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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三句半搞笑台词(虎年搞笑三句半台词)
发布时间：2023-11-19 11:34:26 admin 阅读:59
虎年搞笑三句半台词
2009年12月25日。。。2010虎年三句半台词随着冬季的临近，新年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锣鼓叮咚敲起来，。。。上帝给我一张嘴，教我如何喊口号，可我只学会虎年搞笑三句半台词：
最新的三句半搞笑台词
三句半 我的校园 节目到此才一段 我们四个台上站 有锣没鼓三句半 添乱 初次登台经验少 欢迎大家来指导 不管说得好不好 别跑 各位领导你们好 各位老师你们好 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也好 今天上台把话唠 夸夸我们好学校 年年都有新成效 贼拉好 创新办学有特色 教学设施翻了个 领导个个都出色 管家婆 老师上课个顶个 灵活风趣又幽默 创新教育点子多 自摸 校园里面真热闹 学习生活不枯燥 老师素质真是高 呱呱叫 我们学校故事多 学生天天乐呵呵 学习不累又快活 没的说 惠民政策真实惠 上学不用再交费 看病报销也不贵 遭罪 义务教育就是好 再穷也能上得了 谁不认真把学上 没大脑 教育政策不得了 教育改革好又好 文也行来武也好 二踢脚 爱生如子佳话多 师生关系更和谐 谁说老师是管教 多舌 病愈出院刚刚好 老师连夜来辅导 我请老师吃夜宵 豆包 学生个个都神气 全面发展出成绩 课堂活动比一比 刚刚的 上学不再怕学习 参加活动更积极 谁要说咱不努力 不咋的 课堂活跃又和气 课业轻松更省力 愉快学习有效率 嗷嗷的 高效课堂活又活 高效老师多又多 高效学生不必说 贼多 不为考试忙奔波 课堂节目多又多 你说咋就那么多 废嗑 为了元旦的班会 大家辛苦来准备 后面还有好节目 撤退
有关元旦晚会的搞笑三句半台词，有谁有台词啊？
年年岁岁要红包，大包小包并一包。回家数钱哈哈笑，糟糕——包儿路上掉！
体育搞笑半台词
导语：三句半台词是什么呢?三句半是一种中国民间群众传统曲艺表演形式。每段内容有三长句一半句。一般由4人演出，三人说三长句，最后1人只说简短两个字的.半句，故称"三句半"。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体育锻炼的三句半，欢迎大家阅读参考!甲：敲锣打鼓台上转，乙：赛诗会上比才干。丙：要问赛的什么诗?丁：三句半!甲：我们四人台上站，乙：台下观众做裁判。丙：一人一句接得快，丁：不难!甲：我们一句都说全，乙：偏偏他只说一句。丙：请问这是为什么?丁：精炼!甲：赛事题目谁来选?乙：这个问题倒困难!丙：我看就是“体育……丁：……锻炼!“甲乙丙：好!甲：每天运动精神爽，乙：好处我们讲一讲，丙：血液循环和呼吸，丁：加强!甲：冬季一到刮北风，乙：有些人就怕出门，丙：为啥不到室外去，丁：更棒!甲：有的同学怕伤风，乙：害怕冻疮痒又痛，丙：预防最好是运动，丁：他不懂!甲：冬天户外去锻炼，乙：日光照射紫外线，丙：杀细菌防软骨病，丁：最灵!甲：一年四季天天练，乙：勇敢顽强意志坚，丙：什么冻疮和感冒，丁：滚一边!甲：经常跑跑和跳跳，乙：游戏、打球、广播操，丙：运动不能太剧烈，丁：要记牢!甲：天天锻炼为哪条?乙：学习有劲身体好，丙：做好革命接班人，丁：准备着!甲：体育锻炼三句半，乙：表演到此就算完，丙：咱们锣鼓敲起来，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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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搞笑三句半台词
2009年12月25日。。。2010虎年三句半台词随着冬季的临近，新年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锣鼓叮咚敲起来，。。。上帝给我一张嘴，教我如何喊口号，可我只学会虎年搞笑三句半台词：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青阳县木镇药店里，一来到人世便由祖母代养。可能我父亲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把我带在她的身边。因为她是公私合营资方代表，受不了气，就带着幼小的我下放到距县城50公里外的农村。直到我6岁时，因为要上学了，才把我送到县城父母身边。那时家里只有一间房，两张单人床、一个三屉桌和一个柜子，是家里面的全部傢俱。因和父母没有感情，最初几天，我完全被生活中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只是想哭，我仍在想念奶奶，想回乡下。
上小学是要考试的，因一百个数数不清楚，没考上，没学可上了。起初，我只是每天待在家里，有时看看我借来的连环画，有时自已画画，当母亲做饭时，帮着她择菜。母亲白天带着我到街上买东西，在大院里散步，让我尽快熟悉大院的环境。母亲鼓励我出去玩，结交新的朋友，但我想念那些在农村的朋友们。从未有过的孤独感袭击着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我父亲找关系让我上了县城南大街的私立学校，我也就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白天，父母都要上班，家里没人，我得到一把钥匙挂在脖子上，三顿饭都在医药公司食堂里吃。中午和傍晚每当大喇叭里播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时，在外面玩耍没有手錶的孩子们就开始奔向“食堂”，他们知道这是中午十二点、晚六点大人们下班吃饭时间必播的革命歌曲，可谓雷打不动。很快这首歌曲就印在了我脑子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哟，瓜儿离不了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食堂里排列着数行矮矮的饭桌和小橙子供我们就餐，每天有固定的食谱，每天都好像一个样子。我每餐是十六俩制的二俩饭，我也只能吃个半饱不饱的。
食堂做的发糕是我的最爱，软软的、很甜，尽管里面加的不是白糖，是糖精。那个年代白糖是凭票限量供应。
在食堂就餐的孩子们活泼好动，甚至无法无天，在等待开饭时，常常用筷子和勺把碗敲的震天响，惹来做饭师傅一通大骂。
我在大院里很快结识了许多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陈霞，胡翠英，郑青等几个孩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大院的孩子们每天成帮结伙的周游在大院里，经历着各式各样另我们兴奋、不解和迷茫的事情，享受着无大人管束，没有功课压力，尽兴玩耍的生活。
胡翠英有时把她爸爸的一辆旧自行车拿出来让大家练车玩。自行车是二八大人车，我们个子小，跨不上去，只能先练单脚滑车，然后掏裆骑，就是左脚踏着左脚凳子，右脚从横梁下掏过去蹬右脚凳子。屁股一翘一翘的，身子倾斜着，很难掌握平衡。不过到底是小孩子，很快我们就都学会了骑自行车。
每天晚饭后，我们拎着家里暖水瓶相约着一起去东门街旁边的水房灌开水。一壶水一分五厘钱，起初，我们像大人那样，自觉地往一个挂在牆上的小木盒里扔硬币。锅炉房的烧水师傅通常坐在水房门口听收音机，或是干脆把板凳搬到水房前的大榆树下摇晃着扇子乘凉。师傅只要听到打水的人往木盒子里扔钢蹦儿时发出的清脆响声，便知道此人自觉地交钱了。往往几天甚至一周以后，他才打开木箱清点硬币。
没过几天，孩子们便发现，烧水师傅只听扔硬币的声音，并不转过头来看。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妙主意：从家里翻出了一些旧钮扣，或是当在地上捡到类似钢蹦大小的碎玻璃片时便积攒起来放在兜里。再去打开水时，便往木箱裡扔扣子或玻璃片，铛的一声响同钢蹦儿没什么两样。省下的钱，买毛栗子吃。
终于一天，烧水师傅打开小木箱时，竟倒出了近一半的玻璃片、钮扣和小石块。看来除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其他孩子也同时发现了这个祕密。师傅勃然大怒，气得站在大榆树下破口大骂。从那以后，他便用老侦探似的目光打量每一个前来打开水的孩子，并仔细地盯着他们往木箱子里扔进的钢蹦儿。
第二年我成功的转入了公办的城关一小读书，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是很费劲的，城里长大的孩子都上过幼儿园，而我像是山里来的傻小子，什么都不会。
课余最令我开心的是，晚上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县城西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一小时便去抢占地盘。有时人太多，他们不得不坐在银幕的反面看。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全国只放三部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
《地道战》讲的是一九四二年日军对河北高家庄村进行大扫荡的事情。村民们把自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并留几处出口，用以同日军周旋。后来人们把地道从村内延伸到野外，成为纵横交错的地道网，变防御为进攻。消灭了进犯高家庄的敌人，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南征北战》的内容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华东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灵活战术，击败国民党军，并且活捉了国民党高级将领。
《地雷战》的故事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几个村庄经常遭到日本军的袭击和扫荡，损失惨重。为此，村民们想出了对策，用各种各样的土造地雷打击敌人。
这三部电影我看了若干遍，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和插曲都能背诵下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另六位教师在校内共同贴出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此后他们七人在校园里遭到围攻。
我上小学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
