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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
发布时间：2023-11-15 03:21:20 admin 阅读:59
苏格拉底之死
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属于哪一绘画流派？
新古典主义。
《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或称雅克-路易·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体现了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画中镇定自若、一如既往讨论哲学的苏格拉底使人崇敬，而他周围哀恸不已的朋友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苏格拉底之死揭示的意义？
苏格拉底是被判处了死刑，但苏格拉底所留下的问题却成为后世永恒讨论的主题。为什么当时作为民主典范的雅典城邦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审判苏格拉底的500人议会是一个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的机构，雅典虽然在当时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但是对民主本身却没有设立任何的制约机制。凡是公民大会或者500人议会通过的决定，都拥有最高的权威，因为这是雅典公意的体现，而公意永远是正确的。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不受法律制约的无限权威，永远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因为只有上帝的智慧和公正才能享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有资格去行使无限权威。无论是以国王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民主政府的名义还是以贵族政府的名义，只要它行使的是无限权威，那么这就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
特别是，当无限权威是以人民的名义、以公意的名义来对少数人施加强迫时，少数人几乎无法抵挡它们。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少数人唯有服从。雅典城邦正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的民主制使后人明白：不受制约的民主无异于多数人的暴政。
苏格拉底的死告诉我们，即使是多数人的民主，即使是公意的统治，也有必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我们应该根据法律来统治而不是根据意志来统治，我们应该接受的是法律的审判而非意志的审判。躺在人民意志旁边的是静悄悄的法律和传统。正如阿克顿勋爵在反思苏格拉底之死时所言的：“全体人民的统治，即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阶层的统治，有着和纯粹的君主制一样邪恶的本性，因而基于近乎相同的理由，需要自我制约的保障制度，并且应当实行永久的法治，以防止舆论专横的革命。”
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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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
——房龙《宽容》
文|[美] 房龙
译|陈小颖
节选 |《宽容》
每当谈论起世界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希腊文明的不进反退时，人们总会以苏格拉底的不幸为例来佐证雅典人的冥顽不灵。如今，经过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对苏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虽然有点招人厌烦，却才华横溢，他用追求学问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还相信神明的存在，于是苏格拉底便自称神的使者，能预示以何事不当为。虽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灵迹”，却知道他对常人视作神圣的东西嗤之以鼻，对传统习俗置之不理。最后，当政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位饱学之士。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这个塌鼻梁、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辩，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叨。苏格拉底一生清贫，对谋生之事不甚在意。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帮人洗衣以帮补家计。他曾多次参加远征，也曾多次上阵杀敌；他做过雅典公民大会的议员，也是不少著名学者的老师。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宁可慷慨赴死。 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他坚信人具有崇高的命运。他的理论打破了旧哲学体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教导人们，“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塑造命运的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负责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议事会成员。他们大多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精心安排的人选，其中还包括不少学者。面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法官，苏格拉底发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讲。
他说：“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人只要坚守善本，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同，没有家庭或物质的支持，也足以俯仰无悔于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应拥有自由讨论所有问题的权利，且不受政府或权威的干预。”
遗憾的是，这是在最不合适的场合上发表的最不合时宜的言论。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爆发之初，雅典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仆关系也有些剑拔弩张。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温和分子”，既看到了双方各自的利弊，又尝试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让大部分理智的民众满意，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争吵的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贵族失势，民主派控制了希腊全境，苏格拉底便大难临头了。他的朋友预见到了他的结局，纷纷劝他尽早逃离。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阔。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以丰富的学识针砭时弊。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支柱的，苏格拉底热衷于撕下他们的伪装，并将其思想骗术公诸于世。
