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心海E站 > 文案短句 > >正文
谭嗣同简介资料(戊戌变法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和康有为逃到日本，为何非要送死？)
发布时间：2023-11-30 17:45:21 admin 阅读:59
戊戌变法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和康有为逃到日本，为何非要送死？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深想起来可能牵扯很多，老朽一家之见是我们先得搞清楚谭嗣同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维新派，这是他决定赴死是否有意义的关键所在。如果他如当时康梁一般的纯粹维新派，个人觉得他的死毫无意义，因为确实只有保存有用之身，才能有继续变法的希望。而且他们在逃亡在外，光绪皇帝反而可能更安全，迫于外部压力，保守派未必敢直接杀害光绪。
那么谭嗣同真的是维新派吗？我个人的看法即是也不是。谭嗣同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迷茫者，救国救民的志向不会改变，但到底用什么手段却很迷茫。在维新派里他是激进分子，曾经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向学生发放。这样宣扬民族意识的书籍，是革命派才会主动传播的。但他又不是纯粹的革命派，1898年光绪诏其入京，他也欣然前往，不符合革命派推翻重建的特征。
其实对于谭嗣同这是很正常的，那一代的的目标是救国救民，维新也好，革命也罢，都是手段而已。如果维新能够成功，就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巨大社会破坏，何乐而不为呢？换言之，在1898年之前，谭嗣同的思想是维新和革命之间摇摆，没有一定的倾向，对于谭嗣同来说这两者区别不大。
但是现实泼了谭嗣同一盆冷水，变法失败了，对于康有为等纯粹维新派来说无非是再找机会卷土重来。但对于谭嗣同来说这一切的意义是不同的，他开始隐约明白在中国维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么剩下的就只剩下革命。所以他才会不顾一切的鼓动袁世凯起兵，这其实已经是革命派的手段，也就是说谭嗣同的思想或者手段最终还是回到了革命派的行列。
那么他的赴死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他要用自己的死来警示后来者，维新变法之路是走不通的。他所说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实是在说只有流血牺牲才能救国图强，不要再幻想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成功，妄想即不造成社会破坏又要强国富民是一条死路而已。后来怀着救国之志的青年们也果然大多放弃了维新之路，转而选择流血革命。
老朽个人对谭嗣同的评价是以维新者而生，以革命者而死，任侠仗义，果敢无畏，这才是谭嗣同千秋不朽的价值所在。当然，这也只是我一家之见，欢迎诸君指正。
谭嗣同简介
1、个人简介 谭嗣同（1865年—1898年），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2、主要成就 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3、人物评价 国家积弱当有勇士赴汤蹈火，才能震撼国人，谭嗣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大义。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的个人简介和名言？
一、清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译文：即使屠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我也要仰天大笑，出逃或留下来的同志们，都是像昆仑山一样的英雄好汉二、清谭嗣同《有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译文：四万万人一起流下了眼泪，这个天下有没有能安身立命的地方。三、清谭嗣同《仁学》：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译文：那些心力最大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四、清谭嗣同《答康有为语》：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译文：如果没有行动的人就无法希望未来，如果没有为此死亡的人就没有办法召唤后面的人继续。五、清谭嗣同《似曾》：隔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译文：隔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颜色又很快空
剑气阁联话｜《对联话》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再证
对
联
话
《对联话》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再证
●蜀山剑客
得勿怆怀
忆秋声馆谏草堂旧集
京洛都幻成陈迹矣
奄然长逝
胡蓄道德能文章如公
中华讵不欲敉平耶
联话
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
引 子
吴恭亨《对联话》卷六有曰：
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
中华／讵不欲／敉平／耶，胡／蓄道德／能文章／如公，奄然／长逝；
京洛／都幻成／陈迹／矣，忆／秋声馆／谏草堂／旧集，得勿／怆怀?