这一年的八月五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表。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自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为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发展迅速，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公开批判校长和教师，学校的教学工作处于瘫痪，我们城关一小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红卫兵”甚至“红小兵”开始倾向暴力。
全国各地大量“革命师生”以红卫兵身分前往北京闹“革命”，至八月期间，北京市已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七千多人。毛泽东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十一月期间，毛泽东又陆续会见了超过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最有力表示。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
从此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道路街巷进行改名活动。我青阳县也不例外，学生们以“破四旧”名义冲击寺院、县城城皇庙、砸毁我们城关一小天主教堂的两个塔顶及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
同时开始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人抄家，包括陈登科在内的很多学者、学术权威、知识分子被红卫兵殴打、虐待，受尽人格上的侮辱，我校一位姓章老师被迫害跳楼。
一九六一年三月走马上任青阳县委书记王克东，我父亲是他的秘书。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在六月召开的县委会议上，造反派发洩对县委书记王克东的不满，认为他的资历不足、能力有限。会议气氛剑拔弩张，形成对立派，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造反派坚持王克东书记下台，第二年邛六七年的一月，数以百计来自全县各地的学生，手持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闯进入县委，在县委大院开始了“红色恐怖”。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县委大院的里召开有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我同我的伙伴们一起来到大院看热闹，眼前的情景令孩子们心惊肉跳。被称之为“造反派”的年轻人，把王克东拖到用木板搭成的露天舞台上，他的脖子上悬挂着一个用铁丝拴着的纸牌，那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名字上都被画上了叉。高高的用铁皮做成的帽子扣在他的头顶上。
王克东愤怒地挣扎着，另一个年轻人对着他的脸刷起墨汁。青阳的三月寒风冷冽，王克东全身颤抖。还没等批斗完心脏病突发，很快猝逝。
我们小学也不例外，那个跳楼自杀的没死的章老师，这以后，接二连三地被“红小兵”揪斗示众。有时把他们推到台上后，由两名“红小兵”押着，其中一个揪住他的一隻胳膊，把手往后拉并使劲压他们的手掌。那个章老师疼得直叫唤，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批斗会后，他已被打得气息奄奄。
当然全县城乡各个单位有人被打倒，被开批斗会，同时，“造反派”还开始抄这些人的家。抄家时，无论大人小孩都可随便进出。我第一次走进大作家陈登科南门的家，这是一座由土坯牆围绕着的独立院落。进入大门后，一条枝繁叶茂的林荫小路展现在眼前。
“看，那是一棵桑树。”
“你还能分辨树种？”我惊讶的望着我的一个小伙伴。
“我母亲养过蚕，要每天出去为它们找桑叶。”
沿着南门街小路来到青通河旁边，那里有用砖和黄泥砌成的圆形水池旁，池子里已经干涸，它的中央有一座用石头堆成的小山，那上面挂着一个很大有的乌龟，陈登科(注1)的名字被人用毛笔很清晰地写在乌龟壳上。
房子是一幢很宽敞的平房，里面曲里拐弯、大大小小很多房间，这是当时看到最大的住房。所有房间都已被“造反派”抄得乱七八糟，书籍、照片散落一地。我好奇地注视着屋里的一切，当孩子们走到陈登科的卧室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串漂亮的彩色珠子。我爱不释手地左看右瞄，还是把它放回了原处。
“为什么要批斗这位青阳县的大作家，如此残暴的殴打他们家人？还要抄他们的家？”我带着这个疑问请教我的父亲和其他叔叔，但他们都说同样一句话：“因他写了一本‘风雷’，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组长点名批判的毒草”。
这时，县医药公司大院内也同外面一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漫步在大院的各个角落，好奇地浏览着那些贴在办公室外墙上五颜六色的大字报。最多的是批判公司总经理高友苗，排在第二的是我母亲(是当时县工商联主委，县政协常委)唐贤珍的。当然吸引我的是写我母亲的。大字报的格式看上去有些千篇一律：开头先是摘录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描述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然后笔锋一转，开始揭露他们鸡毛蒜皮的言行，之后上纲上线，通常是上升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这样就能以“砸烂狗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来结尾。在这个被指控人包括我母亲的名字上肯定是要画一个很大的黑叉。
后来花样逐渐翻新，出现了充满新意的口号、带点艺术色彩的对联、令人发笑的漫画，真可谓丰富多彩。每天都有新内容、新花样。
我隔壁张奶奶的孙子，文革开始时刚满十五岁，在青阳中学上初中。他已经加入了红卫兵，左臂上方戴着鲜艳的红袖章，再穿上不知那弄来的黄军服，骑一辆上海永久牌二八男自行车，当然也是他姑姑(当时他姑姑家没有孩子)的，真是神气极了。那辆是我见过最好的自行车，是全链盒，这自行车有不少好处，除了车链子不会轻易掉下来，骑车人的裤脚避免了诸如骑半链套自行车时常被捲到车链子里去的懊恼。当然，全链盒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它的标籤，因为只有高档的锰钢自行车才有这种全链盒，对于医药公司大院的男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身分的标志。
这位张大哥经常同大院其他男孩子们一起骑车，在路人艳羡的目光下，风驰电掣般从平房之间的巷弄里掠过，时不时故意按一下车子转铃，以引起人们注意。他们的眼神里流露着骄傲，神情中透着狂热。
我年龄太小，张大哥不愿带我出去“大串联”。当时这让我很恼火，恨不得马上长大，加入到去外地串联的行列。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离开过青阳县。
我天天盼着张大哥来信，他说他奶奶叮嘱过张大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来信报平安。终于收到了张大哥的信，他们离开北京后的第二站是湖南长沙，从那里搭车去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之后辗转到江西井冈山，再后来去四川重庆参观了“渣滓洞”。他在信中描述了所到之处的新鲜事和火车上拥挤不堪的场面：座位下面、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车厢过道全是人。挤还不说，最难受的是憋着不能上厕所，因为厕所里面也站满了人。男人们不在乎，从窗户直接往外尿，甚至把屁股伸出去拉屎。女的哪好意思，有的憋得直哭，有的尿湿了裤子。后来她们想出办法，几个人把要撒尿的那人围成一个圈，让她蹲在中间往搪瓷缸里尿，然后从窗户泼出去。窗户总是开着的，晚上也不关，一关上空气就不够用。本来坐在窗边是个最佳位置，这下得随时提防从前边窗户泼出去的尿，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到脸上。
足足过了一个多月张大哥才回到家里，人变得又黑又瘦，还浑身是包，而且居然说得清哪些包是蚊子咬的，哪些是蝨子、臭虫、跳蚤咬的。他在家没歇几天，便又同青阳中学的男孩子们一起继续出去串联，已经上瘾了。
他们第二次出去，目标就清楚了许多。因为在外面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哪里好玩、值得去，心里有了数。
张大哥告诉我，他到了山东曲阜，看见红卫兵挖掘孔子坟墓，孔庙中的碑被砸碎，泥胎塑像也被捣毁，书籍化纸为灰。他们到了上海后，看到的抄家情景比青阳还邪乎，红卫兵砸古玩、撕字画，甚至把它们堆到街上付之一炬。
张大哥还告诉我，他一个高中的同学串联到了新疆，回来后对他说，差点没给他带回来个新疆嫂子。说：新疆那里，很多女人没见过江南小伙子，看见长得清秀、文皱皱的江南小伙儿就主动追随，想同他们搞对象，吓得他赶快逃回了青阳。
当然各地的中学生都喜欢到北京，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走着南腔北调的外地红卫兵。红卫兵乘坐公共汽车一律免票，北京的公共汽车数量本来就少，这下更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车到站后半天走不动，车门外边总是吊着一堆人，关不上门。北京人上下班，近处的干脆走路，远点就骑自行车，坐车肯定迟到。
北京各学校、机关单位，凡是有空地方的都办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到处动员市民拿出被褥提供给外地来京的红卫兵，还调来大批草垫子和凉席。
接待站不仅管住还管饭，钱和粮票都是上级拨下来的。居委会老太太负责做饭，开饭就在露天院子里，大家要么蹲在地上吃，要么坐在水泥乒乓球台子上。早饭馒头、棒子面粥加咸菜，中午晚上一个馒头、一个玉米面窝头加一碗素菜，基本上见不到肉星儿。
当然，接待站不能长期养着外地红卫兵，通常只允许每位住到参加了一次毛主席接见。从八月十八日的第一次，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毛泽东总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每次接见完，居委会便举行庆祝，给红卫兵改善伙食，棒子面窝头换成白面馒头，菜里添加几块猪肉，有时甚至献上一碗猪肉炖粉条。毛主席接见完了，带肉的美味菜餚也吃好了，居委会就按上级指示下逐客令：回原地方闹革命。这拨儿前脚刚离开，下拨儿又到了。