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甚至于他在上午才说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还有人把他的经历编成了戏剧。直至他被捕入狱，关于他的一切全希腊上下已是无人不知。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罪孽和不满的“学术界”的危险分子。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仍满怀激情地舌战群儒，让大部分法官越听越想放他一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欢争辩和说教的坏毛病，并承诺此后不再干涉别人享乐或无休止地给人提问题。
苏格拉底拒绝了。
“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至此，法庭已别无他法，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雅典法律规定，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朝拜的圣船还没返航前不能行刑，于是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整整一个月里，苏格拉底没表现出丝毫焦虑，只一心钻研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本有机会逃跑，但最终还是选择笑着留下。他说他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含辛茹苦；现在他累了，只想静静地等待属于他的归宿。临刑时，他还在和友人交谈，教导他们分明是非，劝诫他们莫要沉迷于物质享受，要重视精神修养。
接着他饮下鸩毒，躺在床上，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苏格拉底之死让他的学生们心有余悸，他们一度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默默度日；而在风波稍有平息后，他们又回到了老地方，继续公开讲学。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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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深刻哲理
在西方文明史上，能与耶稣之死相提并论的仅有苏格拉底之死。劝人向善的耶稣为了替人类赎罪死于十字架上，得以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同样劝人向善的苏格拉底因“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死于雅典监狱被历史铭记。然而，与耶稣的杀身成仁、死而无憾相比，苏格拉底的死更具悲剧色彩，他死于不理解自己的雅典同胞之手，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更是一大悲剧。对于这样的大悲剧，后人理当一探究竟。
苏格拉底早已远去，其一生述而不作，未给我们留下片纸短张，历史上有关他的生活和思想言行的记载主要从其朋友兼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里获得。一般认为，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是遭戏弄、调侃的、具喜剧色彩的苏格拉底，色诺芬记录的是作为常人、平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无论谁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接近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能够让历史铭记，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柏拉图笔下的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这样的苏格拉底也许有理想化的成分（历史上又有多少人和事是原本的面目而没有后人的穿凿附会的成分呢？），然而后人宁愿相信这样的苏格拉底，至少并不反感。拙文对于苏格拉底悲剧性之死的探究姑且就以柏拉图的记载为主要文本依据。
根据柏拉图的《自辩词》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表面上看，苏格拉底是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起诉的，但在这两项罪名背后隐藏着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苏格拉底的强烈不满与民主派的无条件拥抱。至于为何民主派不直接以“反对民主政体”而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起诉苏格拉底？那是因为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民主政体，他只是对其时被别有用心的民主派利用、已然变质的民主制表达强烈不满。
民主派将“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这两顶大帽带在苏格拉底头上在当时的雅典城邦还是能服众（庸众）的，毕竟苏格拉底出于对其时雅典民主制的不满确实不信奉雅典城邦专有的神祇——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此二神祇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城邦专有的神祇，还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向任何人宣称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苏格拉底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富家子弟投靠自己，无所顾忌地揭示其时民主制的弊端。
其时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苏格拉底如此不满？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当如何？这是两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苏格拉底身处雅典民主制面临深刻危机的时代，民主政体几经被推翻，经历过寡头政治统治的普通雅典人痛恨寡头政治的专制和暴虐，他们怀念雅典民主制曾有的辉煌，但并不真正领会民主制的精髓，将民主制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而重新掌控政权的民主派已如惊弓之鸟，大搞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为使自己的意图和欲望现实化，行为合法化，他们摇唇鼓舌，通过巧妙的“辩论术”将正义等德性置于抛弃了真理客观标准的、以利己为价值取向的个人臆见及其自由意志的肆意玩弄之下，以民主代言人、民众利益维护者身份自居的他们利用民众对民主制的好感和误解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尽其所能地取悦大众，煽动民众情绪，将大众民意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使大众沦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和失去是非善恶判断力的庸众，使民主完全沦为实现其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这种完全受已然堕落的民主派操控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是“非正义的民主制”和“庸众的暴政”。雅典民主制的这种弊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吉牛西之役大败斯巴达海军，政客们却以阵亡将士的尸首没能及时运回为由，滥用冠冕堂皇的民主对10名海军将领提起诉讼，公民大会判处其中9人死刑，大会核心人物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合法，投了反对票，得罪了操控民意、排斥异己的民主派，被结党营私的他们怀恨在心，这为后来被控告埋下了隐患。雅典民主制的工具化、庸众化和民主精神的败坏，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然成了徒具民主驱壳的累赘。富有哲学反思精神、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对此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勤劳的、清醒的、执着的却令人反感的牛虻，去叮咬雅典这匹昏睡在虚假民主制温床上的、血统高贵的惰马。