2022-01-08笔者发表了《剑气阁联话｜《对联话》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补证》一文，对沈子肃的生平，秋声馆、谏草堂进行了补证，同时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对所挽“同年某君”进行了推测。一段时间来，对于联中所挽“同年某君”究竟是谁？联友中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见解。这也成了悬在笔者心头的一个大问号。近期，笔者在阅读、查证了许多关联资料后，对沈子肃所挽“同年某君”进行了再证。现抛砖引玉，以飨联友，欢迎有兴趣的联友参与考评、争鸣。
——壬寅春蜀山剑客于延平剑气阁
沈子肃这副挽联写得大气磅礴，而且用到了"中华、蓄道德、能文章、京洛、谏草堂"等高度评价的关键词，同年某君非中华近代史名人不可居也，他到底是谁呢？
带着这个问题，通过前文关于沈子肃（光绪丁酉科举人）的生平介绍，笔者顺着“同年”（一意为年龄相同；另一意为古代科举考试同科中式者之互称，而清代科考先后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这根藤，寻找光绪丁酉科（1897年）中式的举人、贡生、进士中切合“中华近代史”的知名人物”。试作推证如下：
某君再
证
联都
推证之一：廉泉
清光绪户部主事
——廉泉（1868-1931）
通过查阅与沈子肃同龄且与谏草堂相关资料，笔者查点证到一位在沈子肃去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前去世的近代史人物差可比拟联中所挽人物，这个人物叫廉泉。主来论据：
其一：切同龄
廉泉，字惠卿，号南湖，又号岫云、小万柳居士，清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十三日生，与沈子肃同龄，无锡城内水獭桥人。5岁入学读书，后江阴南菁书院学习。16岁中秀才，19岁与安徽桐城吴芝瑛结婚。
其二：切京洛、谏草堂事典
笔者前文说到明代谏草堂主人杨椒山，他忠贞刚烈的品格也影响着后世的仁人志士，清末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就是在谏草堂召集一千多入京会试举子起草变法上书的，在当时这里就是变法人士的集会之地。廉泉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翌年在京会试时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谏草堂”旧集相吻合。
其三：蓄道德、能文章
廉泉精诗文，善书法，嗜书画、金石，并以其诗文书画交游于王公贵人之间。光绪二十二年得尚书怀塔的赏识，始任户部主事，翌年荐升户部郎中。寓京期间，他交游日广，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光绪三十年冬，因不满清廷统治，辞职南归，移居沪上。光绪三十二年，在上海集股创办文明书局，编印新式学堂教科书，出版文学艺术译著等。至民国10年(1921年)，因股东分歧、同业倾轧，文明书局合并给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后，廉泉隐居北平潭拓寺。民国3年(1914年)赴日本，在东京开设扇庄，介绍中国书画，与日本文化界名流评读书画，推敲金石，切磋诗文，颇有影响。民国6年从日本回国，曾任故宫保管委员等职。民国6年从日本回国，曾任故宫保管委员等职。北伐胜利后，曾被任命为江苏省屠宰税局局长，他坚决不就。民国18年蒋介石到北平，吴稚晖按蒋介石意思，要为廉泉安排一个重要职务，亦遭其婉言拒绝。当时他虽三餐不继，但不肯受权贵之资助。他晚年生活十分窘困，因负累甚巨，不得不将杭州和上海的小万柳堂别墅先后易主。廉泉性情豪侠，节操高尚，轻财重义，乐于助人。不少事迹，传为美谈。民国20年（1931年），他独赴北平潭柘寺养病，并因信佛而入寺为僧。同年10月6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安葬于潭柘寺旁，终年63岁。遗著有《南湖集》、《潭柘集》、《梦还集》、《梦还遗集》等。
其四：与“秋声馆”关联的推测
光绪三十三年，吴芝瑛好友秋瑾被害，他协助吴芝瑛将其遗骨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并请无锡著名画家吴观岱描画了《西泠寒食图》，并在秋瑾就义处轩亭口建立"风雨亭"，在上海小万柳堂别墅内建立"悲秋阁"，以志哀悼。清廷为此欲加害于他们夫妇，后迫于舆论的压力未敢下手。“悲秋阁”或为“秋声堂”之指代。
存疑
一是称谓不合时宜。同年以同龄称，不符合清代文人之习惯称谓。古代科举考试同科中式者之互称。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清代科考先后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清代科举同榜也一般以同年相称。
二是隐讳不合时期。廉泉与沈子肃去世前后仅相差一年，其时已是民国二十年，共和天下，不必再有担心清朝的“文字狱”等政治因素而隐讳称“某君”。
三是德望尚有差距。廉泉虽有德声义望，但与“中华”、“蓄道德、能文章如公”等高度评价尚有差距。
某
君
再
证
联都
推证之二：毕永年、唐才常
按照“清代科考先后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的要求，笔者查阅了清末政坛维新运动、共和革命风云人物，查找到两位著名人物——唐才常和毕永年。其事迹亦可与联中所挽人物相当。主要论据如下：
其一：符合同年之清代文人例称和条件
毕永年和唐才常是丁酉年同年考中湖南丁酉拔贡的贡生。拔贡是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乾隆年后12年一次，经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毕永年和唐才常是湖南维新运动时期南学会的会员，也是谭嗣同的好友，早年就加入哥老会，对会党比较熟悉，毕永年后来成为唐才常联络会党的重要帮手。