大串联从夏天一直持续到来年三月份中共中央发出结束大串联，取消免费吃住、乘车的通知后才慢慢消停下来。但一部分红卫兵仍采取扛着红旗列队徒步串联的方式，自带被褥，一路上只能找农民家过夜，连吃人家的稀饭咸菜都要交钱和粮票。白吃白喝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因此绝大多数红卫兵停止了串联。
我们城关一小年龄大一些、比较有革命干劲的小青年筹画着步行串联行动，目的地定为陵阳红星大队。有八个十岁左右的大男孩聚在一起成立了“青阳红小兵长征宣传队”，像长征路上的红军那样，自己编导了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说是在路上做宣传用。对口词、快板书、三句半还有小合唱，可谓丰富多彩。还找了一支指南针和青阳地图，认真的同地理老师讨论行军路线。
出发那天，他们首先步行到县城西门烈士陵园，在“人民英雄纪念塔”前宣誓，然后正式踏上去红星大队的征程。往返一个星期的路途中，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乘坐过一步车，有时碰到拉架子车的，好心的拉车人想捎上他们一程，均被婉言谢绝。要知道，这八个大男孩儿的平均年龄只有十岁左右。回到县城后，当他们展示在小学毛主席石膏像前的合影时，自然赢来更多小学生们的羡慕和崇拜。
根据毛泽东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包括已升初中的学生也要返回原小学，进行复课闹革命。闲逛了一年多的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课堂。
我们城关一小，原是天主教教会学校，有百年历史，解放后才改名城关第一小学。里面有天主教堂，有耶稣十字架像。
因为我6岁前在农村长大，住三间破土草房，没见过世面的我刚开始进这所小学时，就被学校奢华的校舍镇住了，它简直比农村的房子漂亮豪气不知多少倍。学校平面呈十字形，正中有一高高的平台。平台北南两面是操场，操场的南边有两座对称而又高耸的钟塔，高度为60米，塔内上部悬有4个巨大铜钟，钟声悠扬和谐。该塔构以钢筋混凝土与花岗岩结合而成，两塔之间有回廊连接，紧挨着塔的是两排教室，教室屋顶覆盖舌头红瓦。其气势庞大，而又古朴典雅。教师办公的地方是一座淡绿色三层小楼，座北朝南。楼和教室之间由低一些的过廊连接，我的教室在大门旁边，宽敞明亮。教室朝南，门前是走廊，所有教室的地板均是红色木地板。南北两边的教室中间有正方形的两层楼房，二楼房子里面摆放着脚踏式风琴，那是音乐教室，看上去大气、优雅而别緻。
低矮的红砖院牆围绕学校四周，墙的上半部是镂空造型，枝繁叶茂的大树间距匀称的站在院墙内侧。学校操场被高台和两层楼房一分为二，均匀地割开成南北两个小操场，小路两侧是绿葱葱的松柏，修剪得整齐美观。南操场的东面有两棵大榆树，每棵树上绑着一个爬杆，榆树的南边是两组木质脚蹬滚筒，还有一个很大的空中旋转器，几根粗粗的绳子悬吊在一个大圆盘下，绳子的下端有一块窄木板，孩子们坐上去后，脚使劲儿一蹬便开始离地旋转。
西南边是个篮球场和大操场。大操场靠南墙的地方有单、双槓，鞦韆，乒乓球台。西操场的西南角有个攀登架和沙坑，中间是足球场。
我再次回到学校上课走进宽敞的教室时，四面墙壁上贴着由红纸黑字写成的毛泽东语录首先映入我的眼帘。黑板上方的中间悬挂着毛主席画像，只是在画像两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标语替代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班主任李玉珍老师同我母差不多年龄，是个梳着齐耳短发、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中青年妇女。她的眼里流露着慈祥善良、让人信任的目光。
上课铃响后，当老师走进教室时，同学们仍然是全体起立，但不再是问候老师，而是面对黑板上方悬挂着的毛主席画像，同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高唱《东方红》，唱毕，坐下。
苏老师教语文。语文课上不再采用以前的课本，而是人手发一个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收集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人们称它为“老三篇”。由于每节语文课总是同这几篇文章打交道，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文章中所有的生词，而且连最笨的学生也会完全背诵下来。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烧炭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白求恩是一个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在一次为伤患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于一九三九年在河北逝世。《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写下的。《愚公移山》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讲述了一个寓言：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愚公决定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人看了他们的举止便发笑道：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挖掉这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了上帝，便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接着，毛主席阐述道：“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学校取消了考试制度，作业也全部在课堂上完成。在漂亮的正方形音乐教室里，我第一次现场聆听美妙清澈的脚踏风琴声。
音乐也是班主任李玉珍老师兼任，用她那双灵巧的手指弹出振奋人心的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边弹边领着同学们放声高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的话儿句句听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什么小学生有红小兵组织呢？在一九六七年底，北京香厂路小学率先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组织，不久中央发出了《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的通知》。通知认定，少先队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而红小兵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
城关一小同青阳的其他小学一样紧跟中央步伐，很快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并参照军队编制，把过去的年级改成连，班变成排，以前班里的各小组现在称为班。红小兵的标志也是一个红色的袖章，上印有黄色“红小兵”字样，这个小牌牌带在左臂上。
与少先队有所不同的是，加入红小兵更看重的是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同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脱钩。
小孩子们怎样才能做到政治表现好呢？于是，各种“发明”应运而生：同学们有的站在路边挡住过往行人，命令对方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有的偷同学一支笔交给老师，说是自己捡到的；有的甚至从家里拿几分钱交给老师，号称是从街上捡来的。完全是一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架势。
对于我来说，成为红小兵的愿望远不如当初加入少先队那样强烈。在小学一年级时，我同王佑(当时叫李瑞春)同桌，我俩都品学兼优、第一批就加入了少先队，可眼下学习成绩的优劣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做的就是写份申请书，被动地等待组织批准。
我们班许多同学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男有吴冬生，袁建民，李农，金中其，查学兵，吕国寿，张秀成，唐海燕，王卫宏等，女有胡翠英，陈福美，彭小玲，唐小娣等。第一任班长是杜敏，杜敏转二小后是梁友满，现在是唐小娣，她父亲是船工。
我十岁生日正好是星期天，妈妈像往年给我过生日那样，给我两毛钱，让我上馆子吃小馄饨，意为生活圆圆满满，顺利平安。妈妈说：“生日吃馄饨象征着如有不顺之事可随圆圆的馄饨滚滑过去，馄饨象征着生命，吃馄饨还象征着一年一岁新的开始！”所以生日一定要吃馄饨。
吃完生日馄饨后，妈妈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你已经十岁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你要开始挣钱养活自已，从下个星期天开始做小工。”
“知道了，我课余全部用来做小工。”我心想：“自己争钱养自己不会受气。”
由于几个老师被揪出来批斗后，语文课换成了年轻活泼的唐老师。城关一小的老师不再抓孩子们的学习，唯恐被封为搞封资修的对象。语文课的内容全是毛主席的语录、诗词和文章，即便是数学课也包含着大量的毛泽东语录。
医药公司大院并不全是医药公司的人，而是一个大杂院，那个单位里的人都有。在医药公司大院里，每天成群结伙的大小孩子变着花样玩耍于大院的各个角落，消耗着身体中过多的能量。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明了不少有创意的游戏。而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抓羊拐”。“羊拐”是由羊的膝盖骨经过高温蒸、去油后自制而成的玩物。它共有四个面，四只为一副。其四面虽然凹凸不平，但却很有规则。这时的青阳没有太多羊肉，“羊拐”在孩子们心中自然是珍贵的财富。谁要拥有一副小“羊拐”，孩子们都会羡慕不已。
胡翠英是独生女，她爸部队转业后任县土产公司总经理，她从他爸战友那儿搞来了四只“羊拐”。在学校男女生是不讲话，但放学回家后，因我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她总是找我和其他孩子聚在一起“玩拐”。通常的玩法是：先将四只羊拐放在手掌中，然后随意撒在桌子上。接着一只手向上扔沙包，在沙包下落接住的瞬间迅速用手指夹住一只“拐”并将其翻个，直到四只“拐”摆弄成同一个平面后，该局就算完成了。
