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句黄碧云 电子书精选好句

黄碧云小说

1、黄碧云小说下载百度网盘

(1)、而既然选择了拼搏，失败在所难免，这也是每一个人必经的。一帆风顺也未必是好事，你该历练的，该经历的还是提前比较好，因为在你有限的生命里你的未来也许是无限的，或许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2)、(39)曾瑞明：《非虚构小说的权利和义务——评黄碧云》，《立场新闻评书》2019年2月19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

(3)、    黄碧云对笔下人物的人生设置，一向非趋于完满。《微喜重行》中的“缺憾“题旨，一如黄氏往作，带有鲜明的个人选择烙印。作者借男主人公父亲之口，道出其与时代之间的联系是“乱世浮余”。“大巧若拙”，指示了主人公的主体性格基调。他以不间断的主动放弃为姿态，实现了对这城市主流价值观以及利益架构的挑战，避免落入了世俗成功的窠臼。“我会尝试由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大经历：他的成长、他后来结婚、生孩子、移民…..那些很生活化的事，写进了他的里面。” 在黄碧云以往的作品中，这种对“普通感”的念兹在兹，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反智”倾向。黄碧云早期的作品，题材往往剑走偏锋，与其专业背景相关。黄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并供职传媒界多年。理论而言，法律界出身的作者对司法与犯罪系统化的认知(专业方面的因利就便)经常导致作品向推理风格靠拢，比方里查德•帕特森(RichardPatterson)、约翰•格里斯厄姆(JohnGrisham)和斯考特•特洛(ScottTurow)。这类作品中往往存在关于“法”与“理”交互作用的基本模式。但黄早期的作品即离弃甚至消解了这种倾向，颠覆某种关于“法”的思维定势或者价值判断，呈现出题材选取与小说主题之间微妙的制衡与反差。“颜纯钩曾经如此评价：“这个香港的小女子黄碧云﹐年纪轻﹐却对丑陋与邪恶兴趣盎然﹐而且又用的是这样一种漠然和茫然的笔调﹐就好像整个世界已经地老天荒﹐失去了价值判断也用不着价值判断” ，比方在〈罪与罚〉中，她写道：执法者可以是犯罪者，狱卒可以是凡人。” (〈双城月〉中陈路远的形象诠释了这一点)。司法界的多年浸淫，犯罪学专业知识的熟稔造就其人物群落的复杂与特异，然而黄的笔触恰将之堕入凡尘。建基于智性的逻辑化叙事元素被稀释，代之以凡俗的欲念错乱与日常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道德尺度层面，在作品中造就一种令人畏惧的克制性文字表达。如在〈失城〉中﹐陈路远杀死了妻子赵眉与四个孩子﹐请邻居见证：

(4)、Mylittleairport很小众的香港乐队

(5)、曾问过她，笔下这么多人物最喜欢的是哪个名字，她只说在〈丽江无恋事〉里，绯绸或是阮烟桥？我无从得知。

(6)、长期阅读，你的语言习惯就会改变，具有书面语的特点。这就是那些饱读诗书下笔千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笨嘴拙舌的原因。也是孔乙己无法和大众交流的原因。

(7)、即使写运动，不能忽视的是陆港两地的差别，这也是赵眉被吸引的关键。“赵眉直起身来，对‘民权’她感到了陌生，但又起了尊敬的心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血流成河……高帽在空中飘扬……美丽的红领巾如血……就从来都没有人提到‘民权’。”赵眉总是不脱对政治运动理想的想象，是由陆对港的，但黄碧云前期的作品擅长的是言情，这点陆港的小对立是言情最重要的佐料。

(8)、黄碧云香港作家。生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亦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生活经验丰富，曾任香港英文虎报记者、议员助理、开过服饰店等。屡获港台两地各大文学奖，文字风格强烈，极力描写人性阴暗面，令读者触目惊心。

(9)、(1)凌逾《重构中西文化因子——从非虚构的虚构看文学大势：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从《烈佬传》蕴含的中西文化因子出发，论及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本文立足香港社会、历史情境，结合新作《卢麒之死》论黄碧云非虚构转向的本土性思考。

