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句巴金为什么叫巴金老人精选好句

巴金为什么要叫巴金

1、巴金为什么这么多笔名

(1)、婚后的日子平静而美好，巴金写稿，萧珊持家，还有了一双儿女。1966年，那场十年浩劫，打破了平静的日子。

(2)、同时，巴金的艺术作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很多人说他的社会价值高于艺术价值，文学本身缺乏雕琢和创新。夏志清先生说：“尽管佳评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而这种努力，我们可以在茅盾、沈从文、张天翼身上找到……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

(3)、而等到我自己迷于阅读的时候，我宁愿读《灭亡》和《新生》，因为这两本书里写了革命，哪怕是幻想中的革命，写了牺牲，写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罪恶。我也读过巴金写的与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还有《寒夜》《憩园》等等，我深深感到了巴金的热烈的情思，哪怕这种情是用无望的寒冷色调来表现的。甚至在他晚年以后，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密、水滴石穿，火灼心肺。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巴金的心永远为青春、为爱、为人民而淌血。

(4)、巴金的作品其实一向直言不讳，拥护什么，同情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晰强烈。一个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信仰——这是他在迎接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说的。他甚至于讲得有点极端，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他曾经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他拿起笔来只是为了呼唤光明与驱逐黑暗。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中描写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有一个英雄叫丹柯，他为了率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树林，他掏出了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人的人。所以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于心，他太了解历史的代价了，他不希望看到历史的曲折重演。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没有巴金就没有现代文学馆。他还想纪念与记住一些远为沉重的东西，那样的记忆已经凝固在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里，把记忆和反思镌刻在人们的心底了。

(5)、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病史作何感想，我的感想是，太痛苦了。这段阅读过程是残忍的。说实话，当我得知我们的前辈作家巴金去世，着实替他松了口气。

(6)、14年后，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那些青春的岁月逐渐离他们远去，然而，这样的友情，一辈子也不会远去。

(7)、明代的归有光曾写下：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也。枇杷苗早已经长成大树，可当初那个和我一起种树的人，却不在了。人世间最深的痛大概就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8)、巴金的小说往往是站在“现在”的时间场域里，在对比中否定和诀别了过去而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巴金小说的时间定位在“时间的当前化”，即以“现在”为统摄，并将时间序列中的“过去”和“未来”拉到“现在”予以对比观照。

(9)、1932年5月23日，长篇小说《雾》出版。1933年1月，长篇小说《雨》出版；5月，长篇小说《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出版。1936年4月，《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

(10)、在这个科技如此发达的年代，都有很多人因为异地而没办法坚持下去，更别说那个战火纷纷，只有书信的年代。烽火连天，人隔天涯，唯一牵系人心的信件，却几度失散，没有任何音讯。

(11)、很高兴我在这儿和大家做一个关于巴金晚年理想主义的分享。这个题目是我取的，但是之后我也有点怀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讲好，这只是我最近读巴金《随想录》产生的一点想法。

(12)、http://www.jiangzuo.org

(13)、我今天想说的是，当我看到这些书，我好像看到巴老当时是怎么写文章的，一个老人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整个生命的心血，都是通过这两本书留下来的。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不是书，是生命。一个老人把自己的生命心血倾注在这部书里，成为凝聚起来的生命。巴老为什么要这么写？他就算一个字都不写，他也是巴金，他写过《家》《春》《秋》和很多小说，他的名誉、地位够高了，他是中国作协主席，在文学领域他是最高领导，他还需要什么？还得罪了很多人，引起很多争议。用我们今天市侩眼光来看是得不偿失。但是巴老就是这样坚持写作。当时有很多话，别人不敢说他就说出来了：而且别人即使敢说也没有用，发表不出去，巴老的话却封锁不了，能发表出去。譬如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现在都不能出版，可是巴金说，我们要办一个“文革博物馆”，这句话现在大家一直在说着，谁也封杀不了。如果不是巴金，别的人可能都说不出来，可是巴金说出来了，他的威望在那里，人家不好阻止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想录》的价值非常大。80年代，《随想录》回应了各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80年代思想领域的进步留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记录，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从客观上来说，从巴金和社会的关系来说，这些书都是很有必要的。

(14)、其实在1949年以后，像巴金这类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改造思想的，巴金就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慢慢地屈服于政治上的强权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内心非常痛苦。但是他太了解历史了，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就知道，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镇压，但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总以为当家作主了，就应该无所顾忌，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结果一说话就倒霉了。巴金深知这个危险性，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也违背了鲁迅这种硬骨头的精神。