如果沙包掉在桌上或在四次以内没有将羊拐搬弄成同一个面就为输，另换其他人上。玩这个游戏要眼疾手快，手指灵巧。沙包上下翻飞，眼睛随之转动，羊拐碰撞桌子的声音同孩子们的欢笑声融在一起，构成一幅可爱童趣的画面。
因为我厌倦学校每天的政治学习，开始迷恋看小说。三年级下学期班里转来一个新同学何为，他妈在废品收购站工作，我通过何为在废品里找各种中外小说，然后偷偷带回家来看。因为这我和何为成了最好的朋友。
有时，学校组织学生们提着盛有白灰水的铁皮桶在大院平房的砖墙上写标语。路上当同学们遇见正戴着高帽游街的大人时，纷纷辨认着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如果被游街者正好是在场学生的家人，那种情景难以用语言描述，甚至这个学生以往的朋友也不禁觉得尴尬无比。
由于医药公司的上级单位是县商业局，商业局造反派头头来医药公司检查造反革命时，认为我妈妈太年轻(当时三十岁不到)，本人家庭成份是中农，解放后才嫁到陈家，和陈家资本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斗争的方向转向吴忠静(我叫大妈，原是我堂叔的妻子)和高友苗及周虎。我妈才从被斗争中解脱出来。
我上小学时，我妹妹放在苏阿姨家代看，下午放学，我会直接到妈妈的工作单位，在那里等着妈妈下班，同她一起去接小妹回家。不久我就同公司里年长、年轻的叔叔阿姨们混熟了，最令我兴奋的是，这里时不时举行“革命婚礼”，而且允许孩子们去看热闹。婚礼桌上的水果糖、奶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在场的小孩大把的装进衣服兜里，腮帮子也被糖块撑得鼓鼓的。人们送给新人的礼物通常是毛主席石膏像，红宝书或是红皮笔记本。
在县委书记王克东死后的一九六八年春天，为了响应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县里成立生产指挥领导小组，分管工业的是朱昌月任主任，分管农业的是刘育松主任，我父亲也在里工作，所有的文字都由他起草完成。
青阳位于长江的南边，下面有著名的九华山，始建于汉代。县委大院内苍松翠柏，环境优雅，清澈的青通河水蜿蜒流过县城正中间，把县城分为东西两面，中间有一木质大桥相连。它是京剧的源头，佛教的中心。而我们城关一小一直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科学家以及治国之才。一九四九年后，有培养出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安徽省文联主席孙培新等高级人才，城关一小以“红色知识分子摇篮”成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儿童响往的地方。
文革开始后，城关一小毕业后升入青中的红卫兵率先在青阳贴出“打倒王克东”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城关一小毕业的红卫兵成为县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单位造反组织如雨后竹笋，漫漫演变成了灾难。
县委大门两边的围墙大字报专栏上传递着各种危言耸听的资讯、不同派别的政治观点以及五花八门的谣言和人身诽谤。每天成百上千人来自全县各地的人们涌进县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在这里搜集县文革发展动态。
一九六七年，青阳县的文革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两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文革造反夺权有无效果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派认为在县委夺权有效果，一派认为在县委夺权无效果，简称好字派，屁字派。
两派的论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尤其在县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更是导致冲突升级，各方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组织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青阳县城里棍棍大刀相向打了起来，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被称之为“青阳百日大武斗”。
此时的县城里，以青通河大挢为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如今和其它工人一样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他们不愧是青阳的红色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
不仅自制木捧，长矛，甚至还有燃烧弹。两派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对骂，骂着骂着终于打起来了，把屁字派中县运输大队一位张姓工人打死了，另外双方打伤多人。屁字派抓住好字派倚重的县生产指挥组朱昌月主任不放，押着他用架子车拉着被打死的尸体游街。这时县城里很多人纷纷离开县城逃难，昔日美丽的青阳县城变成了相互厮杀的战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以团级干部张晓元为首的等多人组成的解放军思想宣传队，奉令开进青阳支左，制止武斗，同时以军方代表为主成立县革委会，我爸在县革委会工作，常同刘育松主任下乡抓农业生产，当时能出来工作的干部不多，非常非常的忙。记得有天直到晚上十点，我爸爸仍没有回来。
“爸爸今天加班吗？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来？”我从妈妈的脸上看出焦虑和不安。
“你们先去睡觉，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第二天凌晨，我被一阵窸窣的钥匙开门声惊醒，懵懂中看见父亲披着被淋湿的胶皮雨衣走了进来，一脸的倦容。妈妈迎上去，接过湿雨衣，把它挂在在房门外，然后两人进了里屋，关上门。我此时已经醒了，装睡，竖起耳朵听爸爸妈妈的讲话：
“情况怎么样？”
“太野蛮了！两派动用了真刀，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工人被击中，已经送进医院，多人受伤。”
“真可怕！你可要注意安全，以后还用再去吗？”妈妈的口气充满了焦虑。
“不用担心，两派的武斗已被制止住了。今后还得去，‘军宣队’要驻守县革委会一段时间。”
听到这里，我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睡意全无，一种恐惧感袭上心头。我为爸爸担忧，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待续）
由于有废品收购站这条线，我读到了很多当时是禁书的书，读过四大名著，当然更多的是写革命的小说，家里看，学校看，上课也在偷偷看。当我读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这是我看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法国革命的评论，这个评论深深撞击了我童年的心灵！我似乎意识到当前对我们小学生来讲，把握好是千载不遇最好时代，可以自主按排学习内容和目标；把握不好就是最坏的时代，成为最糟糕的一代人。我得好好规划自己，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于是我开始了广泛的自学，包括国画白描等等。
因为那时学校不再有繁重的课程，考试被取消，老师想教不敢教，课堂气氛轻松，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放学以后，孩子们由着自己的性子像匹野马似的撒了欢的玩。没有老师和父母的管束，每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去考虑玩耍、游戏的内容。这样的生活，对于那些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孩子们来说，真好像是置身于自由天堂中，令他们变得疯狂、野性。
医药公司大院的男孩子们不再满足玩木枪和用柳树杈橡皮筋制成的弹弓，他们发现了扔弃在街边路旁、房角旮旯的废铁丝，那是大人们为批斗“反革命”分子做高帽时用过的。自此，弹弓便开始升级换代，由木器时代进化到铁器时代，发射用的皮筋也改为从医药公司得来打针输液用的橡胶管，射程远而狠。大街上的路灯和单位门口的照明灯，特别是学校教室的玻璃门窗，都是他们射击的目标。有时也分两派用弹弓打群架，一个个打得鼻青脸肿。
女孩子们捡起了曾经属于男孩子玩的项目：扑蜻蜓，抓蝴蝶，黏知了。大院里每座楼的单元门洞后边都放有很多大竹扫帚，居户们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都拿着它去扫院子。这些扫帚理所当然的成了女孩子们扑蜻蜓的工具。雨前、雨后，蜻蜓成群的飞舞，且飞得低，飞得慢，甚至能听见抖翅膀的声音。这时，女孩子们便开始挥舞著大竹扫帚捉蜻蜓，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勇猛不输于男孩子。逮住蜻蜓后，用一根线绳繫住它尾巴，比试看谁的蜻蜓飞得高。晚上把蜻蜓放到蚊帐里吃蚊子。
捉蝴蝶比扑蜻蜓要难一些，因为它们通常是藏在花丛或是菜地里。当你发现它后马上用衣服把它扣住，刚要伸手去拿时却又飞跑了。别看蝴蝶飞得不高也不快，要逮住它可不是易事。女孩子们逮到蝴蝶后，把它夹到书里，制成标本。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蝴蝶标本是她们相互炫耀的宝物。
黏知了是个技术活。先要准备一根很长的竹竿，然后还得找蜘蛛盘网，用口水把它捏成团。在竹杆头上裹好一小块蜘蛛网团、走到大树下，小心翼翼将竹竿靠近正在放喉高歌的知了，出手要稳、准，否则机灵的知了一听有动静便会张开翅膀“吱”的一声飞走了。
爬树也一样难不倒女孩儿们，她们用从树上折下的青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或者做一吹就响的小哨子。
我虽然不同其他孩子为伍，但在大院，夜里我经常会被一阵阵的哨声或敲锣打鼓声惊醒。北京时间二十点是敏感的时刻，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往往在这个时间通过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发出。此时，红卫兵小将和造反组织必定要显示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革命派，都要安排人员收听、记录，然后组织群众敲锣打鼓上街欢呼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