(10)、许多论述指向《烈佬传》对《烈女图》的对应关系，包括黄碧云自己：“小说叫《烈佬传》，对应我的《烈女图》……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他的是湾仔，而我们的是香港，飘摇之岛，我为之描图写传的，不过是那么一个影子。”(11)即便如此，依笔者看来，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反叛，无论是创作意图还是叙事策略。从时间(“我婆”“我母”“你”)到空间(“此处”“彼处”“那处”)，从为香港写“她史”的激烈，到为小小湾仔佬写困顿于监狱的一生——无火之烈。从《烈女图》到《烈佬传》，中间相隔13年，黄碧云反思自己的写作：从女性和弱势的角度来叙述大历史，是对“他史”的翻转。通过书写的力量使强弱易位，是否是另一种强权，另一种庸俗的包装，同样摆脱不了‘百年沧桑’的大历史思维，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对社会热门议题的回应。“谈到女性主义，都是那时候文学界流行谈的，我自知动机，有点心术不正”，也流于“表面的激情”。“殖民性”“本土性”“城籍”“国籍”“认同”不再成为黄碧云创作的驱动力。空间从迅速扩张到急剧收缩，情感从愤怒暴烈到静默无声，从高度介入高调代言到小心翼翼真实再现，黄碧云完成创作心理转换。“暴烈”曾经是黄碧云热衷后殖民理论、后现代写作技巧表达香港后殖民书写困境的文学表征。“没见过如此疾言厉色的女人史，喧哗嘈杂尽是鬼声，三代女子扯着喉咙尽情控诉，愤怒如野火延烧。”(12)《烈女图》几乎可以视为是女狂人的世纪呐喊。也有学者认为，黄碧云《烈女图》“俨然已成华文阴性书写绝响”。(13)同样以“烈”为关键词，但“烈佬”作者的“怨女”气息已经消失殆尽。走出后殖民意味着放下大写的对抗性思维与情绪性表达。《烈佬传》为沉默无声的男性——烈佬阿难“心急如焚”，《卢麒之死》为“死因不详”的社会运动中无名目死亡的小人物卢麒诉求公正。《卢麒之死》选择一个看似仅具香港本地意义而无法进入中国历史纪年的“小”事件，做了去政治化的“小写”选择。

(11)、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黄碧云《失城》

(12)、但是特蕾莎和托马斯结婚后，她才痛苦地发现，托马斯根本无法做到灵与肉的统一。托马斯必须保持着和外面女人的做爱关系，才能变得快乐，否则他就像蔫了的草。而特蕾莎则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托马斯，她无法容忍托马斯的出轨。

(13)、第四届于2012年颁出，授予了上海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小说以上海申家四代人的家族传奇，阐述了时代剧变下的个体命运沉浮。是王安忆继《长恨歌》以后的代表作。

(14)、“作家精神独立，才可以让这个职业被人尊敬。否则，有些人的角色，会更像是政客、商人、小明星、表演者、流水线的文字制造者、虚妄的偶像和投机分子。这些形式折射出内心的贪婪和不独立。”

(15)、(33)刘大先：《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第23-36页。

(16)、     那天她特别兴奋。父亲的一个远方表兄，自东京来到别府，可能会有一点金钱的接济。那天母亲特别穿上一件莲青粉荷的簇新和服，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将大哥平助、我、小妹芳子寄在隔壁大嫂家里，便要到火车站去接这位东京来的亲戚。 

(17)、     我到她家等她，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医院。她爸爸软了心肠，偷偷地叫她来看我。我见着她便紧紧的拥抱她。 

(18)、

(19)、后殖民主义是论述权力的转移。后殖民写作是论述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抗议写作，它将自己定位为弱者。走出后殖民写作，意味着写作姿态与发声位置的调整。就作者的写作姿态而言，一方面作者不以自己为弱者去逆写、颠覆、改写。另一方面，警惕从弱者逆转为强者的“凝视”，“如果弱者和少数人被界定为弱者和少数人，当他们有了弱和小的身份以后，最弱最小最无聊的都可以成为大”。(5)黄碧云先期以极端个性化的暴烈残酷炫技般的“怨女”写作确立其“扬眉女子”的香港文坛身份。为何要替女子扬眉发声？黄碧云如是说：“女子和殖民地居民，同样是客体、是他者，在历史和知识论述之中，静默无声。”(6)然而，内部的性别宰制使殖民地男女无法结盟。殖民地女子遭到内外的“双重宰制”——“那个操的国度，操的语言，从来不属于我们。那是一个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语言国度。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7)“殖民地子民──连殖民地子民这么委屈的身分，都是传男不传女的。殖民地子民愤怒了：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将我们女性化、矮化、儿化、无知化、无力化。对这些屈辱的殖民地子民来说，女性和矮、儿、无知、无力，意义一样，都伤害了他们高贵的自尊。他们的高贵自尊里面，只有他们自己，知识分子，男性，专业人士，一家之主；工人、无产者、同性恋者、伤残者、女性、异教徒、儿童，都没有份儿，他们不知道她/他们的存在──后殖民论述，原来没有联合阵线的。各人自求多福。”(8)“后殖民思维有没有女性的语言？”黄碧云曾经找到了后殖民思维中的女性语言即——为了温柔而暴烈，“温柔与暴烈，并非装饰性美文，修辞学的对比。我讨厌装饰性美文。温柔与暴烈的意思是，如何以温柔去包围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围。不是操，是满足。”(9)黄碧云试图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结盟，将帝国与男性他者化，以期达到对殖民地女性“双重否定”的“双重抗议”“双重改写”。这种抗议写作集大成者为《烈女图》(1999)——“从世纪初的残酷，到世纪末的狂欢，香港女子的百年故事，一切都指向孤寂，最具代表的命运之书。”(10)