毕永年（1869-1902）
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爱国志士。幼时，毕永年随父在军中往来，练得过人胆识。他好读王船山遗书，深受民族思想影响。1897年，毕永年考取拔贡，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下深厚友谊，时常聚会议论国事，忧国忧民。1898年，积极加入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举办的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8月，毕永年追随谭嗣同抵达北京，拜会康有为。康有为通过谭嗣同介绍，知道毕永年是运动会党好手，便令他留京相助。康有为策划“围园杀后”时，曾让毕永年率百人刺杀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后，毕永年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毕永年在上海与唐才常会面，组织正气会。此时唐才常在保皇和革命道路上徘徊不定，毕永年与唐才常辩论无果，痛哭而去。之后毕永年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布置起义事项，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但惠州起义终因弹尽粮绝告失败。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在惠州病逝，年仅33岁。
唐才常（1867-1900）
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谭嗣同就义诗中“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另一昆仑指的就是唐才常。他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力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曾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他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9年与康、梁商定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企图用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西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重新当权。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组成自立军七军，唐才常任督办。定于8月9日在湖北的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因康有为未按期汇款接济而延期。前军统领秦力山未得通知，按期独自在大通起事，战斗三天失败。1900年2月28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于武汉紫阳湖畔。
此二人就义或病逝的时候皆因尚处于晚清末年，皆有因政治因素而只能挽以“某君”的难言之隐。事实上，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在同一时期，几乎没有见到公开发表挽他们二人的挽联。
其二：与中华、京洛、谏草堂的关联
1898年3月（29岁），毕永年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开风气，拓见闻”创办了《湘报》，宣传维新变法。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维新变法正式开始。
1897年（28岁），维新运动兴起，毕永年考取拔贡，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常讲救国之策。三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还亲自加入了哥老会，被封为“龙头”。谭嗣同非常欣赏他：“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
变法开始后，立刻触动了大量守旧官员的利益。他们不断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梁；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9月4日，光绪没有请示，便下诏罢免礼部6位“部长级”高官，更是引起慈禧的极度不满。宫廷内外传言，慈禧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满城沸沸扬扬。毕永年逃到上海，得知谭嗣同遇难，愤而“自断其辫，火其贡照，誓不再隶于满清治下”。他对清政府彻底绝望，对康梁保皇派的维新也失去信心，随后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毕永年在横滨见到孙中山，随后加入兴中会，走上了革命反满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后，写了不少著作，有意掩盖否认“围园杀后”计划。毕永年对此相当不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还指出康梁篡改光绪密诏一事。