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除了绝命诗，谭嗣同还培养了两个学生，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除了绝命诗，谭嗣同还培养了两个学生，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戊戌六君子”作为近代史上最悲情的革命先驱，一直受到后人的崇敬和怀念，尤其是谭嗣同，其在狱中所作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名垂千古。关于谭嗣同，可能很多人只知道是革命先驱，以及失败的变法和壮烈的绝命诗。事实上，谭嗣同有两个学生比他还要出名，甚至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

早在谭嗣同在长沙时，创办了长沙时务学堂，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非常优秀，这两位学生天分极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

谭嗣同（tánsìtóng），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出生日期：1865年3月10日牺牲日期：1898年9月28日电视剧谭嗣同形象(20张)民族：汉族祖籍：湖南浏阳故居：湖南省浏阳市大夫第出生：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父亲：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母亲：徐五缘其他：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北京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莽苍苍斋）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著名维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谭嗣同相片及故居(20张)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据说此诗被梁启超“篡改”过，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证据不足，难以采信。谭嗣同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澹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生平谭嗣同故居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谭嗣同致刘淞芙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谭嗣同就义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碧血丹心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梁启超谭嗣同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1898年3月，他又与唐明夷待访录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光绪帝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唐朝时期中国盛行的昆仑奴究竟是怎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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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

因为谭嗣同想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回“人民的良知”，都知道“戊戌变法”是次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而且也是为了能够解放封建的人民，可是变法终究还是没有得到实现，而之后谭嗣同甚至是一些人本想要逃跑，可是他却偏偏留了下来，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如果“变法”不能够成功，就算自己走后什么也不能改变，那么之后人民将更难以被“唤醒”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将“生死置之于外”，与封建的制度做出了最后的争夺，这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上的豪气和壮志，有人说“舍生取义”这个词完全可以用在他的身上，而当时人民的愚昧已经让他难以想象，很难去做什么，而且如果当时谭嗣同没有挺身而出的话，那之后可能一切也会发生其他改变，所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能够选择生死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前者”，只要能够“生”，那之后就还能做很多的事情，可这次重要的改革是谭嗣同最重要的事情了，毕竟手中又没有权力，只是有想法，可却无处实现，可以说当时的谭嗣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但是为了人民为了国而牺牲的他，真的让人敬佩，而这种“精神”也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其实想想就算当时可以被救得出来，估计也并不会逃走，因为已经如此坚定了，还有就是自己内心也不会允许，和所“灌输”的思想教育。

有心杀贼的贼指的是什么?谭嗣同为什么感到无力回天?

贼是指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原因是：实权掌握在顽固派手中，维新派没有实权

《创意时代》获奖的两个小学生是哪个学校的？

广东佛山西山小学的，在创意时代节目中都有说呢！如果想了解得更多，给你个链接自己去看吧！http://time.zhubajie.com/里面还有很多图片和视频……

杨昌济是梁启超的学生吗？

杨昌济应该算是梁启超名义上的学生。

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中文分教习，是杨昌济的老师。而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只能算是杨昌济名义上的老师。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后求学于岳麓书院，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

1913年后回国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参加筹备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被誉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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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代表著作是(),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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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丨谭嗣同与林圭的师生情谊

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征文

二等奖获得者

作者 林利丨庚子烈士林圭之孙女

纪念谭嗣同征文比赛

湖南省博物馆展厅二楼，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室东北角橱窗内，摆放着一架古琴，名曰“崩霆”。古朴的琴体上刻有铭文：“雷经其始，我经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崩霆琴”静静地躺在若大的博物馆里，似在向人们默默倾诉……

（图：谭嗣同崩霆琴铭）

于人而言，观琴忆人：世人皆晓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更是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第一人。于我而言，睹物思人：谭先生不仅是我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也是我祖父林圭人生道路上的引领人和指路人，更是林圭仰慕的、用毕生去追随、用生命去换取民族复兴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谭嗣同牺牲两年后，林圭前赴后继，与其师唐才常、梁启超及时务学堂同学、留日学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在孙中山的支持下，1900年8月如箭在弦，却因人告密败在了清王朝的屠刀下。他们以行践言，硕然绽放，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谓惨烈而悲壮！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连串不朽的乐章。琴音袅袅，古韵悠悠，在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中，铿锵地诉说着历史的天空。