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民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不应是被少数利己主义者利用的工具，不应是未经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应经受省察，应受到制约，应合乎正义，应体现公众利益，应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学派’）统治”的精英治理，尽管这一民主理念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与其时的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民主派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
除了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导致苏格拉底遭记恨并被控告以外，其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恼了雅典的上流阶层及其盲目追随者也是其遭记恨并被控告的原因。
雅典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定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觉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决心对“神谕”进行求证。他每天出没雅典的各种场所，与任何人以追根究底问答的方式讨论人的各种德性问题，那些本来自认为很明白的人最终都被苏格拉底这个自觉无知的人问得自相矛盾、无话可说，陷入思维困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终于明白，原来众人都是自作聪明，神谕说我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我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自知其无知”是人的唯一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拥有“智慧”德性的东西，而人只有拥有这种自觉反省才能追求关于“善”的真正意义的知识，才可能踏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同时他体会到神要赋予他以天职，那就是通过他让别人也达到对自己的“无知”有清醒的自觉，这是一种比自己优秀得多的存在者的神圣命令，如果不服从就意味着选择了恶行，背离了“善”。由此，他苦口婆心劝说人们要潜心向善，清醒认识自己的无知。然而他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怒了许多有身份、有脸面、享有智慧声誉的上流阶层。常常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他们觉得苏格拉底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故弄玄虚、故意找茬，是不安好心地扒光他们身上的华丽服饰，令他们当众出丑，为此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则与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关，说苏格拉底主动求死也不为过。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凭苏格拉底的辩护能力完全有能力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时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壳的雅典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如果自己利用言论自由、获得多数人支持而获胜的话，这将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雅典现行民主制的胜利，这是一个阴谋，如若这一阴谋得逞的话将是对自己、对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灾难和悲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目中无人、口出狂言，毫无畏惧地声称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这一藐视法庭的傲慢态度将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这比将苏格拉底处死还要过瘾。然而视正义等德性胜过生命的苏格拉底怎么可能让民主派得偿所愿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并且他再次激怒陪审团，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审团宣布他有功于雅典，是公民英雄，后又提出缴纳为数只有1迈那的象征性罚款，令陪审团和在场公众哗然，苏格拉底决意赶走部分陪审团成员的犹豫不决和内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将陪审团手中的鸩酒抢过来送至唇边。（《克里托篇》）。
临刑前，学生、朋友们为他安排好了越狱逃离雅典的道路，被其断然拒绝。苏格拉底对劝逃的克里托阐述了他的公民道德思想：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几十年来在城邦的保护下成家立业、接受教育，过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说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城邦法律没有异议，既然对自己的审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自己必须接受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哪怕判决是非正义的。这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城邦，既然选择了、并接受了这个城邦法律的保护，公民就得履行公民维护城邦法律的义务。如果自己不服从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而逃亡国外，就会造成对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损害，城邦的基础就会因自己的贪生怕死而动摇。如果每一个被控告的公民视城邦法庭审判不公，然后设法逃亡国外，那么城邦法律就会名存实亡。（《克里托篇》）此其一。其二，即使城邦法律被恶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义对自己实行了不正义的审判和判决，而如果自己越狱逃亡，就是以非正义对付非正义，这种“复仇”行为将违背追求正义之士的行为准则，别人作恶决不应该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并且自己若越狱逃离雅典就是故意作恶、自甘堕落，较陪审团、庸众出于无知对自己的不正义更糟糕。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怨地等待服刑是作为城邦公民应有的、必然的道德选择，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提醒克里托，作为有道德理性的人，不应该只是追求活着，而应该活得好，那就是省察人生，追求“善生”。他说：“如果人非要在实行不正义与接受不正义两者之中做出一种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接受不正义而绝不实行不正义”（《高尔吉亚篇》）。他就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从容就死，以对生的无悔放弃履行作为雅典公民的道德责任，实现自己的“善生”理想。