(20)、     我如何变成这种人，我也不大清楚。我狠狠的掴了裕美很多巴掌，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记起我母亲那双眼睛。 

2、黄碧云 电子书

(1)、我最爱这样的一个桥段：“你在看什么？”她问。“我在看星星。”他说。“别骗人，你没在看星星，你在看地下。”

(2)、南都周刊：早年你去港大读犯罪学，后来还去做执业律师。这些是单纯的人生选择，还是有为丰富写作经验着想的意味？

(3)、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再次复现黄碧云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回归”。作者在早年作品〈创世纪〉里，设置了“游以暗”这个角色，她从美国回香港为她的母亲奔丧，其时恰在“九七”前夕。而在《微喜重行》中，微喜为了安葬兄长若拙回到原乡，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SARS肆虐之时。这不仅是一种巧合，或理解为黄碧云写作轨迹上的某种呼应与延续，有关“回归”这一指涉清晰且富含隐喻性的意象。〈创世纪〉中，游以暗有孕在身，为母亲奔葬，返回旧居，其间不断发生臆想，或遇到父母魂魄，萦绕不去，疑虑丛生，故事的最后她生了一个怪胎。而微喜回到香港，及至转赴从未踏足的原籍增城，从而大量地铺陈近现代历史。这一历史迭合家族陈旧秘事，亦如魅影纠缠。作者着意在其间安排祖母“麦氏香莲”作为旧日遗迹，围绕其存在不断复现历史细节，成为微喜与“根基”交接的引线。“死者了了，生未必佳，她站着等我，清代朝人，一世纪的鬼魅，巫氏如地府使女，交代我，奶奶今年，九十七岁。” 围绕这位长者的寻子经途，由家族记忆转向家国记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战败、国共战争，大事件重迭而至，铺排有序，似乎将还乡重行引入家国北望主题。然而，作者文中一句“无国无家，来到香港，每一段都是儿女私情”，再次由“重行”之旅抽身而出，终止于香港的观照本位，与中国近代风云淡然拉开距离，成就与贯彻了整部小说的发言立场：家国之梦，唯梦而已；重行落定，无所根系，无所依归。这无疑颠覆文本所预设的“回归”主题，造就了悖论式的个人与历史间的张力。

(4)、《媚行者》因为是一个脚伤的故事，所以我很想自己跳一点舞。当时舞跳得那种幼稚程度居然胆敢表演，这个我到现在还觉得很神奇。在台上我看到下面有一个观众非常沉闷无聊地转过脸去。我到现在还经常想起那张别过去的脸。

(5)、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黄碧云《沉默.暗哑.微小》

(6)、使用经过重塑的粤语方言体现作者不再愤怒之后对零度情感的追求，也造成必要的间离效果，与主人公周未难非主流的监狱人生、吸毒人生相合，而与港片黑社会人物设定相异，形成反戏剧性效果。“我希望能够做到《史记》一样简洁，但始终是白话文，写极都无法像《史记》，但每一个版本，愈写愈小，抒情近无，情节愈简。”(19)对至简至拙的语言的追求还可以从《烈佬传》的插画艺术进行验证。画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语言，《烈佬传》是“粗糙”的，是黄碧云刻意追求木刻的效果。《烈佬传》封面、封底、插图都使用木刻印刷，作者解释为：“用木刻是因为鲁迅。木刻是农民的手艺，粗糙原始。《烈佬传》很粗。”(20)显然，语言也罢，插画也罢，作者用意在——一切为了人物的需要(尊严)。《烈佬传》语言不再是后殖民的混杂语言，当然也非纯正中文，却是最适合的香港本土文学语言。