（图：谭嗣同像）

林圭，字述唐，别号悟庵。1875年10月12日出生于湘阴樟树港镇一个较殷实的的商家，兄妹四人，排行第三。因天生聪硕，幼时显示出超人的思维和好奇之心，加之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镇上读私塾时，其父林松桂由人介绍认识了在长沙的黄先生，经黄先生介绍，林圭与长兄林绍敏寄住欧家与欧阳植斋同受业于黄先生，食宿俱在欧家，欧阳植斋的父亲早已亡故，他的祖父就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安仁欧阳厚均老师，家颇富有，学风优良。欧阳植斋的母亲欧阳宝珍见林圭聪明懂事，特别喜爱，将其收为义子。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被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广西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之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兄弟俩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戊戌年是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正是林圭忧国忧民之时。如一叶孤舟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他，考入时务学堂时曾给他的老师黄先生信称（1898年4月18日）：“风闻各国瓜分中国，仅存山、陕二西，以为今上终享天年之地；湖南地处偏僻，人尽强悍，各国公治之。总理衙电达陈中丞云：“事不可为，死而后已。”兹信传播，心惶惶。倾念身世，将何处从？黄种厄运，诚足悲叹！”

（图：林圭像）

189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之际，正是德国强占胶州湾，新一轮民族危机重又卷起之时。时务学堂的创办，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之始，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典型代表。虽然学堂某些创办人的初衷被改变，却因为历史赋予的责任，让维新志士们承载了历史的担当，“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了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更是倍加珍惜。他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宣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

缘份的历史，缘份的人。1898年4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恰好这年春，博学多才、满腹新知、见多识广的谭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正是这种交集让他们的师生关系来得更猛烈、更绚烂。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一，兼学堂总监，并且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谭嗣同在湖南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左右了时务学堂的方向”。在谭嗣同的推动下，时务学堂发生了较大变化。加强了自然科学教学，数学、天文、物理、军事、光学等近代化的自然科学在学堂中占较多的比重；重视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并向学生大力灌输民权和反清革命思想。谭嗣同发挥了《仁学》中的政治观点，向学生讲述君民关系、民权的意义以及清政府的残暴和腐败。他还把《扬州十日记》和《明夷待访录》用铅字排印出来，散发给学生。唐才常等人的认识和谭嗣同基本一致，他也全力向学生讲解如何兴民权，如何得革命。梁启超回忆说：“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这些观点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脑洞，其思想发生较大的飞跃，“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图：湘学报）

面临亡国处境，谭嗣同与时务学堂的教习及维新人士不遗余力地利用学堂、学会、报纸、等宣传阵地及工具向人们贯输激进思想，倡言维新。谭嗣同强调指出：“唯变法可以救之。”“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变则存，不变则亡，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变法以期振作”，不变法，就将“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

变法，即变中国传统之法，其中，重要的如限制君权、伸张民权。谭嗣同是这样指出民权与富强的关系的，他说：“今之策富强而不言教化，不兴民权者，吴雁舟所目为助纣辅桀之臣也。”民权不兴，即使能富强，也只是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暴虐统治而已。

谭嗣同、唐才常大胆而激烈、振聋发聩地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君主专制的弊端，引起学生们强烈反响。林圭以其颖悟绝伦的头脑与敏锐的观察力接受老师们授予的新知识与新观念。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深受老师的喜欢。曾有同学记述：“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并且，谭嗣同也对这位青年才俊十分关注，他不吝溢美之词地夸奖林圭，“常许为造世之雄”，这在谭嗣同对自己学生的评语中是首屈一指的。多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里称：“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受学堂教习们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维新思想的影响，林圭越渐进步，他在《古人惜寸阴今人当惜分阴说》文章中言道:“况夫世变目亟，外侮交迫，国家需才孔殷，欲其速效。而我辈所读之书繁学之学伙，经史以正其本，中齿难卒其业；新学以启其慧，半生犹步其尘。又况农、矿、工、商之专门，交涉、军戎之繁务，事事物物，纷至沓来，纪载报章，岁出以万千计。而又有科举不废之八股试帖，名流竞尚之考据词章，孱杂于其中，以分人工，以歧人向。则虽有八千春、八千秋，吾知其靡误与一朝等也。推之为官为国，何莫不然。除害惟患不枭勇，民无有不治；兴利惟患不急切，国无有不强。耻惟恐其忘，靡不雪；智惟恐其塞，靡不开。何则？有所恐患，则时无怠心，心无怠思，则刻难虚掷，所谓得其道者，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嗣同先生阅后，批：“侃侃而谈，深中时弊”。对学生的作文给予高度评价，无疑给了林圭极大的鞭策。