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是悲剧，不在于死于一些伪民主人士和一些心胸狭隘的小人之手，而在于死于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正直善良平庸的雅典同胞之手，他们将经历过寡头政治灾难的雅典城邦及其民主政体视为自己的孩子，却不知这孩子已重病缠身，作为父母的雅典公民讳病忌医，对苏格拉底这一良医恩将仇报、痛下杀手。可以说，普通的雅典公民与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的苏格拉底在爱国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爱上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悲剧性的深刻原因。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性还在于，以他的智慧是明知难以唤醒被蒙蔽、沉溺于虚幻的民主假象中、浑然不觉民主危机的雅典人，但“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苦心劝人省察人生、潜心向善。然而处处标榜自己推崇民主、言论自由的雅典人实际上是以言论有罪的名义控告苏格拉底并处以极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和一大悲剧。
在苏格拉底之死一文中,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坦然面对死亡
苏格拉底“坦然”吗?你为什么说他“坦然”面对死亡?但我认为:当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是“心潮起伏的”，一点都不“坦然”，他只是在其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去喝下了毒酒而已。据说，苏格拉底临刑前说过这样的话“我感到快乐随着痛苦而来”，这句话表明:他的确有些纠结，而不是“坦然”。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思考。我们不是苏格拉底，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坦然”?还是“不坦然”?我们只能探究:他本来可以活，为什么却选择了死。苏格拉底生前曾向雅典法庭提出:雅典应该给他一笔养老金，而不是以死相逼。说明他想活下去。但被雅典政府拒绝。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严厉审视所有人类的行为和信念比苟活于世本身更重要。正如他受审判时所说的:“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所以他成为哲学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他的死只是进一步证实他的经历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实际上，苏格拉底从来都没有正面对“到底有没有死后的世界”这个问题做过结论!·在《苏格拉底的审判》(ApologiaSocratis)这本书里，苏格拉底这样说明自己的观点:“不管死后的世界是有是无，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死后的世界，死便是连一个噩梦也不会做的永远的安眠，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有死后的世界，死去的人都居住在那里的话，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许，这就是苏格拉底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原因。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祝好!
陈皓：《苏格拉底之死》图像与涵义
《中国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开发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国家A类学术期刊，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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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人类文化传统中存在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正是从古老的艺术品中——建筑、碑刻、神像、雕塑、壁画、金银器、钱币等——猜想、推论和解读古文明的密码和讯息。这些艺术图像与文字文献一样，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表达。以这些艺术图像为主体，通过借鉴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开创的艺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图像中的法律主题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思想，是“法律思想与艺术图像”专栏的初心。
雅克·路易·达维德的《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雅克·路易·达维德（1748-1825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
达维德画作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作，是法国画家达维德的作品，它创作于1787年。1787年，法国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制受到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冲击，摇摇欲坠。新古典主义美学，借用古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以回应这一时期思想和政治的变革，达维德正是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在达维德的画作主题中，苏格拉底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角，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 我们知道，画作主题并不是达维德选择的，而是法国议会的一名律师委托其绘制，然而，达维德为这一历史事件注入了新时代色彩的解读。
艺术史资料对达维德以及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一致评述是，这些创作的动因，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宣传某种道德。我们也可以比较达维德的一系列其他的画作确认这一点。他创作于1785年的《贺拉斯兄弟之誓》、于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数周后在沙龙展出的《侍从奉还布鲁图斯其子的尸体》、为纪念马拉创作的《马拉之死》，这些作品一致地表达了勇敢与牺牲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正是法国革命运动所倡导的道德思想。达维德本身也是革命派，他是国民议会的成员，并且在拿破仑执政后，成功地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
达维德画作《苏格拉底之死》，描述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的情节。黑色背景下，身穿白袍的苏格拉底坐在光亮处，身边围绕着他的弟子、朋友，多是悲伤的神色。苏格拉底面容平静，右手伸向装有毒药的杯子，左臂弯曲指向天空，意喻他为了单纯的、绝对的理念，可以平静的、从容的接受死亡。苏格拉底向上的手指仿佛点亮了黑暗、恐怖、冷峻的牢狱，在众人的悲伤中，临终的苏格拉底平静之中仿佛饱含着激情。
关于苏格拉底形象的解读，“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于柏拉图所讲述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所相信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就义当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在场，达维德的画作中却出现了柏拉图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苏格拉底床尾，低头沉思。达维德在柏拉图身下的石凳上签名，解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柏拉图。达维德把柏拉图画得和苏格拉底一样大，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比苏格拉底小约30岁，而且，让柏拉图穿上与苏格拉底同样的白色袍子。