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正住家里看小说的我被一阵急促的哨音从书中惊醒。凭经验，我知道这是在召集革命群众紧急集合。但凡遇上“最新指示”发表，我会毫无例外的前去看热闹，于是便迅速穿好衣服开门跑了出去。
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人。人们揉着惺忪的眼睛，交头接耳，相互打听：“喂，知道今天发表的是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吗？”“不知道！”其实知不知道不要紧，关键是忠不忠看行动。听到哨音马上起床赶来就行了，这叫做：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
不一会儿的功夫，锣鼓声响了起来，鞭炮也“劈哩啪啦”地放了起来，一片热烈气氛，人们开始徒步游行。这时，一个手“持像只漏斗似的铁皮话筒男人示意锣鼓暂停，然后站到街边马路牙子上放开嗓门、一字一顿地说：“红色电波从中南海传来喜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他的声音里透着抑制不住的激动。
众人顿时爆发出一阵“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声浪过后，手持铁皮话筒的人由于太激动，开始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宣读“最新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一个人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
由于现场嘈杂，后面的内容是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宣读完后，庆祝游行开始，人们肩并肩走上大街，并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浩浩荡荡犹如长蛇阵。这时，持话筒人开始带领大家喊口号，以往当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时，人们通常会将“指示”内容当做口号来喊，这次也一样。
“话筒人”领呼：“一个人有动脉！”
游行队伍的人们举起右臂跟其重复高呼：“一个人有动脉！”
“话筒人”领呼：“一个人有静脉！”
众人高呼：“一个人有静脉！”
然后便是依次高呼：“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
“话筒”喊一句，大伙儿便跟着应一句。全部内容喊完后，又从“一个人有动脉”开始。
游行队伍穿街走巷的热闹了一大阵，人们睡意全无，个个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好像忽然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了动脉、静脉似的。
游行结束后，我回到家里。被吵醒的弟弟揉着眼睛问：”哥，毛主席怎么老是半夜三更发表最新指示，他不睡觉呀？”
我躺在床上琢磨起毛主席的这段“最新指示”，我实在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迫不及待地问爸爸：“动脉、静脉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才有吗？”爸爸大笑，这时我才搞清楚“最新最高指示”的全部内容，原来在那段话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不久，中国大地上的“吐故纳新”运动开始了，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被开除出党，造反派王洪文等进了中央。
在青阳县，由于有解放军的介入，两派武斗结束了，但从此在干部队伍中留下派性的种子，县革委会也不例外。县革委会军代表和我父亲谈工作时就经常在我家进行，有时也在我们家吃饭。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挣钱养自己，课余一个春季在医药公司括明党参可挣45元左右。开始因人太小，署假找不到工可打，就在外面捡拾别人吃扔下的杏核，取出杏仁晒干后卖给医药公司，一天可挣4角钱左右，加上其它挣钱一年可得70元左右，全交给我妈，这些钱估计可以养活我自己。也从那以后我也不再战战兢兢在家吃饭，能放开胆子吃饭了。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汽车站附近捡拾了一框子杏核回来，看妈妈坐在大院里的地上搓洗装在大盆的衣服。妹妹咚咚地快步跑过来告诉我，爸爸和解放军叔叔上年来家里啦！她说，妈上午给他们做饭吃，下午才赶紧洗衣服。解放军给咱们带回来了一个芒果。
“芒果？”我话音还未落，爸爸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只绿色帆布手提包。我接过手提包，正要准备打开它的拉练。“小心！”
听了爸爸的话，我将手缩了回来，把布包放到桌子上，小心翼翼拉开拉练。包里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好几层，我一层层的将报纸打开，一件淡黄色、椭圆形的塑胶水果展现在眼前。
爸爸从厨房拿来家里最漂亮的瓷盘，将塑胶水果放在盘子中央。
“这个又不能吃，还把它放在盘子里干嘛！”我和妹妹失望的看着。
“它不是用来吃的，是摆着看的，这是毛主席送的礼物。”
“什么？毛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吃惊的张大了嘴不敢相信。
“不是送给我的。是毛主席派他的祕书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给他的芒果送到解放军支左宣传队指挥部，表示对解放军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慰问。”军代表脸上透着自豪，接过话说：“八月五日下午，当毛主席赠送芒果的消息传到解放军宣传队指挥部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芒果旁，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大家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的高喊毛主席万寿无疆！”说着，这位军代表从他的军用挎包里拿出一份《人民日报》：“你们看，八月七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还刊登了这个消息。”
我接过报纸，果然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这样写的：
“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
“那么，最后是谁吃了毛主席送的芒果呢？那可真有福气呀！”我羡慕的直咂嘴。
“由解放军领导做主，工人将一篮芒果分了若干份，各自带回原单位”
“那就是说，工人阶级把芒果给吃了？”我问。
“没有！当这些芒果被带回单位后，很快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毛主席送的芒果只有这么几颗，而且是已经熟透了的金芒果。吃吧，由谁来吃呢？不吃吧，如果任凭芒果腐烂，岂不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心意？后来工宣队领导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把芒果打上蜡，尽量延长它的寿命，存放在本单位由职工瞻仰；二是立刻请北京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研制塑胶模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你们看，这就是第一批塑胶模拟芒果！”军代表叔叔慢条斯理地叙述着，像是在讲故事。
一个多月以后，随着塑胶芒果生产批量的增加，全国各地都在举行集会，迎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送来的珍贵礼物毛主席赠送的芒果的复制品。
再后来模拟芒果上市，许多人家都买了一尊放在玻璃罩内的金黄色芒果。玻璃罩上写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复制品）。”此外，芒果还成为像章、宣传画的题材。
鲜芒果毕竟不可能保存很长时间，那么最后到底是哪位有福气的人吃了毛主席送给工人阶级的芒果呢？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起说是吃过毛主席的芒果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没有任何人吃毛主席送的芒果。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没有人敢吃。
那么，那些留在北京工厂的鲜芒果的命运是怎样呢？在一份文革回忆录中我读到了，北京针织总厂也得到了一只芒果，厂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后，便把它用蜡封起来摆放在大厅的一个坛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可惜工人的知识有限，没有人知道在蜡封前应将芒果消毒，结果没几天芒果就开始腐烂。厂革委会决定，把芒果上的蜡去掉，剥皮，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之后，又举行一个隆重仪式，全厂工人们排着长队，每人喝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从事文革研究、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在《牙医韩光第之死》中，报导了因为一个比喻，而招致死刑的特殊案例：私人牙医韩光第，家住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第二居民段，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因说毛泽东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而被逮捕。长期关押之后，在一九六九年或者一九七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在富林镇郊被枪杀，行刑前在全镇被游街示众。韩光第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赶下乡去了，他的老伴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也去天国陪她的丈夫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家破人亡了。