(15)、那一段时间，沈从文一面编教科书，一面开始忙活《大公报·文艺》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另外还在写《记丁玲》，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巴金占了他的书房，他就在院子里的树下写。巴金也频繁地出席沈从文他们为《大公报·文艺》所召集的组稿聚会，后来又与靳以开始了《文学季刊》的筹办工作。

(16)、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17)、巴金来到法国，不足数月，有位叫巴思波的同窗，来自北方，不久前，却跳水自杀了。此事件，让巴金久久不能释怀。为了纪念客死他乡的巴思波，巴金从而决定，在巴思波的名字中，选出了“巴”字，来作为自己笔名的第一个字。

(18)、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19)、最近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也是今天要讲的问题。《随想录》是反思“文革”，还是反映了80年代的思想文化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指巴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实，《随想录》的书写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巴金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重新唤起他已经失落的理想主义的努力，这个过程也是巴金主观上不断提升、追求的过程。要比前面两层意义更不容易。巴金写《随想录》时，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通常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70岁是不容易的，尤其在苦难迫害中活到70多岁，更不容易。人生应该是满足的，但是70岁以后，还要去重新思考，还要提升自己，还要追求进步，这是很难的。我们活到70岁，对人生的领悟都已经定型了，剩下的就是考虑日子怎么过得更好而已。那个时候再想想我哪里做得不对，还要去追求完善，追求进步，这很困难。但是巴金还在追求，而且追求得非常痛苦。

(20)、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2、巴金为什么叫巴金老人

(1)、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2)、来蓉20多年，对于巴金先生，却少有关注，只是停留在成名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雾·雨·电”，作为成都的一张文化“名片”，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意外发现，聚知斋却有这么多关于先生的藏书，仔细看了看，居然是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作品，连书信，恋爱史，以及成名作，选集等，几乎都囊括了。

(3)、故事梗概：觉慧逃出家庭后获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剧还在一幕幕上演。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的娘家人来到成都，要为觉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顽固的父亲许给荒淫的陈家，大家都替她惋惜，觉新在她身上看到梅与珏的影子，却无力帮助。这时，觉新的爱子海儿不幸病死，他对生活更加没有了信心。觉民与琴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鼓励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4)、这时候，巴金想起了，既然是小说，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用像样的笔名。李尧棠，这个本名自然不如意，也表达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学气氛，更不能表达自己的志向。

(5)、巴金写完这么厚的书，总可以休息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在写作。他是写不动了，一篇文章要写好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写。大概一直到1995年，差不多八九年时间，又写了一本书《再思录》，很薄的一本，基本上都是很短的一篇篇，长文章他已经没有力气写了。他的晚年主要工作是整理出版自己过去的作品。除了生病住院，他把自己过去的著作重新修订了一遍，出版了《巴金全集》，26卷，他自己看清样，每看完一本还写了后记，表达自己对这卷内容的感受。接着他又开始编《巴金译文集》，共十卷。每一卷也写了后记，除此以外他零零碎碎还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他的好朋友沈从文、曹禺去世了，他都写了一些文章。那个时候，巴老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6)、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周扬曾在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推出了中国五个语言大师，巴金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老舍、茅盾、曹禺和赵树理。

(7)、1927年初，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初期，他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这时候的巴金对文学是尝试性的，也不那么自信，先给同窗好友詹剑峰看。詹剑峰来自安徽，本是喜欢读小说之人。詹剑峰认真阅读过后，称赞巴金有写作天赋。从而，给了巴金极大的鼓舞。不过，他此时还是没有寄给杂志报刊去发表的勇气。故而，想先将书稿寄给上海开明书店一位叫索非的朋友，打算自己出资印刷两三百本的样子，送送朋友与家人。

(8)、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9)、今天，再次拜访悟空读书会位于武侯区的读书基地——聚知斋主人，只是弱弱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关于巴金的书？主人王二哥排出一摞，居然有近30本，如获至宝。

(10)、高公馆卖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觉新给觉慧与淑英的信中，他写到各房的情况。四房五房继续着荒诞的生活，几个堂弟依然顽劣成性。三房与他们住得很近，保持着亲密关系。他自己娶了翠环并将她当作妻子看待，至于觉民与琴，也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新式婚礼并即将出外工作。