(7)、(23)黄碧云：《言语无用，沉默可伤——“红楼梦奖”得奖感言》，《黄碧云第五届红楼梦奖评论集》，香港浸会大学，2016年版，第18页。

(8)、(35)刘大先：《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第23-36页。

(9)、她为行之束过发，剪过指甲，为她买了一束太阳菊，当行之为了前途和中年男人约会，难过地“郎心似铁”。

(10)、特蕾莎则是托马斯命定的那个女人。“对他而言，她就像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的比喻，便可以从中产生爱情。”责任是重的，自由是轻的。而爱情和婚姻就代表着沉重。

(11)、人世的巧合如此，我不觉诡异，只是隐隐觉得凄凉。 

(12)、    在《烈佬传》中，黄碧云的创见之一是大量使用粤方言入文。纵观中文小说谱系，以方言为主体语媒进行写作并非鲜见。早期韩邦庆《海上花烈传》吴语成文，是为大宗。当代作家亦不乏其人，如马华作家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台湾甘耀明的《杀鬼》等。而这些作品多以地域文化认同乃至与其相关的历史延承作为指归。然而，与上述几位不同，黄碧云对方言的选择，更为清晰建基于其“人本主义”立场。在小说《烈佬传》中，作者尽量还原一个“白粉佬”的原生态生活格局。在语言上亦表现出强烈的代入感，交杂着“俗语”、“俚语”甚至“粗口”的粤方言作为“烈佬”的主要言语方式，贯穿了整体叙事脉络。“以其言写其心”，表达对叙述主体的深刻体认。言及于此，黄碧云的阐释是：“我不会当他是一个对象(Object)或他者(other)，我不可以这样对待他，因为这样仍然会把他归入社会的另类，不能把他归入被别人排斥的一类。然后我就像是在外面看他，这就等于去动物园去看动物一样，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一定要是“他”，然后那个表述才拿回主体。而主体是他，主角是他，不是我们。不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大多数人，去论述一个弱者。”

(13)、2008年《你的名字叫红》《夜殇》《月光下我记得》《幻世》《再见敦刻尔克，再见》

(14)、这本书与其说是谈倪匡，不如说是聊天记录，由一篇篇短文详尽的描述自己和友人的相交之忆，描绘出一个亲切鲜活的传奇人物。叮！您的好友蔡澜已上线~

(15)、     我与她结婚时，她才十七岁，我比她年长十四年。她穿和服，我穿西黑礼服。迎宾的时候，她换了一套日常的和服，莲青粉荷，我心头一震，何等眼熟。 

(16)、     我们一直不见母亲回来，开始哭闹。闹了老半天，很累，便睡了。醒来很多人声在吵，大嫂告诉我：“你母亲死了。” 

(17)、     回到家里，我忽然浑身作痛，很痛很痛，我便开始打她，然后注射吗啡针。 

(18)、“《烈佬传》展现出香港自六十年代至今的殖民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是如何仰赖社会空间分层规范，包括将社会边缘人异常化与妖魔化。”(29)然而，烈佬连同湾仔作为香港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已内化为香港人面对全球化时代即将消逝的“本土”而滋生的都市乡愁。港督戴麟趾在写给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秘密书信中报告九龙暴动时，首段即明确指出暴动纯粹自发，与左右政治力量即国民d共产d无关。(30)由此可见，引发与卢麒之死关联的九龙骚动的非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是青年的未来与安全感问题。它们都是香港本身的问题。

(19)、(22)郑政恒：《一九六黄碧云：香港还有故事未说》，(原题：卢麒与时代的幻灭)，《明报》(香港)2018年4月15日。

(20)、(18)袁兆昌：《黄碧云：湾仔烈佬有话说》，《明报》(世纪版)2012年8月16日。

3、黄碧云小说特点

(1)、第二届于2008年颁出，授予了山东作家莫言的《生死疲劳》。莫言得知自己获奖时，用“平静”和“高兴”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回答媒体对他的访问。

(2)、如果按程版，书静仅是对师生恋失望至如此彻底也未尝不可，多少分析文章和欣赏书静的文字可以为此而写。可删了陆港社运的对照，又怎能在末句写下“太平盛世，最惊心动魂的爱情故事也只能如此。八十年代的香港。”