一九六八年，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高峰。每家的门窗上都贴着用红纸剪成的“忠”字图案。
在我家里，爸爸把里屋我贴上的正面墙上那幅《徐悲鸿水墨奔马图》印刷画拿了下来，换上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红卫兵招手的画像。
我特别喜欢那幅《奔马图》，在废品收购站里找到的，对于我来说，画上的那匹马就像是家庭的一员。
这是一匹正在飞奔的骏马。马头高高昂起，两隻眼睛炯炯有神，嘴巴微微张开，头顶的鬃毛迎风飘动，尾巴乱乱的正在甩动，显然已被风吹得不成样子。它四蹄腾空，彷彿要飞起来，随时跃出纸面。
整匹马精神抖擞、栩栩如生，好像活的一样。每当我看着这匹豪迈奔放的马，都会充满着浪漫的遐想和激情。
我小心翼翼地将《奔马图》捲好，外面又包了一层报纸，藏在衣柜里面。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是人们每天出行必带的东西，毛泽东著作中的经典言论选编在其中，它只有巴掌大小，红色塑胶封皮，携带方便。
在当时，广播里经常有唱:“老头子？嗳！老婆子，嗳！咱们俩学毛选...”。其实当时灵活运用《毛主席语录》，不仅是赶时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理发买菜，辩论吵架，都用得上。谁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谁这边。当然，这难不住我，“红宝书”里的句子和段落，我会背诵很多。周末回到医药公司大院里时，院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常拉着我一起去买菜。以前买菜是件简单的事，但现在变得有点儿难。
一次，我陪同院里的张奶奶去城北大街菜市场买菜，售货员问我们：“为人民服务，你们想买什么？”
我帮着回答：“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买萝卜。”
说完张奶奶便开始用在框里挑萝卜。售货员见她挑来拣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道：“要斗私批修！”
我马上接过话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于是，售货员就不再说什么，张奶奶可以继续挑她的萝卜。不过，最让老奶奶们为难的事还不是买菜，而是跳“忠字舞”。
“忠字舞”是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单、夸张。舞蹈者要表示出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全身心不但要充溢着庄严还要情绪激昂。跳舞时手里通常以红宝书或者红绸巾做为道具。
跳“忠字舞”是全民运动，人人都得跳，即便是手脚不灵便的老人，因为跳得好跳不好是水准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因此，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场合、时间，往往是一呼百应。在田间地头、工厂街道、机关学校，只要广播一响起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人们就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如醉如痴地跳起来。
每天早上，医药公司大院里不上班的老人、家庭妇女、无业青年还有一些孩子们聚集到居委会前的广场上做“早请示”，程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站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然后手握“红宝书”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喊口号时要把“红宝书”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接下来大伙儿右手举拳向毛主席宣誓，由一人领诵誓词，其他人跟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无限热爱您，我们一定要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誓词诵读完毕，再由一人领着念一段毛泽东语录。这一套完成后，每人都要面朝毛主席的画像陈述一下自己当天准备做什么事情。
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之前，人们一律要站在毛主席像前做“早请示”。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早请示”完毕后，便开始跳“忠字舞”。
星期天，在医药公司大院里，我的小伙伴胡翠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老奶奶们跳“忠字舞”。有些老人一辈子没跳过舞，教她们跳舞要有耐心。不过好在动作不多，加上跳“忠字舞”的宗旨是：跳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来到居委会门前，见到一个女红卫兵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居委会主任马奶奶说，她是专门来教新“忠字舞”的“老师”。今天，这个区的居民都得来学。
人们陆陆续续来到这个不算大的广场上，聚集了几十个人后，站在木台上的女红卫兵开始手举扩音喇叭指挥大家排好队列，前后左右拉开间距。老人们不知所措地跟着乱走，小孩子们在人群里撒起欢来乱专乱跑。好不容易列好的队形一下子又乱了套，犹如一盘散沙四下流淌。
红卫兵对着扩音喇叭大喊：“注意，请同志们注意，这是一次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这种“上纲上线”的严词，不能不使人害怕。大人扯住自己的孩子，年轻人领着老人，总算按照要求排好了队。
女红卫兵告诉大家，她领舞，台下的人模仿她的动作跟着跳。这时，大喇叭放出革命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亲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跟着旋律唱起来、跳起来。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大妈爱跳广场舞？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台上领舞的女红卫兵教起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举起右臂、抬高左脚原地旋转划圈，又迅速换作右脚和左手划圈，之后为了表现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双手高举“红宝书”连蹦带跳欢呼雀跃。
尽管难度有些大，但我跳的得有板有眼，我在城关一小的“忠字舞”要比这复杂得多，在学校我同桌王佑跳得最好。当我做旋转动作看见其他人的舞姿时，立即笑得抱着肚子弯下腰去。整个广场上，犹如在放电影慢镜头，人们姿势各异，形态万千。
人高马大的李叔叔不断地摇动着脑袋、手脚上下忙个不停；男孩子们闭着眼睛转圈；年轻的小伙子像是在篮球场上抢篮板；中年男人像是在挥舞拳头高呼口号；老年男人看上去是在单腿鹤立打太极拳。最难为的是那几位小脚老奶奶，转来摇去、晃晃悠悠的令人提心吊胆。
站在我旁边的张奶奶学得很认真，两眼紧盯着台上女红卫兵的每一个动作。没料到做欢呼跳跃动作时，老胳膊老腿不中用了，人还没跳起来就双膝一软摔倒在地，手按腰间，脸上露出痛苦表情。吓得我不由自主叫出声，一个箭步跨过去将她扶起。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台上的女红卫兵不满意了，要求大家再重来一遍。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连我们孩子都懂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姑娘，求求你，饶了吧。”张奶奶用手捶着腰，大声嚷道，打破了一时的安静。“我这老腰都闪了，你给花钱治么？”我们孩子跟着哄笑起来。
每天晚上，人们再次聚到广场，像早晨那样，站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把《毛主席语录》举过头顶，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向他老人家汇报自己在这一天里做了什么事，做得好的要继续发扬光大；做了错事，要向毛主席保证，坚决改正错误。
先进的家庭还办起了“家庭学习班”，每天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父母下班后，同爷爷奶奶和孩子们晚上坐在一起，实行批评，自我批评。
一九六八年五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借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在柳河办了一个省直属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鍊的农场。这一年十月《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随即，全国各级机关积极回应，马上开始兴建“五七干校”。干校选址通常在偏远、贫穷的地方。体弱丧失劳动力的干部也被置于不顾，统统被发配到干校。
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按照军队编制，不分年龄、性别，被分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
北京的中央机关在全国各处找地方，结果找来找去，很多都选中了河南，原因是那里有空地。河南本是中原的人口大省，缺地，但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饿死了许多人，于是在那里建起不少劳改农场。
为了给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腾地儿，犯人被迁往东北、西北等更边远的地区。北京的机关“干校”大多集中在信阳地区，因为那里当年饿死的人最多。仅在信阳地区的罗山县就有一机部、物资部、学部、外经委、团中央、国家经委、国家科委、旅游局等十来个“五七干校”。