(11)、有一年，我去看巴老，他拿了一支笔架在手上，他患帕金森氏症，手抖得厉害，拿着笔根本没办法写字。他说他很着急，脑子里想法很多，可是手不听指挥。他很想写下来，可是拿着笔却动不了。他用右手拿着笔，用左手去推右手，推一推，动一动，笔就架在纸上，慢慢画一点。大家想一想，这样写多么困难啊！他也不会用电脑，也不会口述录音，也没有助手，他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支笔，去把一个个字抖出来。我后来编了一本书，巴金《随想录》的手稿本，当我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去各个图书馆把他捐出去的手稿本借出来扫描，却是大失所望。为什么？好多纸上几乎一个字都看不清，几乎都是白纸。他实在没有力气，笔在纸上面划得很轻。那时候没有影印，一般写稿在纸下面衬一张蓝色的复写纸，再垫上白纸，上面写的字就透过复写纸印到底下的纸上了，可以用来留底。他捐给图书馆的是复写的，我拿到的可能是下面的复写，字迹基本上看不见。我拿到的是这样的手稿。有一个民营企业家那里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字迹显形技术，把字迹重新显出来，这样才把手稿保存下来。可以想象，巴老写《随想录》写得非常辛苦。我们会问，既然那么痛苦，既然写不动，那么他为什么要去写？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人强迫他写。他每次写出来都“惹是非”，因为他写的都是批评社会的内容，凡是被批评到的现象，涉及到有关人士，都不开心的，所以他的《随想录》起先也没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而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在香港都受到压力，《大公报》也不能完整登载。他有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被《大公报》编辑删得一塌糊涂，巴金生气了，甚至决定停止《随想录》写作。后来《大公报》的朋友们去道歉，才恢复了专栏。他写了一篇《鹰之歌》，就是说这件事。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在集子里面，就是讲他的文章怎么被删掉的。

(12)、话语平淡，泪水和悲痛都埋在心底。“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巴金身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执笔困难，他花了三四个月，用颤抖的手写长文《怀念从文》。

(13)、  巴金一生爱书，他一生都与书结缘，因书得爱，嗜书如命，然而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

(14)、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5)、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16)、那天卖完稿子以后，在书局门口分手时，沈从文约巴金到青岛去玩。这是初次见面的客套话也说不定，然而，一个多月后，巴金真的去了。

(17)、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18)、作家巴金，主张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世纪良知”，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尧枚去世时，李致只有一岁零四个月。长期报道巴金活动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一篇采访中说：“在李致的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巴金除了创作和翻译外，还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同样展示了巴金的内心世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巴金曾表示要用通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其中之一就是李致。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九四年，巴金写给李致的信件有三百多封，……尚存二百五十多封。李致给巴金的信更多。由巴金保留，并在以后退还给李致的有一百八十多封。巴金说：“我本想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材料，用得着它们。”本书收录巴金写给李致的信两百封，全部影印并附加印刷体，同时选入李致的部分书信，用印刷体排出，供读者了解巴金信件的背景。

(19)、“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巴金在这里住了一周，“……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后来他还有回忆：

(20)、作为一个作家他太老实，太朴实无华，对不起，我要说是太呆气啦。

3、巴金为什么贵

(1)、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来，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著作，有一对书夹。据说，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不知道是不是巴金陪他去新中国书局卖掉的那本小说集。沈从文不通外文，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张兆和觉得礼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猎人日记》和契诃夫小说集。

(2)、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3)、同时，巴金的艺术作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很多人说他的社会价值高于艺术价值，文学本身缺乏雕琢和创新。夏志清先生说：“尽管佳评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而这种努力，我们可以在茅盾、沈从文、张天翼身上找到……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

(4)、巴金究竟在小说《沉落》中写了什么呢？他写了一位教授，之前写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一旦功成名就后，这位教授住进了大房子，有了满屋子的书，娶了美丽的太太，享受着安逸的生活。这时的他深悔年轻时的孟浪，劝青年们“勿抗恶”，要学会接受现状……熟悉周作人的人一定也能看出来，这里面讽刺和影射的就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多年后，巴金再一次谈到他的看法：

(5)、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 》，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

(6)、原来是那个和他聊了大半年的小姑娘，她比巴金小了13岁，常常写信来倾诉烦恼。在巴金眼里，她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没想到这次，小姑娘竟然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7)、冰心评价说到：“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一旦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结束。而萧珊，确实也是他这辈子唯一动心的人。

(8)、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9)、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10)、▲ 巴金幼年时的全家照。左三是外婆抱着巴金。右三是巴金的母亲。

(11)、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我也曾参加这个“搏斗”里面。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12)、2014年12月14日，《百年巨匠·文学篇》开机仪式出席嘉宾合影

(13)、2005年10月17日，百岁老人巴金再没有睁开眼。巴金曾说过：“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一如他所愿，巴金家人将他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融于海水，永不分离。