这些构思，并不是达维德的误读，恰恰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并且深刻地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关系的理解和构思。达维德想要传达的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师承关系，同样的年纪和服饰，给予学生同他的老师一样的权威。除了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柏拉图其他24部对话集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我们已经难以分清，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讲述，到底是他的思想，还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留下了三句格言，“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以及图中所绘的，也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去践行的 “守法即正义”。将苏格拉底作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典范，好像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感性的层面，革命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为信念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需要细细分辨一下，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法律事件，苏格拉底的死，与革命者献身、牺牲是同样的意思吗？辨析这个问题，理解画作中苏格拉底的形象，需要我们回到历史。
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天，诗人迈雷托士、修辞学家赖垦、复辟民主政府中的政治家安匿托士控诉苏格拉底慢神和蛊惑青年。苏格拉底辩护自己没有，但陪审团仍以280票对220票，宣告年已70岁的苏格拉底有罪。审判官采用原告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是枉死的。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受审前，与宗教家游叙佛伦的一番谈话。游叙弗伦因家仆的意外死亡，控告他的父亲慢神，苏格拉底就向他讨教什么是敬神，什么是慢神。但游叙弗伦的回答却表明，他其实并不明了敬与慢的本质。雅典的宗教家尚且不明了敬神、慢神的本质，雅典普通民众却认定了苏格拉底慢神的罪名。
相反，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中，苏格拉底常常献祭，常常说是神明指教了他，说人是神预想的对象，人应当了解自己认识的局限，不要夸耀，因为最有智慧的当属神。苏格拉底说，他不曾是任何人的老师，不曾传授任何人知识，他只是像马虻粘在马上，刺激懒惰、迟钝、肥大的马，就像唤醒昏昏沉沉生活中的人，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神赋予自己的使命。
至于苏格拉底蛊惑青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罪名实际出于政治目的。公元前406年，雅典对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的海战指挥官予以审判，苏格拉底作为元老委员会成员，是唯一坚决反对不依法律而采用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审判的人。受他影响的朋友，有一些是反对民主政体的人，这些人参与了公元前404年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其中包括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但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参与三十僭主的任何政治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也在多处文献中（包括《会饮》、《斐德罗》），向世人说明，阿尔西比亚德的妄为与苏格拉底没有关系。
苏格拉底并没有犯罪，法律却判他有罪。行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已经为他打通关节，劝他逃走。苏格拉底却谢绝了，他拒绝逃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正义”的思考。苏格拉底说，他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未经雅典人释放，擅自逃脱是践踏和毁坏法律，是不正义；不可以以错换错，以恶报恶，他要言行一致，践行正义。
在就义的当天，苏格拉底与门徒最后的谈话，仍然围绕“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说，他相信有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只有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才能寻找单纯的、绝对的实质。如何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呢？当灵魂凭肉体观察的时候，就会带入变化无定的境界，迷失方向；而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因此，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得甩掉肉体，用灵魂观看。那么，我们要求的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苏格拉底因为守法而死，但却是为了求得正义。为了求得正义而“服从”哪怕是不正义的法律，苏格拉底的就义和革命者的就义（那种为实现正义而“颠覆”旧秩序的行为）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哲学王的献身与革命者的献身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对于什么是正义的思考，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存在于“主体”之中，有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是城邦内在的秩序，是由个体之间的优化组合构成的秩序。一个人的正义，也是人的内在秩序，即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就是个人的正义的状态。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具有对称性。个人的正义得益于理性的控制， 城邦的正义也是如此。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不会天然地认识自我，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因此，城邦正义的实现需要内在的某种控制力，正像个体灵魂中的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一样。柏拉图在这里引入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哲学王应当承担实现城邦整体正义的责任。
理想国的统治者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将城邦带向正义、善和理想。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哲学家通过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而且可以看到“可知的世界”；而普通人只能通过感官感知“可见的世界”。柏拉图所说的“可见的世界”就是洞穴之中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是洞穴之外的世界，哲学家就是从洞穴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在太阳下闯荡，逐渐获得了理念世界中的真理。