安徽省办的五七干校不多，而是让部分干部下放，这其中安徽省文联下放到青阳。文联领导吴栋平到青阳任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沈培新任县革委会宣传部部长，其他如省作家崔茂楚，画家张建中，省博物馆赵馆长等等下放到青阳县农村，大部分在杨田公社，那时候的下放是全家都得跟着下放。
我父亲和张建中私交很好，那一段时间张建中的画题跋诗很多出自我父亲的手。受其影响，于是我也开始了中国画的学习。
下面图我父亲手稿。
随着省里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县里也开始各单位有2%指标下放农村。其实我奶奶是最早下放农村，紧接着我姑姑带着三个孩子也下放农村和我奶奶在一起。而我在每年春节会回到乡下奶奶家过年。
这年寒假一个晚上，三个老婊和我弟弟吃完奶奶做的晚餐后，我收拾碗筷，把它运到厨房里去洗。看到我进进出出的身影，这时姑姑脸上露出苦楚的笑容。
“小元，你变得好能干！”
“我还学会了做饭呢！因为我是老大，爸妈都要上班，弟妹的饭必须我来做，我妈把我当女孩子养，明天我给你们做饭。”我骄傲的看着姑姑。
“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六岁的弟弟不给我捧场。
“来，我给你们吹段口琴。”这时，姑姑从抽屉里取出她的上海“国光”牌口琴。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过姑姑吹口琴，似乎已经定格在了遥远的记忆中。
“太好了！”我欢呼道。
当那只小小的、在长条型琴体上带有若干方格视窗的乐器从姑姑嘴边飘出嫋嫋悠扬、清脆明亮的声音时，我立刻被这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它像月光下的草原空旷而寂寥，像山峦中雾气般的萦绕美妙而凄怨。一件小小的乐器，竟能演奏出如此音色丰富的曲调，真是神奇。
姑姑演奏的曲子我很熟悉，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祖国》。于是，我小声跟着哼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我唱着唱着不禁热泪盈眶，我爱我的祖国。正像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在书中所看到的英雄人物那样，祖国需要时愿意献出生命。可是，眼前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令我不解，也没有人能给予我答案。
吹完一曲后姑姑告诉我：口琴是体积最小的乐器之一，它是通过口吹气流使长条型琴体上的方格窗口内的簧片震动发音。一八二一年德国人FriedrichBuschmann发明了口琴，他是受到中国古乐器笙的启发。二十世纪早期口琴传入中国，三十年代初上海生产出我国自制第一批口琴。
“那么，德国在哪里呢？”我问。
“等你上中学后将会学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这两门课，自然就会讲到有关德国的事情。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距离我们国家很远很远。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屹立在她的南部，莱茵河、多瑙河穿过德国境内。德国还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有不少哲学家、诗人、文学家、音乐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还有诗人文学家海涅、歌德；音乐家巴赫、贝多芬、莫札特。”
“我长大以后可以去德国看看吗？”我好奇的问。
“恐怕不容易。”姑姑摇摇头，接着说：“不过你可以学习吹口琴，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别看口琴小，看着不起眼，它同样有丰富的表现力。”
从姑姑口中，我陆续知道了知识分子下放农村的一些情况。
姑姑所在的青阳明塘大队地处青阳东部山区，位于铜陵、宣城的南陵三地交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丘陵起伏，荒木丛生，解放前这里是个新四军根据地，六十岁以上的男人多当过新四军。当地干部提醒姑姑及家人不要轻易地走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交通闭塞，当地人从未出过远门，见闻贫乏、孤陋寡闻。看到姑姑不会干农活，还喜欢吹他们听不懂的口琴，他们摇着头十分费解。
再加上姑父曾经是国民党四川兵的外科军医(抗日战争时与日军在青阳陈家大山一战全军战死，存活下来成了我们陈上门女婿)，姑姑更不受村民待见。刚去的时候，姑姑和她的三个孩子借居毛园生产队队长家。屋中没有床，只能在土地上砌起一块高于地面的土台子，铺上稻草和从家城里带去的被褥便是她们睡觉的地方。
后来奶奶也和姑姑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空间。因此，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备料盖房子，经常是干到天黑，劳动强度非常大。
盖好了土草房后，便进入了夏季双抢时节。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趁着凉爽和露水割稻插秧。一转眼到了上午，太阳变得刺目炽热，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滴落下来，流进眼中。咸涩的汗水蛰得眼睛睁不开，用满是尘土泥垢的手一抹，脸变得像花瓜一样。裸露的脸、颈、手臂被稻芒划出一道道红血印，被汗水一浸，又痛又痒，难受至极。
傍晚，当人们把散放在田里的稻捆抱上田埂时，还要小心稻捆底下藏着的毒蛇。
即便到了夜间，气温也常在三十八、九度。干了一天农活的人们，晚上还要继续在户外开会、政治学习或忆苦思甜。人们不得不穿上长衫长裤和雨鞋，抵御”黑旋风”般的蚊子。一种像黑芝麻大小、被称为“小咬”的飞虫尤其凶狠，专在黑暗的厕所里活动，还未等你察觉它，却已被咬得团团红包，痒到崩溃。蛇多得几乎每天遇见，有时甚至就躺在蚊帐上面，吓得在蚊帐里睡觉的人纹丝不敢动，更不敢出声，等待着蛇自己离去。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姑姑彻底崩溃了，神经失常。
十二岁的我从城关一小毕业，该上中学了。上哪里
中学呢？青阳中学最好，有能力的父母都把孩子搞到青中上，而我父亲要我那里条件差到那里上，说这样更能锻炼我。当时我也无所谓，那儿都行。结果还是在城关一小读。
因那时是过年后春季升学，先得过年，孩子没有不愿意过年,没有不盼望过年的。我倒是有些例外,我有些怕过年。城里的父母在过年时总是把我和我弟弟送到乡下奶奶和俵兄弟那里,因姑姑精神分裂离家出走了，老实本分又被戴有地主分子兼资本家帽子的奶奶独自养育姑姑的几个子女而欠了一屁股债,一到年关,债主一个一个逼上门来,剃头收账的刚走,油盐店收账的又来了,奶奶不敢在家,因无钱还人家躲债避风头去了,却将搪债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我是长孙,责无旁贷。
反正你没有钱,任凭债主如何凶狠,也是词费。但是使人不能忍的是挨骂而不许还口。我于是也想躲出去了。跟我弟弟商量,我到十五华里外公社街头去卖年画,赚了钱给他买糖果吃,账由他搪。人越小越容易搪些。于是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在家搪债,一个十岁的孩子与一个大一点的俵妹到街头卖年画。
摆个画摊子,虽然不是大生意,但也有种种不易解决的问题，第一、从哪儿去找本钱，因为画纸用不了多少钱,我倒不太愁。趁奶奶不在时,把一只大母鸡给卖了,反正我赚了钱再买一只还给她。于是我与俵妹从一朋友家借来一张旧木桌子,放到热闹街口,贴上我们的招贴,“为人民服务”,这算把地方占住了。把纸摊开,开始画时,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是墨冻。我研究了好几天,考察了好多写对子的摊子,才知道想墨不冻,最好是加一点石灰。可是,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大都乡里来的土客,他们大都还要我画土地神、火神、灶王神、天地神,每当生意兴隆时,会来几个横眉怒目的干部挥拳让你走开,说这是封建迷信。我只搬过一次家,第二天即想出一个妙计来。我在这些民俗年画的反面写上革命口号,每当俵妹看到有干部模样的人来搅局,必大声宣读革命口号,我就把画反过来。搅局的人听到和看到后就会走开,于是我们这个画摊子就再没有被撵走的危险了。
因为本钱有限,不能画出一堆来,怕人家不买,压住了本钱,但又不能不画,而顾客却往往让你说说画中的含意,他才买。如果是干部模样的顾客,他们喜欢丰收一类的年画：年年有余、丰衣足食等等，如果是乡里来的土客,他们喜欢；富贵图、门神、财神等。俵妹早已背熟,她干脆也不必看画,一看顾客带有土气,她即顺口而出,“多褔...”,其实这幅画明明题的是“丰年吉（鸡）祥”。民俗年画如土地神、火神、灶王神、天地神等那些特殊的画,不是画的太多,就是供应不足,于是我完全改用统一画像,题上“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这种民俗年画可以这适用任何神位,甚至可以贴到炉灶上。
家中要债的紧锣密鼓之日,正是我画摊生意兴隆之时。卖一点钱,俵妹就拿回去,可以搪一点债。那已不是几个孩子在过年,而是几个孩子在生活危岩上周旋、挣扎与战斗。当然战斗中是要付代价的。我和俵妹全冻得流鼻涕,流眼泪的。袖子上是涂抹成层的鼻涕,脸上是一块一片的墨迹。最忙是大年三十晚上,因这时债主已怏怏地打道回府了，我们还去旧木桌子,沿着北风如刀的山路走回家。我们的收获是一个钱盒子,里面有不少人民币,并且还有五斤肉,一条鱼,还有一斤混杂的糖果。糖果是给弟弟的,安慰他数日搪债的辛苦,鱼肉是给奶奶的,安慰她整年无怨的辛劳。于是我们这个年,算是过去了-------可以吃团圆年饭了。
我回到家在火筒里暖暖手,弟弟过来说,大哥,我练练大字,明年我陪你一道去卖,你卖年画我卖对子,由俵姐搪债,好吧。我说,好，你和俵妹一年一换。后来三四个年全是这样过去的。
那时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下，小学5年级和6年级合班，升入中学的学生数增加一倍，中学承受不了，所以有很多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们城关一小也办起了附设初中班。
因为是我读过6年的小学，很熟，开学第一天跨进城关一小的铁门，我站在门口，环视着这所学校的外貌。这座曾经让我震撼其奢华的学校，如今窗户上的玻璃有许多是破碎的。在楼的一层和二层窗户之间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登上楼前的几步台阶，走进楼里。大楼的过道两边墙上各挂看一块很大的黑板，上面贴着用黑色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新生入学分班情况和教室安排。从一九六八年中期开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陆续进驻大、中学校领导学校工作。从此，学校按部队编制，整个学校为一个团，年级为连，班为排。学校最高领导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年级负责老师称连长、指导员，学生也参与年级管理，为副连长、副指导员。班级的学生负责人称为排长。
