘记了，可是我还每天都来的啊！”鲁迅更是吃惊地问：“有吗？”萧红听后表示很郁闷。6、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有一次，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萧红大为吃惊，当她告诉鲁迅后，鲁迅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文章图片47、有人曾问鲁迅：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为何非要取一个外国名字呢？鲁迅却幽默地回答：“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

鲁迅少年玩伴“闰土”晚景凄凉，他的后人又如何？

原《我们爱历史》，由多名中国作协会员组成，作品数百次上榜《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官微及内参。获2015年度网易最佳自媒体奖，2016年度头条号奖，2017网易媒体合伙人，2020年网易最佳签约自媒体，头条号优质作者奖。

出身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杜浦村农家的章闰水，年龄比鲁迅长两岁。全家更与鲁迅家关系极深：章闰水的父亲一直给鲁迅家做“忙月”（忙碌月份给大户人家打工的短工），章闰水的母亲更是童年鲁迅的奶娘（鲁迅笔下的“长妈妈”）。

14岁那年，章闰水被父亲带到鲁迅家，帮着看管“东家”的祭器，也因此认识了12岁的少年鲁迅。两个活泼泼的孩子，从此一起聊“捕鸟”“看瓜”的趣事，结下深厚的友谊。一如《少年闰土》里写到的情景。

但和《少年闰土》里，鲁迅和闰土“从此没有再见面”，直到三十年后才重逢的景象不同。一直到青年时代时，章闰水与鲁迅依然还有联系：1900年，正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的鲁迅，还在寒假里与章闰水一道在绍兴城游玩，两个二十出头的少年郎，那时“边走边谈，漫步街头，观赏闹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

但灾难，却在三年后降临在章闰水身上：1903年章闰水父亲去世，二十四岁的他从此撑起了整个家，守着六亩薄沙地勤扒苦做。然后在岁月的摧残下，变成了鲁迅小说《故乡》里那“中年闰土”重逢“迅哥”时“浑身瑟索着”“加上了很深的皱纹”“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的样子，让多少读者读到唏嘘。

而在真实历史上，鲁迅与“中年闰土”的这次重逢，发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亲北上时。当时章闰水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启生（《故乡》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过来帮忙搬运行李。

等到鲁迅一家人启程时，章闰水也领着女儿章阿花（《故乡》里闰土“五岁的女儿”原型）前来送行。他带着女儿站在鲁迅故居前的“张马桥”上，目送着鲁迅的船消失在视线里，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就是鲁迅与“闰土”章闰水，人生最后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次重逢时，鲁迅记忆中那个“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变成了眼前“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强烈的震撼，成了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动力。

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问“闰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看与鲁迅“重逢”前后，章闰水到底经历了什么。

比起鲁迅小说里“捕鸟捞鱼看瓜”样样在行的“闰土”来，真实的章闰水也不差。据章闰水女儿章阿花的回忆，章闰水“锄地捕鱼，挑担撑船样样做”，一年到头不见休息，可即使这样，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养活不了我们一家六个小孩”。

1934年浙江大旱，章闰水被迫卖掉了六亩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农。两年后贫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痈”却无钱医治，病故于1936年9月。

这位勤劳憨厚的农民去世前的情景，也留下了许多让人动容的时刻。“生痈”的他，每天要靠女儿章阿花为他擦脓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着牙不流一滴泪。

临终前的他，依然还在念着万里之外的鲁迅，叮嘱家人说“想办法给周先生（鲁迅）带一点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同样让人心痛的是《故乡》小说里闰土儿子水生的原型——章闰水的长子启生的人生。

那个小说里“（比闰土）黄瘦些”“却害羞”的少年，和他父亲一样是个种地打猎捕鱼撑船样样在行的劳动好手，而且还擅长“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里的迎神赛会活动时，他也都是挑大梁的“大敲会”。可这样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依然不能摆脱贫困，在1940年的霍乱瘟疫里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八岁。