(14)、抬头望去，高高悬挂在中天的，是海边特有的明亮硕大的中秋月。她圆润，安详，静静地放射着柔和的光芒，如同一位美丽恩慈的父亲。海波摇荡不息，载着清澈绮丽的月光，欣欣然向岸边涌来，发出低低的耳语般的潮音。无限静穆中，似乎听得见故乡人民每一个胸腔里心声，每一个脑海中的潮音……

(15)、故事梗概：蕙的灵柩停在庙中已经一年多，她的丈夫忙着续弦，根本没想到要让她入土为安。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涂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入火坑，枚才十七岁，就有了肺病的迹象，父亲周伯涛不愿承认儿子有病，却忙着给他娶了冯家的小姐为妻，两人感情不错，但妻子脾气很大，枚夹在她与长辈间受气，婚后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

(16)、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d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d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17)、坛子里，巴金当年执意留下的萧珊的骨灰：“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18)、在1935年的文章中，巴金特别提到了那充满友情的送别，“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挥动着的手。这几年来它们就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码头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远不能够忘记……”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再一次写到这个场景：

(19)、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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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金为什么要叫巴金的名字

(1)、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2)、从1981年到2005年，近二十五年的行动不便以至思维枯竭，它是巴金作为一个生物人的客观经历。这里已经分不清是巴金生命力强盛还是现代医学发达了，或者二者相辅相成捱熬至此。巴金创造了一个记录，在我印象里，他是他那一拨老作家里活得最长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寿多则辱”，这幸运地没发生巴金身上，他被誉为巨匠，晚年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尊崇和爱戴，以至于成了当代的文学坐标和道德化身。但我更愿意使用“前辈”来认识他。他确实是个前辈作家，很前很前，甚至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被当代人集中摆放怀旧情感的时间区域。晚年病中的巴金已无著述，当然，也正是这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的作品被不断出版并被放置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事实，一个让人产生错觉的事实，似乎巴金和我们一样正在书房里勤奋地写作，源源不断地贡献出了新作品，而且是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个让我们产生幻觉的事实替代了真正的真实，那就是，巴金在二十多年前写完那本《随想录》就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作为个体人的存在就是与疾病对垒的过程。

(3)、因为这本《家》，有人抗婚逃婚以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有人背井离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去寻求自由和理想。那一年，他在文坛赫赫有名，是无数青年的偶像，每天都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甚至还有好些读者写信来说，愿意为了他去死。

(4)、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d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5)、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本文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在文史大讲堂的演讲。

(6)、克鲁泡特金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消灭私有制，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逃亡国外后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巴金正在阅读翻译他的著作，对克鲁泡特金斗争精神很是敬佩。

(7)、我们的文化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粉饰死亡，可我们自己心里无比清楚，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8)、很快，巴金在沈从文的书房中开始了工作，他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雷》，接下来，他又写了《电》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还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

(9)、巴金再一次屈服，向“工宣队”写报告，申请书，苦苦恳求，直到7月底才被允许入院动手术，但那时萧珊的癌细胞经扩散。

(10)、那一刻，巴金先生大概是心安的吧——那个想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却又不得不阴阳相隔的人，终于能见面了。

(11)、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离世。接到沈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巴金不相信这是事实，隔了一天，他才发出回电：

(12)、从此巴金再没有安睡过：枕头还是那个枕头，可枕边人却不在了。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他会起身从柜顶上拿下一个坛子。一遍一遍地擦，动作极慢，坛子已有好些年头，却光洁如新，反射着巴金孤零零的身影。

(13)、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14)、笔名应该是两个字，或者三个字，至少得再加一个字。巴金在宿舍里，正徘徊思索。这时候，同学詹剑峰走了进来，见到巴金一副思考问题，不愿理人的样子，便忍不住打听其原因。巴金，便有点难堪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适合这个时代，又要表达自己志向的字。詹剑峰是个随意之人，见桌子上摊着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半真半假地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一下猛然被击醒一般，抬头，点头：“好，就叫‘巴金’”。