直到近些年，史学家在日本找到毕永年流亡时写的日记（称为《诡谋直纪》），才使得戊戌政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1898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同年夏，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得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二十五年，与兴中会毕永年合作，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事。同年冬回国。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对外则以“东文译社”之名进行活动。接着，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在联络会党的基础上，唐才常组织了自立军，全军分五路，入会者达10余万人。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
《清史稿》中有记：
唐才常，字佛尘。少与嗣同齐名，称“浏阳二生”，两湖学堂高材生也。闻嗣同死，忧愤，屡有所谋，每言及德宗，常泣下。二十六年，两宫出狩，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号勤王，将攻武、汉。被获，慷慨言无所隐，请就死，遂杀之。
综上，唐才常与毕永年皆因与谭嗣同的特殊关系，同康梁变法的策源地北京谏草堂有关联，但是否与作者沈子肃在谏草堂有过旧集，还得从另一方面来论证。
其三：与秋声馆、谏草堂旧集的关联
关于谏草堂旧集。
前文说到，杨椒山在北京兵部任职时住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他起草疏稿的书房，被后人尊称为谏草堂，一直受到人们的凭吊。也是1895年公车上书和1898年戊戌变法的策源地。沈子肃是1897年丁酉科举人，如何与同年为丁酉科拔贡的毕、唐二人在“京洛”存在交集呢？先得从清朝的拔贡制度说起。
拔贡是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而丁酉年正好是光绪帝拔贡之年，故毕、常二人入京城国子监学习的机会。
那么举人和拔贡又有什么关系呢？
通过了地方上省级别的乡试（每3年一次）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中了举人之后才能参加贡试。确定了及格的名单后张榜于巡抚衙门前，此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此榜也叫做桂榜。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沈子肃是举人，能当知县也就是这个原因。
拔贡生作为六贡之一，不能算正式的功名，只能算是一种身份，相当于现在的保送生或推荐生。一般贡生入仕的途径只有三种：一是参加乡试，进而取得更高的功名。二是入监读书，期满后考选授官。三为直接经考试而授官。第三种途径原则上主要是针对贡生中的岁贡、拔贡和优贡生三种而设。
而拔贡作为六种贡生中最牛逼的一种，机会极难遇（乾隆中期为十二年才考试选拔一次），名额更紧张（每省府学二名、每州、县学各一名）。直接保送国子监读修四年，后再经朝考，即分派小京官、知县、县丞、教谕等官吏职，关健是进入了仕途体制内，从此有了进身的台阶。七品官帽顶为素金顶。
那么，拔贡与举人、贡士、进土那个大？虽属同属科举制度，但由于两者不同类，两者对比不太合适，举人、贡士、进士代表功名，拔贡代表出身，如果硬要对比的话，那说拔贡与举人则相近，就象团长与县长相近一样。
综上，唐才常与毕永年作为湖南府的丁酉科两个优秀拔贡生，是需要参加国子监学习、考试才能授予职位和功名的，所以他们都具备入京学习的资格，而当时的谏草堂因杨椒山与公车上书原因，是清末举子到京的重要凭吊地，自然与取得举人资格、准备参加会试的沈子肃有交集的机会。故毕、常与沈在谏草堂旧集是有极大可能的。
关于秋声馆旧集。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上看，均无唐、毕二人与沈在秋声馆旧集的文字记载。笔者作了以下三种推测：
第一种推测：
按照下联之起句“京洛都幻成陈迹矣”，这个秋声馆很有可能是京城的一处文人聚集地。唐、毕其中一人与沈在京洛的“秋声馆”曾有过交集。
第二种推测：
唐、毕其中一人与沈在另外一个叫“秋声馆”的地方有过交集。根据唐、毕二人的主要学习、活动场所湖南、湖北，笔者找到了一个他们可能交集的地点——武汉憩园和“听秋声馆”。
从前文《沈子肃墓表》中我们了解到：“始先生（沈子肃）以光緒丁酉科舉人，分發湖北。總督張之洞器之，委掌文筆，兼警察局坐瓣，使率警官生觀政于日本。既而歷宰鄖應山，代理鄖陽府知府”。1897年-1911年间，沈子肃中举后，曾受张之洞器重，在湖北武昌、应山、郧县任过文员、知县、代理知府。
而唐才常1894年从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两湖学院肄业，是受张之洞赏识的高才生之一。1890年(光绪十六年)四月，张之洞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故名"两湖书院"，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每省员额两百名，另为报答茶商资助，专录商籍学生四十人。两湖书院自成立至1902年止的12年中，造就了大批人才，当年在书院任教者不乏当时名流，如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数学兼翻译家华蘅芳、音韵学家沈曾植等。这里学生也毫不逊色，清末维新派领袖、自立军领导人唐才常，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都曾就读于此。