这一年，城关一小附设初中班新入学的学生112人，分成两个排。
一眼就在一排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令我惊异的是，很多小学同班也在这里，如吴冬生，李农，胡翠英，陈福梅等，我们医药公司大院里的高敏，刘惠玲也在名单上。
二月底，刚开学没几天，学校工宣队代表兼革委会伍主任召集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准备打仗”，并讲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伍主任原是县制称厂工人，因为他我认识了他儿子伍晓陽，后来我和伍晓阳成为最好的朋友之一。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均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的乌苏里江上，长约二公里，是一个面积仅○．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根据一八六○年清朝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由于该岛位于界河之上，它的归属一直没有定论，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主权。
“珍宝岛之战”后，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三月五日起，他不止一次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并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迁到交通闭塞的山区。毛泽东提出要“深挖洞”，以抵御苏军的空袭和核战争。随即，全国等各大城市马上响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防空壕活动。
城关一小革委会主任宣布：从现在开始，每天上半天课，全体师生都要投入到在学校南面小山丘挖防空洞的任务中去。高年级身强力壮的男生和男老师一起挖防空洞，其余同学到学校去拆老校区旧房砖，把它们运到小山丘，用于加固防空洞的墙体。他还强调：挖防空洞的任务是考验每一个新同学的时刻，只有那些能够吃苦耐劳的学生才能早日加入红卫兵。
“太好了，我得好好劳动，争取第一批加入红卫兵！”李农激动的脸庞微微发红。
“成为红卫兵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我也得努力。”我点头回应。
班主任李老师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教师，她有个好听的名字：梅林，教语文课。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流露着聪颖、浪漫的光芒，不高的身材玲珑优美。
每天放学后，李老师便带领着学生们排着队伍从学校步行出发，我们男同学在校后山上挖防空洞，山体非常结实，很难挖。同学们双手起满了血泡，每天都是弄得灰头土面的样子才回家。但我们心甘情愿，不喊苦、不知累地接着干。能为保卫祖国，为学校的备战工程出一份力，再辛苦也开心。更何况，大家都迫切的希望早一天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这可正是考验我们的好机会。
一个周六晚上，我和同学们挖到很晚，妈妈找到学校让我回家。我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回家。妈妈拧不过我，只好自己回去。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八点前就到了学校大门口。我看到远处一个女孩子吃力的抱着几块房砖往校门口走来，走进一看是班上的同学高敏，她向我露出笑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穿在她身上显得格外肥大。
由于刚上初一没几天，我和高敏小学不同校，虽然是同住医药公司大院，但接触不多，还不太熟悉。不过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大家就发现高敏是个漂亮出众的姑娘。苗条的身材傲立挺拔，两根乌黑油亮的粗辫子垂在胸前，圆圆的眼睛里好似含着一汪水，一笑左边的脸颊上露出浅浅的小酒窝。她的美总让人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她爸是县医药公司总经理，是我妈领导。
“高敏，你怎么早上就来搬砖呀？”我惊讶的望着笑眯眯的高敏。
高敏把砖头放到地上，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土，将肥大的蓝上衣脱下，露出棕色的灯芯绒外衣。衣服的左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它是白色磁质的，配在深色衣服上显得协调别緻。
“多搬一块是一块嘛，咱们学校防空洞所需要的砖还差得远着呢！”高敏一笑，脸上露出小酒窝。
“你知道吗？李农他们男生每天早上六点多钟都去挖防洞！我这不算什么，只是有的早上去搬一趟。”高敏说。
“真的？我怎么没听李农他们提起过，怪不得他们个个上课时尽犯睏呢！”
一直干到十一月中旬，学校的防空洞总算是初见规模。
自从防空洞挖得有点模样了以后，学校便经常举行防空袭演习。上课时，一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警报笛声，学生们立即站起来一同向防空洞跑去。一路说笑喧闹，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正相反，大家觉得过瘾好玩。
除了防空袭，还要防原子弹。虽然青阳是个小县城，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还是防“苏修”空投原子弹的重点小县城。课堂上，老师在黑板上画出原子弹结构图，给同学们讲解原子弹的防护知识。告诉大家，原子弹主要有四种杀伤破坏方式：光辐射、冲击波、核辐射、放射性污染。在原子弹爆炸情况下要双手抱住头部，在窗户下的墙根卧倒。同学们比划著抱头姿势，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藏身的位置。有的还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好像在等待原子弹从天而降，落在学校操场上。
同学们时常在议论：这仗什么时间打呀？怎么连一点打仗的迹象都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没经历过战争，谈起战争并没有父辈那样“谈虎色变”的迹象。
这年十二月二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七岁生日。这天城关一小将要从新入学的初中学生中发展第二批红卫兵。
随着工宣队进入学校，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不是文革初期意义上的红卫兵组织。那时，各学校都有若干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而他们的宗旨是一致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县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名为青阳中等学校红代会，由学校革委会、党支部领导。加入红卫兵要经过学校批准，还有了《红卫兵章程》。只有符合条件，经过考查合格，举行一个仪式宣誓后才算正式加入了红卫兵。
第一批红卫兵是在国庆日时发展的，数量很少，我所在的班里只发展了正副班长和体育委员三个人。这样，便可成立一个支委会，有支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支队长找我谈话，说班主任特别推荐，说我在挖防空洞期间表现突出，准备发展成为第二批红卫兵。并递给我一份《红卫兵申请表》，让我带回家填写，填好后要交给学校革委会审批。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郑重其事的填表，激动和困感的心情自然是难以言表。回到家后，我小心翼翼的把申请表摆放到桌上。
申请表的封面印着毛主席语录：“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翻开这张两页纸的申请表，里面的内容栏目很多，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本人简历及对“红卫兵组织的认识”等许多栏目外，还有：
─家庭出身。
─解放后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及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和本人关系。
─主要亲友的阶级成分，社会职业，有否参加反动党派社团组织。
我早就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但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就如实填写了，交给班主任李老师。其实李老师非常爱护我，特别是数学史本贵老师对我更是欣赏有加，因为年级我数学成绩最好，几乎没有能难倒我的数学题。李老师把我家庭出身改成革命干部。
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学校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入红卫兵仪式。礼堂前面台子的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一面鲜红的党旗，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所有人心中都有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感。
担任连副指导员的女同学带领新红卫兵们站在台上，面对毛主席画像宣誓。她念一句，我们便跟着念一句：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在这裡，面对着我们的伟大领袖，面对着我们敬爱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