(3)、方国楚年轻时的战友中有一位叫小超的，黄碧云借方之口写他，“上一次，可能是他发现以前的学运战友小超跑去拍搅笑电影，他窜红了……他有点怅然。”一边写他根基弱，爱投机，又讥讽他是谐星聊作安慰。写小超的几段，不知道黄碧云是否有稍稍借鉴她曾经的朋友黄子华的经历。

(4)、南都周刊：你的写作越来越不在乎读者了。你在乎过吗？

(5)、底层书写不仅是现实关怀与写作伦理问题，具体到黄碧云还涉及到作家本人与“火红年代”的特殊联结。黄碧云1980年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1970年代学运的摇篮，其后赴法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是法国激进学运“五月风暴”的发源地。而相当长时间的海外游历，尤其是在许多爆发过革命与战争的第三世界国家游历，使黄碧云对国际左翼运动有切近的观察与思考，并将其与香港本土的左翼运动进行参照对比。对左翼思潮书写的兴趣从她早期的小说中即已得到反映，如《盛世恋》与《呕吐》。卢敏芝《火红年代的温柔与暴烈——论黄碧云作品中的历史、左翼与本土性》一文中重释“盛世”“恋”：所谓的盛世不是指1980年代的香港盛世，而是指向充满理想、壮志与豪情的火红年代——真正的盛世。与这个年代联系的热情、浪漫、理想等革命气质才是情爱的真正基础。(27)

(6)、黄碧云：《末日酒店》里，我想写的是时间与命运怎样相互缠绕。我以直觉去逼近时间与命运，再看在此之中，人是怎样的微小。我并不希望人是处于这样可悲而无助的境地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求知的我、有信仰的我，时常在与这种直觉搏斗。但我还是隐隐觉得，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希望和愿意，永远被打败的。我愿意接受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人在时间里是无助的。

(7)、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故事一向很难讲，香港本土作家一直致力于自我表述的探索。后殖民理论是前殖民地知识分子擅用的反抗武器，它意味着弱者可以凭此颠覆改写权力关系，意味着主体身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当前殖民地知识分子过度地依赖这种理论时往往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当中，反而内在的巩固了其作为弱者的心态。具体体现在香港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上，一是写作意图的理论先行，二是“逆写”文本策略的普遍运用。“一向以来，一些人在谈论或追求文学的本土特色时，常常会流于狭隘的理解，以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采访，作‘立此存照’式的地方书写，就具备了本土色彩。这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在我看来，文学是为生命立传，而不是为街头或地名立碑，真正的本土性更应表现一种人本关怀，一种由生活出发形成的人文经验与情怀，经内化而形成的观照方式与表达方式。”(32)蔡益怀委婉的批评指向是香港后殖民本土写作流于景观化的肤浅。事实上，香港后殖民书写尤其要警惕的是学院派作家的“内倾性”写作：精英化、小众化。董启章、陈智德与黄碧云都是势头正劲的香港本土中生代作家，他们都擅长以后现代技巧表达后殖民的书写困境。董启章《地图集》《博物志》以考古方式挖掘香港的实存，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而拿捏好学院派作家炫技式的后现代技巧很重要。黄碧云“走出后殖民”的非虚构转向是香港文学出现的新品格，指向文学的公共性、开放性与介入性。刘大先在论及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坛纯文学话语的现状时指出，“它腾挪辗转的空间即便没有全然封闭，也已经变得极其狭小，而至其末流，则使得文学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日益趣味化和风格化，从而丧失它的公共性，失去它在现代以来的文化参与性潜能，而重新退缩降解为前现代时期的形式卖弄、个人抒怀表达或后现代式的娱情遣兴和被资本所驱遣的消费。”(33)这种情形与后殖民香港书写有类似之处。

(8)、大概是觉得羞辱，想报仇，演完《媚行者》后我去了西班牙塞尔维亚，跳了六个月舞，还写了一本书。后来想来真是一个浩大的姿势。姿势的意思是，当时你不觉得是一个姿势，还很认真严肃地去营造低劣品位。

(9)、叶细细说：“错了，32A才对，我瘦嘛”。见行之的胸脯起起伏伏，叶细细笑：我打赌你一定起码穿34B，你结婚后有可能增至38！”