1897-1900年间，因为宣传维新运动和组建自立军（首脑机关在武昌）需要，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唐、毕二人在武昌多有活动。因当时的文人举子多有受变法图强、维新救国的思想影响，期间与作为张之洞幕僚的沈子肃或有交集。这个交集地点，很有可能在武昌憩园——听秋声馆内。如是，则秋声馆旧集亦有渊源可寻。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
憩园，清湖北布政使署修建的官署花园（原为南宋鄂王岳飞府第的后园），位于武昌司门口，今武昌区政府所在地。建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面积10亩。据史料记载，建园时仅存有数百年前旧园遗留的山丘、水池、奇石、古树，在此遗址上疏池、架桥、扶石、立蹬、培阜植树，建“待月榭”和“枕江阁”，绕以长廊，初具园形。后重建，修复已圮长廊，建“听秋声馆”，周栽矮篱，辟花圃，杂植莳花翠竹等，将旧亭移于丛竹中，题名“筠心”。为节约开支，改屋瓦为茅草顶；在进园处叠石堆山，植茑萝附其上，使之隐蔽全园；修复“待月亭”，并用树根为拾级，将跨池之桥换为木板；扩池近井边，引井水于其中，以防干涸。因陋就简，10余日工成。今已无遗迹可寻。
第三种推测：
按照谏草堂的地位，这个秋声馆或许也是来历不凡。从唐、毕二人曾经成立“中国国会”的聚集地看。当时的“正气会”、“自立会”集会地——上海私家花园张园、愚园内或有如“秋声馆”之类名称的建筑。当然这只是个推测，因时过境迁，是否存在需要从上海的地方志去查证。如存在，则与文中事实稳当矣。可视为是沈对唐、毕其中一人曾经的历史政治活动的的二个场所：“秋声馆”、“谏草堂”参与维新变法集会之概述，而非沈与之有实际旧集。
其四：“蓄道德、能文章如公”的推测
唐才常曾任维新运动重要刊物《湘学报》、《湘报》主笔，著有《唐才常集》。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紫阳湖畔，唐才常就义，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这是唐才常的绝命诗，与他的一生挚友，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当年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遥相呼应，悲怆感人！
与唐才常同年拔贡的毕永年，亦是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早期革命党的重要骨干。他在戊戌变法期间主笔过武汉的《汉报》。变法失败后有过许多著作，其中《诡谋直纪》（内容存疑）是揭露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历史资料。但因与唐的政见有所不同，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不够坚决，曾两次负气出家，最后病逝。
故从“蓄道德、能文章”层面来看，与谭嗣同肝胆相照、“早已誓为国死”的唐才常似乎更契合沈子肃联中的“同年某君”一些。
结 语
同年某君推测——唐才常
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是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开端。1898年戊戌变法时的时务学堂前教习、湖南人唐才常等人发动的起义虽然归于失败，却为以后的革命树立了榜样。
发动会党、策反新军，直到10年后武昌首义还是用这一套方法，最终推翻了清王朝。10年前的这次起义，堪称是辛亥革命的一场预演。
通过本文的论证分析，个人更倾向于沈子肃此挽联中的“同年某君”为谭嗣同绝命诗中“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浏阳二杰”之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唐才常。
●剑气阁联话｜《对联话》沈子肃挽同年某君联补证
●南京清凉山扫叶楼疑联考证
●联都百家讲坛|《对联话》小金山对联考证（主讲：蜀山剑客）
●人倚楼的前世今身——西湖人倚楼徐琪对联考证
●剑气阁联话｜从一副擂赛联考据谈诗坛悬案
●联都百家讲坛剑气阁联话之人物联创作技法系列讲座
联都
往
期
精
彩
联之都
韵之海
梦之园
邮箱：lianduluntan@163.com
谭嗣同简介资料
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没有计时工具的时候，古代的一般百姓就是这样估计时间，虽然不会很精确，但不会耽误事儿的。
再说看了一辈子，他们会有一些经验的，而阴天时就会给古人时间的感上带来困扰，这时就单凭感觉和生物钟了。
可以说更夫本身就是告诉他人时间的，时间以他为准，他当然也得有谱才能当更夫。
如果你待要的话，就看看这个，介绍得很详细
在古代，为了适应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根据昼夜的交替，逐步形成各种计时的方法。
古代计时制度 中国的计时制度 不等时法：上古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共同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以日出、日入为作息的标准时间，就相当于把一天分为两部分，这是天然的不等时法。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对白昼各个不同时刻定有专门名称，例如旦、大采、大蚀、中日、昃、小蚀、小采、莫(暮)、夕等。后来，在夜间有五更五点剖狈īo即把一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并形成敲梆报时的习惯。等时法：西周时代，为了计量时间，根据太阳的周日视运动，把一天分为十二个等长的时段，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来表示.