(15)、《再思录》出版的时候，巴金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身上穿了硬塑背心，我带了20本书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当时我请他签字，他也很开心。他拿着一直很粗的笔，架在手的虎口上，手在慢慢移动，笔跟着拖出字来。我们都很开心，就说，巴老您身体不错啊，精神也很好，你看，你不是又写了一本书了吗？你还可以写下去的。你们猜，巴金说了什么？他嘴里突然爆出三个字：“三思录。”这本书已经叫做《再思录》了，说明他心里真的还想写下去。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地说，您真的可以再写一本，一直写下去。可是，他真的躺倒了。那时正逢作协要开作代会，上面有指示，还要巴金当作协主席，所以作协就到上海来开主席团会议。那天巴老穿了硬塑背心，硬撑着到了西郊宾馆，他去了以后，说了两三句话就说不动了，把稿子交给身边的王蒙，由王蒙代读。当天晚上他就血压猛升，昏厥了好几天。又因为他是名人，看望他的人很多，过年了，各级领导都去看望，后来他就发烧了，气就透不过来。1999年春节，医生为了帮助他呼吸，就给他做气管切开手术。他本来一直很配合医生的，这次他坚决表示不愿意，他要放弃这个手术。他说，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就放弃治疗吧。但是怎么可能呢？就给他做工作。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为你们活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说不出话，在医院里面整整躺了6年。他晚年活得非常痛苦。

(16)、沈从文摄于青岛的寓所(叶公超摄)，1932年巴金曾在这里住了一周

(17)、今天来的听众，不少人都和我一样斑斑白发。我们这一代人回忆30年以前，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当时，我们从文革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向前走一步，社会上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我举个例子，有一本《当代电影》杂志，封底上用了一张照片，是英国电影《水晶鞋》的剧照，王子与灰姑娘拥抱。就这样一张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读者写信给有关部门，说这部电影杂志要取消。还有一部电影《望乡》，当时是作为中日友好纪念播放的一部片子。《望乡》讲的是日本妓女的故事，但不是一般的妓女。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失败了，这也是一种报应，他们自己组织很多日本妓女，送到美国基地去给美国大兵做性服务。这些妓女不是占领军抢去的，是日本人自己组织的。为什么呢？要赚外汇，战败国非常穷嘛。后来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批判这种行为。《望乡》就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这样一部电影到中国来播放，还有引起中国人的抵制，很多人都在报纸上批评这部电影。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从为《望乡》辩护开始的。

(18)、巴：不发火。我和从文辩论，有时暗暗发笑，他还以为我发神经，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我骂周作人，也骂朱光潜。

(19)、不论在家还是在国，所实行的都是专制的家族统治，人处其中，受到同质结构关系的约制，使人性扭曲，个性不得张扬和发展。所以，巴金“礼教的监牢”和“狭的笼”这些家的喻象也是指向封建国家的，他所创作的家庭小说是对整个家族制度进行批判的。

(20)、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彻底到什么程度？他连自己也批判，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这点很少有人去做。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随想录》提出的忏悔精神。

5、巴金为什么改名

(1)、巴金原名李尧棠，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却成长在新思潮涌起的年代。

(2)、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长篇小说《灭亡》，引起文坛的关注。

(3)、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4)、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5)、李：一九八二年我去和沈先生聊天时，他说你们在青岛、在北京常常爱辩论。我说是不是吵，他说不是吵，是辩论。

(6)、在“过去”与“未来”的当前化中形成时间的漩祸，重点展示人物的即时性心理时间，而小说结尾又往往扯开一道口子冲向未来，体现出一种“向前看”的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这是一种全新的、叠加的现在，它使文本在艺术表现上不仅关注人物性格与心理，还关注着人物背后和周边。

(7)、平淡无奇的一天，巴金照常拆开信件，发现里面还附了一张相片，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8)、▲ 1962年摄于巴金的书房。这家庭的气氛是那样的友爱，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9)、“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

(10)、那时候巴金每天都要吃两颗安眠药才能睡着，可往往天还没亮就醒了。两人轻轻唤着对方的名字，巴金满脸愁容：“日子难过啊！”萧珊满脸心疼：“日子难过啊！”可萧珊都会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

(11)、“文革”时期“极左”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舍自杀了，胡风得了精神病，巴金既不自杀，也没有得精神病，平平安安过去了，但同时也受了很多苦，被批判，被劳改，可是他坚持下来了，他太太顶不住了，生癌死掉了。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

(12)、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13)、就在沈从文写下《给某作家》的那个冬天，巴金又来北平了，又到了沈从文的家：

(14)、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15)、无数次，友人劝他：再找一个老伴吧，有个人说话，也挺好。

(16)、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17)、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你对于生命还少实证的机会。你看书多，看事少。为正义人类而痛苦自然十分神圣，但这种痛苦以至于使感情有时变得过分偏执，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义却依然毫无着落。这种痛苦虽为“人类”而得，却于人类并无什么好处。这样下去除了使你终于成个疯子以外，还有什么？“与绅士妥协”不是我劝你的话。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

(18)、巴金小说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为对美好人生的爱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巴金关于爱的思想首先体现为其善良意识。在巴金看来，善良意识是促使人向最完美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统摄人的情感和理智运动的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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