(10)、     我非常非常的寂寞，我十分渴望死亡。 

(11)、我们在树下休息。大哥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拉着我便走。二人爬到小山坡上，山腰高高低低的竖了几个墓。其中一个是芳子，另一个是母亲，大哥着我行礼，我也就恭恭敬敬的弯了身。大哥又着我往山上走，没多远，有两个挖空的墓，都长了草，草长及腰，大哥很高兴的指着坟地，道：“还不错吧？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好歹拣一个。”我探足入坟，坟挖得十分深，远眺看见我家及后园飞扬的衣服。大哥又问我，何日再回来。 

(12)、其实他和我都知道，再回来，我便要葬在其中一个洞里面：我便拣了较小的一个，因为我身材比大哥略为瘦削。他又问我何不回来由布县小住，我苦笑道：“三藩市的医院里熟人多些。”我在医院过了大半生，因此想在医院结束生命。大哥亦不勉强，就坐在坟墓旁吸一枚卷烟。 

(13)、对于写作，黄碧云把她看成宗教行为，她总是抱着最后一部作品的状态去写作，所以也就觉得随时可能不会再写。既然如此，她说她不要100万个读者，只要一个用心读者足矣。

(14)、后殖民书写虽以弱者位置发声，但其叙事者本身或叙事所面对的对象却是宏大主体，其中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正确意识。简单而言，后殖民书写需要有一个加害者或者是隐形的潜在的加害者，因而很容易掉入詹明信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民族寓言书写窠臼。创作《烈佬传》和《卢麒之死》使黄碧云深入到香港监狱变迁和九龙骚动事件的历史。这两段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有高度的“殖民”“反殖民”意味，极其容易处理成后殖民文本。作者本人也承认刚开始写《烈佬传》的时候，还想着宏大的主调，从犯罪者看香港监狱和政治历史。《卢麒之死》原本的计划是追溯《南京条约》签署后的事，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发现了卢麒这段历史。《烈佬传》《卢麒之死》预设创作计划的改变透露出黄碧云最新的创作心理：她要面对的是社会的遗忘，诉求对象不分殖民者与否，她要检讨的是香港人的特殊历史以及情感构成。“我写了湾仔，不是这个地方有甚么历史价值，旧湾仔不过是随时间而消失，挽得住一条街，挽不住一代人，人会老会死，地方即使僵留不动，人已经不一样，我们岂是当年人？一头灰白，满面沧桑。新人旧楼，也不是当年人。我希望这本书可记过去的人和事，那个黄赌毒档满街的湾仔，不值得怀念，但实在曾经。”(23)

(15)、托马斯向往自由，向往生活的“轻”，而灵与肉的统一则意味着他必须承受起生活的“重”，这对他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

(16)、黄碧云：我妈妈在我7岁去世，我那时完全不懂死亡，只记得摸了妈妈的脸，冷冰冰。我爸爸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以很温柔，又会突然非常暴戾，比如吃饭吃到一半突然失声痛哭，我就是在这种惊吓中长大的。直到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他那样的人。我一直想离家，有一次离家出走被他捉到，他把我打到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17)、     据报载，枪杀是在她家的客厅发生，子弹从近距离发射，穿过她的腹腔及脑袋。现场没有挣扎痕迹，相信为熟人所做。我在报上看见案发现场。她这个家，我也没有到过，这个女社会d员被谋杀，而她就是我的妹妹，我感到极度陌生。报上这张案发现场照片，见得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大相，一个女子，穿着莲青粉荷和服，带着三个小孩子，在照相馆里整整齐齐的微笑着。这是我家的一张合家照，是在母亲去世前约一年照的。现在妹妹又逝世，照片里的人只剩下大哥和我。来到这个年纪，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了，而后来我身体内的癌细胞美丽盛放如罂粟花。我看着这张报上的照片，忽然流了一身汗。 

(18)、许是因为年少时候的她书写的晦暗与颓废太多，内心无法解脱，从她后期的作品可以看出，她有向哲学以及宗教寻求答案的努力。在最新的这本作品集《月童度河》中，即可见一斑。关注了她的微博，里面很多她在西藏、尼泊尔、印度旅游的动态，文字平和，态度真诚，路上的一件小事，也能在她心中产生波澜，所以她记录、分享。微博上的庆山

(19)、(7)黄碧云：《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9页。

(20)、而她笔下的城市风貌，我以为就是上海本来的样子－－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妆容精致却神情委顿的白领，流淌着秘密与欲望的写字楼格子间，拥挤不堪气味复杂的晚班地铁……在安妮宝贝营造的世界中，人们在热闹喧嚣的都市中生活，却倍感孤寂；虚与委蛇的举止背后，都有着想要逃离的歇斯底里。