另一种等时制是把一天均分为一百等分，即百刻制，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计时法，其产生年代尚无定论，但关于百刻计时的资料，既有文字记载，也有出土文物印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指出“昼夜百刻”，东汉马融注解《尧典》时说:“古制刻漏昼长六十刻，夜短氖
谭嗣同简介资料
译文：自古至今，高天的滚滚云涛团团簇拥着这座城，一任猎猎秋风吹散了清脆的马蹄声。奔腾的黄河流入平坦广阔的原野仍嫌受拘束，连绵的秦岭山脉，进入潼关（以西）便再也不知何谓平坦。
原文：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潼关》是清朝谭嗣同所作。透过少年谭嗣同这首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山水绝句，我们仿佛听到一个迅速临近的新时代的脚步声。潼关位于关中平原东部，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潼关的形势非常险要，南有秦岭，东南有禁谷，谷南又有12连城；北有渭、洛二川会黄河抱关而下，西近华岳。
扩展资料创作背景：公元1878年秋，十四岁的谭嗣同（1865—1898），从湖南故乡赴甘肃兰州父亲任所途中，经过陕西潼关，在这里饱览了一番北国山河的壮丽风采，故作此诗。
作者简介：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
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
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
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潼关简介：潼关设于东汉末，当时关城建在黄土塬上，隋代南移数里，唐武则天时北迁塬下，形成今日潼关城旧址。唐置潼津县，明设潼关卫，清为潼关县，民国时袭之。
因为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扼长安至洛阳驿道的要冲，是进出三秦之锁钥，所以成为汉末以来东入中原和西进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
谭嗣同简介资料
康有为出生1858年3月19日广东南海逝世1927年3月31日山东青岛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梁启超（1873－1929）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男,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长沙浏阳人，著名维新人物。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我自……”两句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
《谭嗣同年谱长编》——系日排比的谭嗣同文献史料，适时填补了谭嗣同年谱长编研究领域的空白
与其相忘江湖，不如点击上方“岳麓书社”关注
《谭嗣同年谱长编》
作 者：张维欣 著
出 版 社：岳麓书社
I S B N：978-7-5538-1022-5
定 价：80.00元
装 帧：锁线精装
京东购买戳?
当当购买戳?