他本不必重回洞穴，但是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个保持纯真的初心、忘我执着的人。他回想起当初的穴居、那时候的智力水平、禁锢中的伙伴，于是凭着单纯的自我庆幸和为伙伴们的遗憾，仍然回到了洞穴。他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故事受到了嘲笑，被视为一个破坏现有秩序的怪人，被同伴杀掉。
如果说革命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那么洞穴哲学家的献身，同革命者一样，目的在于将旧秩序中受桎梏的人带出，进入新的、真实的、善的世界。
柏拉图在讲述那个重回洞穴、失败了、被杀掉的哲学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死去的老师苏格拉底。摆脱桎梏的哲学家本不必重回洞穴，他重回洞穴是为了拯救被囚禁的同伴。不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愿意承担这种的责任：“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良善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大部分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王的哲学家，需要某种为了整体而自我牺牲的责任。
洞穴版哲学王的统治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王统治的实现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学王的统治不是“管理”现实世界，而是带领成员们走出洞穴，超越现实， 去“观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会相信哲学家，服从他的带引。
同洞穴故事一样，我们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解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理解为“人治”。哲学王同样是一个比喻，是城邦的理性的化身。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囚徒走出洞穴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人人具备理性的世界。要人人具备理性，需要哲学王（理性）的教化和引领，因为他能够带来真实的认知和自由。在那个时候，当人人站在太阳下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的时候，就是哲学王统治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哲学王的统治，就是理性的统治。
在这个层面上看，苏格拉底的死具有革命的意义，具有宗教的救赎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将哲学家献身、苏格拉底之死的正义，理解为个体为群体牺牲的正义。城邦正义的实现，依赖于通过哲学王“唤醒”的个体正义的实现。如前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不是“关系”之中正义，而是主体内在的秩序；通过理性得出的是非判断，是对“事”的正义，而不是对“人”的正义。哲学家的献身，根本原因仍然出于哲学家自身，他为了践行“知识和信念”。
有人说，晚年的柏拉图因为叙拉古的政治失败，放弃了理想国、哲学王的构想，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将哲学王的统治现实化为法律的统治，从“人治”发展为“法治”。然而，通过我们对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正义学说的解读，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柏拉图学说的一致性，也看到了《理想国》中西方法治的萌芽。它不是如何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那些规范和原则，而是构成西方法治传统——相信存在高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有通过理性能够看见，它能够帮助人识别现实世界；强调人和国家的正义内在于主体自身，而不是关系之中；人对正义之事的执着，表现为那种从世俗桎梏中解放，进入理念中的世界，陷入的“巴库斯的沉醉”而忘我，是自我从旧秩序中走出，通过理念建立新秩序的“自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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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于是被投入监狱，等待雅典在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的活动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他辩解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对自己提出的处罚方案又近乎玩笑，仅希望罚款一百德拉克玛了事。他那不合情理的刑罚意见，和藐视法庭的态度，反而迫使本来同情他的部分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殊不知，当时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并不一样。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现代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苏格拉底是饮下毒酒而死。
1、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而死，终年70岁。
2、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信仰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
扩展资料：
1、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却与当局统治相向。1787年达维特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2、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雅典人抓住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成为傀儡政权首领这个把柄，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把他送上法庭。
3、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4、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_苏格拉底 百度百科_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有什么文化意义
苏格拉底以死来向人们说明守法的重要意义,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笑他执迷不悟,但是唯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苏格拉底以“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结束了自己的申辩.预期很平静,却充满自信和力量,充满了尊严,也让所有人震撼,去重新认识生与死的真正价值依据.也许正向他所说：“我很清楚,借助死亡来摆脱一切烦杂事务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是的,他可以远离贫穷、远离诽谤和责难、远离非理嫉妒和法官的纠缠以及所有对他不公的东西了,去他向往追求的极乐世界了,也许是“向无梦的睡眠一样的奇妙的境界了”,也许是“有真正法官管理着的法庭、有各种哲人和英雄,能够永生的世界了.”苏格拉底之死是苏格拉底留给现实世界的最后一个德行.