4、黄碧云小说桃花红

(1)、第一届于2006年颁出，授予了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秦腔》，评委们当时在董启章的《天工开物》与这本书之间抉择良久，最后授予了有三十余年创作经验的贾平凹。

(2)、第五届于2014年颁出，授予了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烈佬传》。这个在香港办的奖奖进行了四届，终于有香港作家获奖了，真是不容易。小说讲述了一个从11岁开始沉迷毒品，经过50年坚持终于戒毒的人的故事，评委们一致认为这本书题材出色，叙述更出色。

(3)、也许现在出版书籍相对容易，今年上半年，在我读过的40多本书中，有近10本都是将作者日常生活中的随笔散文结集出版的“文集”。很多在网络上积累了一定人气和粉丝的写手将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印刷成书卖给粉丝，主题不外乎“励志鸡汤”、“快餐干货”、和“看起来很感人的青春爱情故事”。

(4)、“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什么下面。”“哦，对。”

(5)、你可能不熟悉李碧华，但你一定知道这些电影：《霸王别姬》、《青蛇》……李碧华笔下的前尘往事、人鬼绵情，为她赢得了“天下言情第一人”的美誉。

(6)、(30)黄碧云：《卢麒之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5页。

(7)、书中还收录了她新写的小说，风格与她之前的作品类似：小说往往就以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男女主角依旧是“他”与“她”，相遇、相识；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却在离别的时候，才知晓对方的名字。同样地，主角们的生活反映出作者生活状态的一些侧面：旅途中的奔波，一花一木的偶遇，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对陌生人关怀的感恩。文字风格则一如既往地凝练、犀利，直击人心；对爱情的态度则无谓、淡然。但对她之前的小说有所超越的是，现在的她，对很多事物抱持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态度，对主角命运的安排，也显得更加淡然平和。

(8)、(11)黄碧云：《烈佬传封底语》，台北：大田出版，2012年版。

(9)、(4)梁静：《只要有自己生活的质感即便湮没于人海,也一样活得丰盛》，《新快报》2014年7月23日。

(10)、黄碧云：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我希望把剩下来的生命用好。现在写每本书，我都有种它也许是我最后一本书的迟疑，所以写得越发艰难。年轻的时候，死亡是个文学命题，我二十多岁刚写小说时经常觉得死一下很不错。现在，死亡是个生活命题，我希望我可以好好面对。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温柔和有尊严的。

(11)、我以前一直恨我爸爸。包括我哥哥，感情也很复杂。但到我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放开很多东西了。说实话，是在我爸爸和我哥哥两个人都离世后，我好像才开始再一次生活，重新理解爱和生命欲。

(12)、    然而无法忽略的是，这种对于暴力的念兹在兹，也伴生著作者在审美上的思辨，如前文所述，黄的书写策略之一是以“日常性”语言表现暴力场景，从而用克制的方式造就反差感强烈的文风。而作家在《七宗罪》一书〈后记〉中阐释自己对“节制”的偏爱，“飞扬到节制，这样就有了年纪，我比较喜欢有年纪的小说，因为思索，而并非因为飞扬，所以触动。” 这一点，无疑为其后期语言风格的嬗变埋下伏笔。

(13)、     死了。怎样死的，死是怎样的，全都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人告诉你，死了，没了，不再存在了。所有的都完了，我便大哭起来。 

(14)、特蕾莎与萨比娜代表着“重”与“轻”，同样的，她们还代表着“灵”与“肉”。托马斯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做爱后从不留人过夜。因为他认为：“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对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即便是萨比娜也从不被允许过夜。

(15)、     恐惧不可知，还是恐惧知道？恐惧让我们退缩？

(16)、(9)黄碧云：《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2页。

(17)、我想搬到加拿大蒙地可去。那里或许安静些，我和裕美可以过点新生活。 

(18)、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托马斯原本是轻飘飘的。

(19)、第三届于2010年颁出，授予了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这是首次有台湾作家获奖。这部小说以一座怪诞的旅馆切入，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来隐喻，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

(20)、     我搬到得萨斯州去。好象那边的天地广阔些，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上医院，教一两门医学预科的课，其它时候我都独自一人，驾车到湖边，钓一整天的鱼，闲来坐安乐椅看电视，有时就此睡着。我觉得我愈来愈像一个老人了，虽然我只是三十七岁。 