（图：谭嗣同武士装像）

谭嗣同在看清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后曾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屏藩之削夺，吾且弗暇论焉。舐糠则既及米矣，剥床则既切肤矣。”学生们受到先生爱国情怀影响，经常谈论国事，爱国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事。”唐才质曾回忆：“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正是教习们不断言传身教让学子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弊，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蔡锷也说：“我们求学，是为了探索教之精微，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

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紧配合。林圭在其写给黄老师的信中可见一斑：“圭在乡，亦开有广益会，阅讲报学，一如南学会例），改书院（城南、求忠，并有更改之议。求贤改作武备院，业经出奏，亦已聘来教习。各府、厅、州、县之更改者甚多，浏阳为最。圭等将集同志，禀请改仰高为时务学堂），设茶务公所（集股开办，张雨三，又兼宛平学使），河北宛各贤县令变通县试（浏阳分六门；长、善首场，制艺以后，杂志论说；湘阴亦试时事），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即不缠足会一端，每日趋登《湘报》告者数十计（湘省不缠足，开设《湘报》馆。圭等又分会于乡，易名卫”。 林圭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1898年4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加入了谭先生等创建的不缠足会（《湘报》第三十二号）。时务学堂不少学生先后用行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并在日后与守旧派的斗争中仍旗帜鲜明追随维新志士，直至学堂改旗易帜。

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的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他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因抵武汉时生场大病，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到京后，不知是出于请教还是关心时局和老师，据谭先生一位后人追忆，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廉曾写信给他。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先生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最后的决别，更成了林圭镌骨铭心的痛……

（图：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自嗣同始！”一场在中国大地呼啸而过的维新运动中，豪情万丈、气势惊天、脱颖而出的谭嗣同终成壮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谭先生牺牲消息传来，林圭“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从此以革命自任，并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莘莘学子忧国忧民之情加剧，更加醉心于国事。他在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改正范氏日记及批劄）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仁义者何也？董子日：“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则是不以私利利吾国，不以私利利吾家，不以私利吾身也。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而为仁义之起点也。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脧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急剧。 

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党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率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离开时务学堂的林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几经辗转，又投身于梁启超老师在日本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这群志大言高的学生在东京与其他学校留学的青年们“日夕高谈革命”，救亡图存之意更坚。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满怀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积极进行组团活动壮大革命队伍。“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是由蔡锷、林圭等于1898年组织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该会主要是团结志土，练习日本兵式体操、射击打把等。他们立下蹈立之志，摩历以须，枕戈待旦。”

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发扬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戊戌政变八个月后，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先生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夫学，犹之耕地，不耕固无所得食，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得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之于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图：梁启超像）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在在红叶馆举行饯别会，特请早已有意合作与结盟的孙中山、陈少白陪宴，以示精诚。“林圭在行前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热情地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行止告诉他，以便加强联络。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当时任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党，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院，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约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二万人。还有会党成员十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由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1890年8月，已计划举事的自立军因军费不继而一再展期。在汉口自立军弯弓待发之时，8月21日晚，老奸巨猾的政治屠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清兵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宝顺里四号，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将领，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在内的多名自立军统领。并于8月22日深夜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时年唐才常33岁，林圭尚未满25岁。张之洞为灭后患，杀害千余人，还有更多的人流亡各地，一场人数多达十几万的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残酷镇压。庚子起义是比戊戌变法更大的一次流血，时务学堂的精英不赀之损为日后革故鼎新树起标杆。

（图：唐才常像）

谭嗣同是林圭在时务学堂最早接触的老师之一，也是林圭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引领人，谭嗣同肩负启蒙与救亡双重历史使命来传授维新变法的思想，以变化日新为宗旨，带有鲜明的近代气息，是时代使然，让年轻的林圭找到契合；谭嗣同为“开民智”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兴学会、办报纸，办矿山，为图国事，倾力而为，将全部精力献给亟待变革的社会和急需拯救的人民，对维新思潮中涌现的年轻志士奖掖扶持，热情引导，竭力保护，谭嗣同以《仁学》之精神，执著于无我，始终将无我与仁联系起来，宣称无我是仁的应有之义。“夫仁，通人我之谓也。”“惟平等然后无我，无我然后无所执而名为诚。”谭嗣同论述无我与仁、平等密切相关，极力推崇仁以及对平等的向往，其实质是提倡无我。言行若一的谭先生以其宝贵的生命践行了无我。谭嗣同出生仕宦之家，游历无数，体恤民情，一生经历多次坎坷。生活负他，他却报之以歌，真可谓：“凡心所向，素履可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林圭追随先生，蹈峰饮血。血的飞溅，分不清是义的演绎，还是情的崇高！