本书特色
系日排比的谭嗣同文献史料
适时填补了谭嗣同年谱长编研究领域的空白
全书三十余万言，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这一历史伟人的必备之书。
本长编以谭嗣同生平事迹为主线，收录谭嗣同及与其关系紧密的其他人或事件之资料，借以完整展现谭嗣同之政治、思想活动脉络，并从谭嗣同之角度，尽量完整勾勒戊戌变法之全貌。
谭嗣同是民族先烈，也是浏阳先贤，继承、发扬的基础是整理与研究。
锁线精装，纸质优良，印刷精美。阅读收藏皆宜，阅读体验良好。
内附精美插图，直观展现谭嗣同及其手迹。书末附谭嗣同参办学会、报刊、学堂、实务统计表及其生前发表文章汇总表，全面展现谭嗣同短暂却绚烂的一生。
内容简介
本书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的必备之书。书中对谭嗣同的时代背景、生命历程、家世交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分梳、辨析、考订，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史实错误，还厘清了谭嗣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彗星”其思想的形成理路和发展轨迹，从而在年谱之外具有了思想评传的价值。
作者介绍
张维欣，青年学者，山西太原人。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浏阳谭嗣同文化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以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为主。担任纪录片《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浏阳谭嗣同纪念广场主要设计者、新编《谭嗣同集》整理者之一。
名家评论
《谭嗣同年谱长编》对谭嗣同的时代背景、生命历程、家世交友等多方面进行了认真分梳、辨析、考订，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史实错误，勾勒出了谭嗣同短暂而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并且厘清了谭嗣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彗星”其思想的形成理路和发展轨迹，从而在年谱之外具有了思想评传的价值，值得一读！尤需指出，作者是一位非历史科班出身的小姑娘，集十余年之功，编著出这样一部年谱与思想评传兼而有之的著作，实属不易！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愚素以为，人文学科领域的许多好成果，大抵是衣食无忧、颇富闲暇的人贡献出来的。维欣所作《谭嗣同年谱长编》就是这样的好东西。作者的聪慧、勤奋及搜集、使用资料的老辣，确实令人钦佩！
——陈宇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党委书记、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常务理事）
作者以崇拜先贤的真情，苦心结撰，排辑史实，比对文献，力求原汁原味地展示谭嗣同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为走近谭嗣同提供了新途径。
——王夏刚（大连大学教授、谭嗣同及近代史研究学者）
谭嗣同是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关于他的研究是多多益善的。关于那个诡谲年代，尚有很多不为人知之事。维欣所作《谭嗣同年谱长编》厘清许多历史事件，且不乏新发现，让人可以更清晰地审视那个时代，同时也对今天的我们深有启示。
——柳肃（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岳麓书院首席顾问专家）
《谭嗣同年谱长编》虽写成于28岁，作者研究谭嗣同却已有十余年之久。本书将相关文献史料系日排比、勾稽考订，并将谭氏书札、诗词、文章加以编年，于前人成说之不确定处则加以甄别按断，足见作者之严谨与功力。
——彭晓玲（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全委会委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
目 录
>
精美彩插
>
正文试读
>
书 影
△《谭嗣同年谱长编》，岳麓书社出版
【完】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书讯|岳麓书社2021年第四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1年第三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1年第二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1年第一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0年第四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0年第三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0年第二季度新书推荐
书讯|岳麓书社2020年第一季度新书推荐
觉得今天的推送还不错？
顺手关注一个呗！
谭嗣同简介资料
这句话是谭嗣同说的，谭嗣同所在的时期在中国已经是近代，中国这个称呼在当时已经很普遍了。只不过不是现在“中国”的意思。自古古代中国中央政府自封“天朝”的，当然也因当时中国不少大朝代确实也为中国周边的小国们所臣服，也称中国为“天朝”。
这和“中国”这称呼得来出处很相近，中国强盛的时候，丝绸瓷器远销欧洲，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人都被中国制作精美的产品所吸引，唐朝时日本也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技术，“中心之国”这个称呼虽是自称，但也有国家强盛的基础作保障。由次在清朝时期也有“中国”之称。
扩展资料：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
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
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了解谭嗣同，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
与其相忘江湖，不如点击上方“岳麓书社”关注
一百二十多年前，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为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献出了宝贵生命。一百二十多年之后，《谭嗣同年谱长编》得以出版，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谭嗣同年谱长编》，张维欣著，岳麓书社出版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处在近代民主进程和时代剧变中的知识分子代表，研究谭嗣同个人，有助于考察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裂变中的矛盾与冲突、群体与分化、进步与反复等各种现象。