而闰土的小女儿章阿花，即《故乡》里那位“管船只”的“五岁的女儿”，则是嫁到了离杜浦村十里的中村毛家，苦熬过了多灾多难的民国时代，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

1975年时，66岁的章阿花已是儿孙满堂。她在接受绍兴县文化馆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章闰水家的命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述。

也正是同一年，章闰水的三儿子章长明也走入人们视线，他那年六十岁，以章阿花的笑谈说：“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轻呢。”

在章闰水后人里，最值得一说的，当属章闰水的孙子章贵（章启生的儿子）。新中国建立后，章贵通过刻苦的努力学习，成为了一位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一度担任了浙江绍兴鲁迅文学纪念馆的副馆长。如此成就，章闰水若有知，当可告慰。

而比起鲁迅与章闰水这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和章闰水后人的命运来，更值得后人思考的，却是章闰水苦难人生背后，那个更加充满苦难的民国时代。

忆起民国时代，多少“文青”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文豪”“大师”们的风流人生。但是在这些风雅背后，却是更多底层民众的艰辛寒苦。

就以浙江的农村来说，一部民国史，就是一部浙江农村的“天灾史”。仅是1928年至1929年两年间，浙江就有33个县遭到水灾，14个县遭到旱灾，21个县遭到风灾，30个县遭到虫灾。触目惊心的灾害，纸面上是一串数字，冲击的却是多少个“章闰水”实实在在的家庭与生活。

特别是在章闰水人生发出剧变，不得不卖掉六亩土地沦为佃户的1934年，亦是浙江天灾载入史册的一年：空前的旱灾席卷了浙江全境，海宁、宁波等地竟上百天滴雨未下，受灾土地在两千万亩以上，很多地方更是遭受过旱灾后，紧接着又遭受水灾。看过这样触目惊心的灾情，就知道章闰水全家当时遭受着怎样的打击！

而比天灾更可怕的，则是人祸。

就以当时治理浙江的国民政府来说，面对1934年空前的灾情，各级官员表现出的却是令人发指的麻木。长兴等几乎颗粒无收的县里，政府官员或是拼命隐瞒，或是巧立名目瞒报。而当灾情蔓延时，救灾无方的官员们，却挖空心思侵吞物资。“不良分子胥吏乘机渔利”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勾结地主富户囤积居奇，趁机聚敛兼并土地，更是屡见不鲜。章闰水，就是这样失去了六亩薄沙地。

更可怕的人祸，是无论丰年灾年，都永远交不完的苛捐杂税。

在民国的农村版图里，浙江不算穷地方，但农民的负担之重，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却难以想象：比如民国年间浙江杭县农民要交的地丁银，竟比晚清年间暴增了九倍；1932年浙江江山县农民缴纳的钱粮税，仅比1931年就暴增了五倍。

而在经历了1934年空前旱灾后，浙江的农村更加剧贫困化。仅是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数据就令人震惊。比如在1935年的浙江嘉兴县，当地农民每年收入183元，支出却是301元。同年的浙江平湖县，农民收入141元，支出却171元……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每年的收入都是“负数”，入不敷出成了常见现象。嘉兴县更是“农家贫困、农村破产”，“农民只有在远低于水平线下的生活度日”｡

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学家何廉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浙江的农业贫困问题十分严重。”

简单几句话，就是“闰土”等平民百姓们说不尽的生活辛酸。

这样的辛酸，不是哪一个“闰土”的个例，更不是浙江省的个例，而是1949年以前，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普遍的艰辛苦难。

理解这样的苦难，就理解了与“迅哥”重逢的“闰土”，那让“迅哥”吃惊的““衰老、阴沉、麻木”；理解了这样的“闰土”，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且民生艰难的时代。

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早已远去，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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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事迹要简短的事例？

求学时期：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铁路学堂，与陈衡恪结交，1901年毕业，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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