5、黄碧云小说家

(1)、    黄碧云在《微喜重行》中，以恬淡的文字，构建了与以往作品有异的的小说书写格局。在语言、题旨及意象阐释方面，均可见对往作之承继与嬗变。然我们最可见作者因阅历积淀，在文本所表达生命观的辩证之美：“我们当初唯一所有，就是肉体，最后所余，无他，也是肉体。” 通达至斯，禅意氤氲。

(2)、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终日彷徨，焦躁不安，但新时代还是不管不顾地来临了。

(3)、“投身于积极而深刻的精神活动，才能带来对生命的真实认识”。

(4)、灵与肉，是爱情的两大代表，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爱情产生之时并不完全靠性冲动，它靠着灵魂与肉体的共同吸引。也许在恋爱初期，肉体还能对爱情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到了后期，则几乎全是灵魂的作用。

(5)、(26)郑政恒：《一九六黄碧云：香港还有故事未说》，(原题：卢麒与时代的幻灭)，《明报》(香港)2018年4月15日。

(6)、     我回到家的时候是黎明。天色非常幽暗。我浑身都非常疲乏，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我也实在挂念裕美，不知有否伤了她的心。我泊好车，房子一片黑暗，想来她已经睡了。 

(7)、“几乎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多次惊艳的经验，一瞥之下，近于窒息，甚至连心跳也有停顿的感觉。自然，那只是极短暂的瞬间，然后，就消失了。大多数情形之下，终此一生，再也没有第二次见到的机会。于是，艳影长留心间，那一瞬的形象，清晰无比，如焦点正确的摄影杰作。”

(8)、如果读者为程版《盛世恋》动容，为的是什么呢？师生恋，冲动的婚姻，年轻妻子对中年学者丈夫的幻灭，夫妻间只有女性有无望凄美的坚持，以及恋情的消逝……而当年同方国楚是战友的革命青年们，个个露出市侩的面目，理想不剩，精于钻营。这些在原版的《盛世恋》中也都存在，但在赵眉的故事中，时时在强调“运动”在赵眉和方国楚的人生中印下的痕迹，赵眉爱讲哲学社会学的方先生，在盛世香港思慕他年轻时上街的血性，更隐隐觉得生于大陆在红天红海荡漾过的自己，该有激昂的底色。可婚后所见是在生活和性事上都惫懒无力的他，往事成了当年勇，是中年意淫的主菜。每提“年轻时”，那种腐朽令赵眉惊恐尖叫。

(9)、     从别府坐火车到由布县，风景渐荒凉，火车十分陈旧而细小。我已经布认识东京，但别府就和以前一样，房屋疏落，张目便是稻田，春耕秋收，冬日有雪。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10)、“她是我知道唯一穿旗袍绣花鞋上课的女学生，真造作，但很醒目。我记得那是一双极艳红的绣花鞋.她剪着齐耳短发，经常垂着眼，低头记笔记，一副乖学生的模样，但她涂着桃红寇丹——涂寇丹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动声色，在小处卖弄诱惑，更加是彻底的坏女人了。我不知道我会喜欢坏女人。”

(11)、结局叶细细一心备考研究生学位，行之希望成为sabellaRossellini，靠着睡了一脸疙瘩的丑陋中年男人，终于一份杂志的封面出现了她.丰满的唇与微笑。叶细细原以为，她可以与行之厮守终身的。

(12)、如果说中国内地的非虚构写作是源于当代中国经验的内外挑战，那么在香港进行非虚构写作则是源于当下香港的内外挑战、历史与现实的挑战——香港之痛。香港之痛反映在《烈佬传》《卢麒之死》当中对应的是底层的无声的香港草根历史被社会遗忘，集体记忆被全球化时代资本暴力、地产霸权摧毁，以及当代香港青年的“软化”与青年运动历史的重演——“我们从历史学会甚么？”香港的后殖民状态属于特例，是回归而不是独立，因此它的去殖化过程显得非常吊诡。殖民记忆部分变成了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发掘地方记忆、抒发怀旧情感与政治正确、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很难厘清。

(13)、反观《月童度河》，作为一本散文和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的作品名称最长的是四个字。也许这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底气：无需取悦读者、迎合读者，只书写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写给自己或者“未来的自己”看。而对于目前写作界的群魔乱舞，作者也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14)、(34)邓小桦：《重回公共性的追寻：香港文学近年实践概览》，《思想：解殖与回归》，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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