（图：庚子烈士墓）

你们是绵绵夜色中飞翔的雄鹰，历史的凝重，没有退却，冲破夜色的笼罩，寻找黑暗前的黎明，热血翻滚，在死亡来临的一瞬，有的只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悲壮！

“崩霆”七弦琴是谭先生生前珍爱之物，它离开主人已有整整一百二十载。这尊浏阳“大夫第”宅院里由暴雷劈倒的梧桐而制成的琴，依然完好，琴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这难道不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吗？是皆有益于人而无益于己啊！

附：林利致祖师复生先生

吾祖师复生先生尊鉴：

我与您从未谋面，却是您曾谆谆教导过的弟子林圭的孙女，一个极普通年逾七旬的老人。从小就听我父亲讲您的故事，讲林圭的故事。既模糊又清晰，既遥远又亲切，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刻骨铭心，它缘于时间的堆砌吧。越了解您就越觉得您的伟大，就越觉得我应该给您做点什么，哪怕微不足道。

先生，您还记得吗？您的学生林圭、范源廉在戊戌年您应诏赴京后，曾写信给您，虽然我们已无从知晓此信的内容，但我相信：就象我今天给您写信一样真诚，它饱含着对您的崇敬，对您的关心与关切，对您的思念……

宇宙浩渺，星汉灿烂。仰望星空，不知哪颗是您？我更愿意您是晨曦中闪烁的启明星，广漠的天幕上唯您最亮！

不知什么缘份，林圭成为您的学生，让我读您更多。时空将我们拉得遙不可及，但又如此清晰。恍如隔世（超越时空），走到您伟岸的身旁，倾听您在南学会激情演讲，看到您在时务学堂热情奔忙，读懂了您奋笔疾书的日夜辛劳。

斗转星移，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您早已长眠于印下无数稚嫩而坚实脚印、毙而后已、无比眷念的这片故土中。您可知道？当您年轻的生命在义无反顾中嘎然而止时，是您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先生与您的摯友梁启超先生，他们“….愤国事之日非，动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并远赴日本，在那儿成立了自立会，拟定了雄心勃勃的自立军起事计划，率领您的一批优秀学生，联络同志，扩充势力，以图大举。学生们高举您的义旗，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反清革命的最前沿。林圭无疑是最坚定的一个，他成了自立军中军统领兼自立军总部机关负责人。来到了您曾满怀感叹过“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的武汉，举戈起义。

可您知道吗？尽管他们其意可鉴，其志可坚，但他们还是失败了，他们倒在了清廷残酷的屠刀下。您牺牲两年后，唐才常先生与林圭等众弟子及自立军革命志士以“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的大无畏精神，为推翻清王朝，为民族复兴捐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是您的好友和学生！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当您大义凛然牺牲后，更无从知晓，李闰夫人肝肠寸断，常夜以泪洗面。“乃克制情性，力图振作，并改名为臾生”。我的祖母徐氏二姑在祖父林圭牺牲三年后才知真象，悲痛欲绝，旋即改名林徐守圭。她们以同样的方式怀念自己的亲人。擦干眼泪，为您们的家抚后教子，先后在浏阳、长沙创办女子学校，终其一生。她们没有倒下，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大梁，栉风沐雨，负重致远，不云辛劳。

每当站在您墓地或葬我祖父林圭等烈士的庚子革命烈士墓地时，忍不住悲从心来，那是撕心裂肺的痛……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说过：“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我常想，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尤其是人迹更少的英烈之家。但我绝不能忘记先辈们如此不同的人生！有些事，于时光之中，会刻骨铭心，虽慢慢远离，却永不消融……

您知道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无数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终于在您牺牲十三年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推翻了衰朽不堪的清王朝，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腐朽的封建王朝早已一去不复返，您的理想已经实现。想必天堂的您和师友们、英烈们的相聚会少一些悲哀，多一些欢乐。当阳光在天空灿烂，我们不会忘记启明星的璀璨！

                林圭孙女林利敬叩

碧岑长青山河同在

一个你不知道的谭嗣同

一段你从未听闻的近代史

“维新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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