他的生平，是梳理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他的思想，代表了危机中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是从改良到革命、从旧学到实学、从经世之学到绅权理论的演变，也是近代大乘佛学、今文经学、自然科学三大思想主流的体现；他的精神，则更是感召着此后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古人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在谭嗣同身上都有绝佳的体现。
唯其如此，深入研究谭嗣同的生平和思想仍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以往研究谭嗣同的学者及其相关成果已有不少，仅年谱类著作，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有三种：谭氏后裔谭训聪先生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杨廷福先生的《谭嗣同年谱》、王夏刚先生的《谭嗣同与晚清社会》附录的年谱部分。这几部著作，为当下研究谭嗣同提供了相当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少独家信息和史料尤为珍贵。
随着对谭嗣同研究的日趋深入，很多新的资料得以发掘，因而写作一部翔实的谭嗣同年谱长编十分必要。且众多近代著名人物皆有年谱长编，而谭嗣同还未曾有，浏阳市政协文史协作项目——青年学者张维欣编著的《谭嗣同年谱长编》适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三十余万言，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这一历史伟人的必备之书。
作者怀着对先烈的虔敬和对学术的赤诚，踏访了甘肃、陕西、湖北、上海、江苏南京及湖南浏阳、长沙等谭嗣同去过的几乎所有地方，走访谭嗣同及其师友的后人，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一手资料。
同时，搜集、查阅了以往谭嗣同研究中未曾运用的史料，如夏曾佑、唐煊、缪荃孙等人的日记，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龙永宁、石陶钧等人的回忆录，《盛宣怀未刊信稿》《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八指头陀诗文集》《刘善涵集》《夏曾佑集》《申报》《知新报》《点石斋画报》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稀见海外史料，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陆军省大日记等。有的材料虽未见稀缺，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一些史料单独审视无甚关联，加以整合则顿出新得。
作者并未满足于史料之搜集、考订、裁剪与编纂，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烦琐严谨的推敲与考订。书中梳理了谭嗣同所有信札的时间、《谭嗣同书简》中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信札的时间、以及谭氏挚友唐才常的书信时间；并几乎将谭嗣同所有诗词、文章加以编年，前人成说之不确处再加以甄别按断。附录部分关于谭嗣同生平所参加的学会、报刊、实业、学堂统计以及参与状况，直观而全面，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用以事系日的方式厘清了很多难以考证或稀见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乏独到的观点与见解，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有：
谭诗及信札系年系日，刘锦棠奏保谭嗣同奏折及始末；耙梳浏阳算学社以及算学馆具体建成过程及始末；谭嗣同与黄宾虹关系考证梳理以及文献谬误证伪；谭嗣同与多位师友结识、交往的具体时间和过程；与谭嗣同相关的古今地点对照以及旧址考证；谭嗣同现存三张照片拍摄时间与地点考订；谭嗣同参与经元善所办女学堂事宜考订；湖南维新运动新旧之争中的具体过程；谭嗣同在时务学堂、南学会中具体任职情况与参与事件；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的具体参与程度；谭嗣同受张之洞委派赴日始末；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否至日本使馆、何时与梁启超诀别等存疑事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实为康有为指派；证伪谭嗣同24日被捕说，证实应为23日；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始版本考订；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过程以及新旧矛盾激化当中与谭嗣同相关的情况。
这些新见，容或仍可进一步充实、完善乃至商榷，但作者以一己之力，能臻至此，足堪嘉许。
谭嗣同是民族先烈，也是浏阳先贤，继承、发扬的基础是整理与研究。为此，我们乐见其成，付梓出版，并以此纪念谭嗣同殉难一百二十余年。
是为序。
浏阳市政协主席 李家喜
本文为岳麓书社《谭嗣同年谱长编》序，作者李家喜。
推荐阅读
《谭嗣同年谱长编》
作 者：张维欣著
定 价：￥80.00
本书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的必备之书。书中对谭嗣同的时代背景、生命历程、家世交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分梳、辨析、考订，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史实错误，还厘清了谭嗣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彗星”其思想的形成理路和发展轨迹，从而在年谱之外具有了思想评传的价值。
京东购买戳?
当当购买戳?
作者介绍
张维欣，青年学者，山西太原人。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浏阳谭嗣同文化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以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为主。担任纪录片《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浏阳谭嗣同纪念广场主要设计者、新编《谭嗣同集》整理者之一。
目 录
>
精美彩插
>
正文试读
>
书 影
△《谭嗣同年谱长编》，岳麓书社出版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古代文学中，为何总有“打虎英雄”出没？
20首宋词中的春天，唱尽大宋三百年沧桑
专访|世有诗话、词话，却无八股文话，这套书填补了出版空白
杨度的书法好在哪里？他的书法造诣你知道多少？
觉得今天的推送还不错？
顺手关注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